张晓唯：胡适梁启超初晤时间新说

　　梁启超和胡适，可谓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和舆论界的两位“骄子”，他们之间的交谊乃至在“墨学”等问题上的论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被视为“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新旧嬗变的某种象征。而关于两者初次晤面的时间，长时期以来被认定为1918年11月23日，地点即在天津梁氏“饮冰室”。不过，近期出现新的说法，将该时间延后至1920年春。倘该说成立，则相关的史事就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梁启超年长胡适近二十岁，清末梁氏处于“全盛期”，人们曾不无夸张的描述：当时“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梁漱溟语）。胡适“功成名就”后作《四十自述》坦承：“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最分明的两点，“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正是缘于梁启超的影响，才播撒下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令胡适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革命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胡适甚至认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国人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和世界大势，“皆梁氏之赐”！正因如此，1918年初冬，已任教于北京大学且因倡导白话文而名声鹊起的胡适，借赴津参加南开学校十四周年校庆之机，主动求见梁启超。

　　后人用“唯敬唯谨”来形容当时胡适欲见梁启超的心境，颇为准确。胡适首先托请曾任梁氏秘书的徐新六（字振飞）代为先容，随后修书于梁，内称：甚思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操心，故乞振飞先生代为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这封信，在梁启超作古后由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时被收入其中，并加按语谓：是时，“（梁）先生始识胡适之”。该年谱初稿公开印行后，海内外有关梁启超、胡适的传记、年谱等一系列专著均袭用二人初晤于1918年说，几成定论。尽管有的论著也承认：“他们见面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显然，梁、胡会面的直接材料尚付之阙如。

　　最近，有学者撰文对此“定论”提出了颠覆性论点（见《南开学报》今年第5期朱洪斌文），颇值得关注。该文提及胡适晚年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曾忆述：结识丁文江好象是在他随同梁任公赴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大概也在那个时期。”梁启超自欧洲返国乃是1920年3月间。胡适在此用了“好象”、“大概”之类不确定字眼，显然因时隔太久，无法确定。因此《胡适年谱长编》的作者胡颂平轻忽胡适的说法，而依旧信守《梁谱》收录信札的原说，错过了一个“纠错”的机会。该文作者查阅1918年11月23—25日的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确知：就在胡适约期拜访梁启超前夕，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电请梁启超入京商议参加巴黎和会事宜，梁随即覆电同意。梁启超乃当年力主对德断交宣战之人，希图通过此举“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似乎面临着大转机，更需“熟筹”一番，梁氏急务莫此为大。《益世报》和《大公报》的“车站纪事”显示：“梁启超乘23日午车进京。”而这恰恰与胡适约定拜访梁启超的时间相冲突。极有可能的事实是，梁、胡未能见面。

　　该文进一步举证近年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1920年3月21日赫然载曰：午后6时，“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宗孟，即林长民，乃林徽音之父，曾与梁启超一同出任段祺瑞等内阁的总长，系研究系要员。胡适与林亦是知交，称其为“我的老辈朋友”。此次在林宅“初见”梁启超，似乎证明“1918年梁、胡初晤”只是人们根据胡适信札所作的推断，并未成为事实。此时，梁启超刚刚以半官方身份旁听巴黎和会并考察战后欧洲归来，进京向大总统“述职”。翌日午间，梁启超和胡适又一同应邀出席欧美同学会的宴会，彼此接触渐趋频繁。同年5月上旬，胡适陪同他的老师杜威来津，顺道拜访梁启超于饮冰室，二人论学交谈，已呈现平等的态势。其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新诗《尝试集》正先后面世而风靡海内，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同。而梁启超自欧洲返国后，决计舍弃“迷梦般的政治”，回归学术，从事著述，这固然有政坛失意的原因，更与他受到北大开创的思想学术新风气的启迪相关联。他称誉胡适治汉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甚而他读罢《尝试集》，“欢喜赞叹得未曾有”，特专函向胡适祝贺。时代转换之际，新旧“骄子”得风气之先的角色易位，实在令后人叹为观止……

　　梁启超、胡适初晤时间新说的提出，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据，应是信实的，也再次印证了当年胡适提倡“于不疑处有疑”治学路径的可继承性。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丁文江、赵丰田编写《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基本完成后，曾由翁文灏主持油印若干部分别送梁氏亲友征求意见，胡适亦得到一部。据该年谱五十年代在台湾正式出版时胡适为之所撰序文称：他曾仔细读过梁谱的清抄本。以胡适一贯的精细和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风格，何以对梁谱内自己与谱主初晤时间的明显“误记”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是粗心疏漏抑或另有原由？这似乎是持“新说”者不应回避、亦并非无足轻重的一个“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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