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学衡在南雍

　　2004年10月16日上午，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大会在北园的大礼堂召开。不过，说是大礼堂，其实并不大。这个青砖黛瓦，颇具江南建筑特色的礼堂原来是金陵大学的礼拜堂，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建筑事务所（Perkins＆Fellows，Architects）设计，1918年即已建成，后来因岁月递增，叠加修建，其外观早已大变，直至2002年百年校庆前才按原图纸恢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南大读硕士时，因为礼堂大门的门厅是个四方形的水泥方框盒子，不仅显得其貌不扬，而且，还让人感到平庸无奇，等我重新回校读博士后，才发现这幢恢复原样的建筑原来是如此典雅，由明代城墙砖砌成的墙面厚重有力，充满历史的沧桑，而大门上方用黑筒瓦垒成的歇山顶气势沉雄，两侧类似耳房的门厅则造型别致，让人在传统之中，又感觉到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创设，而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有历久而弥新之感。

　　当然，这种还原校园建筑原貌的举动并非南大这所百年老校所独有。近年来，随着我国的一些建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年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陆续迎来百年之诞，这些学校的校庆活动也接踵而至，在各种轰轰烈烈的活动，如邀请著名校友返校以为母校添色，谋求中央领导题词或出席庆典以自高身价，吸引社会大额捐款以显耀于世等风风光光的活动背后，还有一些活动并不是那么引入注意，其中，修缮校园里的老建筑，还原其旧有风貌就是一种饶有兴味的行为，而有的学校借校庆之机，在重修校园里的老建筑之余，更进一步，还有意复建自己的早已消失的老校门，而且是49年前的老校门，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这些举动自当不无象征意味，内里显然还有更深的东西在。这一点，可从南大重新恢复中央大学时期由罗家伦校长亲拟的“诚朴雄伟”的校训就可看出，而十几年前我们在校时被当成校训的“严谨，求实，勤奋，创新”则被降格为学风，实际上，这几句口号式的东西几乎是当时所有的大学，甚至中学的校训。并且，南大还恢复了历史上最早的没有被简化或现代化的校歌，即创制于1916年前后的南高师时代，由首任校长江谦先生作词，时任图画音乐教员的李叔同先生谱曲的校歌，在“踵海西上”的“江东”，于“巍巍北极”之下的“金城之中”，重弹“千圣汇归兮，集成于孔”的老调。

　　南大在业已走过一百年历史之后，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又“老调重谈”，而且重弹的还是几十年以前，甚至是百年前的老调，似乎颇让人有落后或者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困惑，但这对熟悉南大的历史，或者中国高教史，尤其是熟悉49年以来新中国的高教历史的人来说，这种重弹的“老调”，在当下却有新意在焉。说白了，琵琶起舞虽换新声，所抒发却还总是关山离别之情，这一举动无非是对学校这五十多年来的一些发展感到不满，并试图恢复或者接续之前的传统，如重修已毁损或者已失去本来面目的建筑一般，恢复或重建自己已往的大学精神，并进而恢复和振兴已有的学术传统罢了。

　　那天上午的天气不错，秋日的阳光宛若初夏，显得明亮，清朗。我因为前一天晚上和同学聚会，起得稍微晚了一点，所以，等赶到礼堂时，仪式已经开始了。进了礼堂后，我只好站在最后一排，从前面坐得满满的校友席上望过去，只见时任系主任的莫砺锋老师刚刚走到礼堂前台。他首先介绍了中文系的历史，作为肇始于1902年设立的三江师范学堂的南高师1914年设立，1915年秋季即正式开始招收本专科生的系科，中文系在南大，可谓是历史最长的系科之一，即使在全国范围来说，其历史之悠久，也屈指可数。不过，历史之持久只能说明所走过的道路之漫长，而并不能说明其影响之深远，贡献之浩大。正如百岁老人中，有平和为世之徒，也有壮怀一生之士。而南大中文系显然属于后者。是故莫砺锋老师特地指出，南大中文系在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曾为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再加上又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重镇，随着左翼激进的学术思想渐占上风，所秉持的“东南学风”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并被打上“保守，落后”的烙印，其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在低谷徘徊，直到八十年代后，伴随着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开放，南大中文系方才逐渐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当然，若想完全恢复，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尽管莫砺锋老师并未从正面以直接的方式来概括南大中文系在学术上的特点，但这一描述还是让人从侧面了解了南大中文系的独特的风格，不过，这些话其实也并不用多说，因为不管是来参加这一庆典的北大中文系，复旦中文系，台大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代表，还是坐在台下的众多的系友，对此早已都了然于胸。

　　所以，莫砺锋老师在其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一字一顿地念出曾在中文系任教的前贤的名字，以示慎终追远时，场内气氛一片肃穆。因为南大中文系百年来的传统和风气，正是由这些学者所奠定和发扬，他们的名字是：

　　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矍安、柳诒徵、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方光焘、黄淬伯、罗根泽、朱东润、杨晦、洪诚、陈白尘、程千帆、陈瘦竹、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张月超、赵瑞蕻等。

　　看到这样一份名单，相信对中国近百年来文史方面的学术史稍有涉猎的人都明白，这样的阵容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一特定的时刻提到他们的名字，犹如让后人瞻仰凌烟阁上的画像，无疑其中既有对传统的体认，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不过，看到这些人名的时候，你会有个奇怪的感觉，若以现在的中文系的学科来论，这里面大部分人尤其是49年前的教师，大都是搞古代文学的。而据莫砺锋老师的统计，在这些曾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中，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居然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而长期以来执掌南大中文系各阶段主任之职的也基本上都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如王伯沆，陈中凡，汪东，汪辟疆，胡小石等，这自然不能不对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传统的建立产生影响。

　　固然，我们很容易由此得出结论，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南大中文系形成了今天的风格，但若要理解其中的款曲，还必须把南大中文系的发展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背景下，即莫砺锋老师所提到的“东南学风”的场域中来看待，才能真正知悉其由来。

　　严格说来，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的源头应从南高师时期创设的国文部谈起，而这一阶段的国文部有两个人不得不谈，这就是时任主任的王伯沆与柳诒徵。王以讲“四书”和杜诗知名，柳主讲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史，自1915年到1924年间执教南高师及改制的东南大学时期，所树桃李众多，尽皆成为文，史，哲，地等学界一时之选，如缪风林，张其昀，景昌极等，可谓影响巨大。此两人的治学领域和路径对国文部的学术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他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所遵循的范式。

　　不过，若论从根本上建构起日后南大中文系乃至学校的传统的，还是1919年春国文部改为综合性的文史地部，以及随着1920年10月南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亦改为国文系后的几年，所形成的结构影响更为深远。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围绕着《学衡》杂志所形成的“学衡派”。1922年1月，在东南大学的实际负责人刘伯明的支持下，由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发起，吴宓具体编辑的《学衡》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所积聚的同仁中，梅吴二人，还有时在东南大学执教的汤用彤，楼光来等都是哈佛的留学生，当然，他们中大多数为提倡人文主义的白璧德的门徒。这一点以及他们创立《学衡》的目的，即与提倡实验主义的杜威的门徒胡适和他所在的北大相抗衡的目的，以反击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还有另一点为很多论者所有意无意忽视的是，在《学衡》的同仁中，还有不少人是柳诒徵这样的原本就是南高师旧人的治中国传统学问的本土学者，且不说他在《学衡》上发表文章的数量首屈一指，《学衡》的发刊词就是他写的。柳的门生，南高师毕业生张其昀曾言，“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是南高师可以自负的地方。而仅从人员知识背景和来源构成这个方面来看，就可知吴宓所撰写的《学衡》所倡扬的办刊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所言不虚。

　　而有趣的是，由柳本人所命名的“东南学风”，在提到《学衡》的同仁时，也不忘言及梅光迪，吴宓等留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说，“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彰，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缪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见沈卫威著，《学衡派谱系》，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这里先不谈那些反对者是否“不敢置喙”，但可看出，在柳氏看来，这“东南学风”的构成中，是有留学生一份功劳的。

　　当然，言及“东南学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科学精神的融会，科学精神即惟真是求，不为时风所移，亦不为媚俗之语。仍用张其昀的话来说，就是“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成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南高的精神科学的成分极重，他们不囿己见，不狃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荒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空气与真挚的精神。”（见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同样，《学衡》“文苑”栏主持，亦为留美学生的生物系主任胡先肃（马肃，后同），他在南高师二十周年纪念餐会上以《朴学的精神》的演讲中，也特地提到了这一点：

　　夫南雍之精神，不仅在提创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俊彦，亦一时称盛。言国学则首推王伯沅先生之于文，柳翼谋先生之于史。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实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有大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见《薪火九秩》，第10页）。

　　胡先肃此言，本意在标举南高及《学衡》在当时的文化上的贡献，但他敏锐地把科学的精神作为一个前提，这当然与他本人是科学家的身份有关，但也与当时《学衡》同仁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即日后被柳诒徵所“东南学风”不无关系。事实上，《学衡》的同仁中，除了他这位植物学家外，还有亦为哈佛博士的竺可桢这样的地质学和气象学家。

　　而近年来着力从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南大历史的沈卫威教授则明确指出，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南大的学术精神基本上由两股力量所支持，“一是中国科学社大本营里的现代科学家积聚所释放出的科学精神。二是张之洞，陈三立，缪荃孙，李瑞清，江谦在南京兴学后文科学者文史哲兼通的人文精神。”（见《学衡派谱系》，第287页）

　　正是这三种因素，形成了所谓的“东南学风”。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约略地将其概括为，在科学的精神下，对传统文化予以新的阐释与坚持，以激活其生命力，以提供文化的依托，备现实的运用，而不以摧毁重建传统为旨归。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从此以后，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与北大的激进革命相颉顽，东大就成了“守旧”和“保守”的代名词。

　　或许，以“他者”胡适的眼光来看南大当时的学风更为准确。1928年5月21日，胡适在已由东南大学再改为中央大学之名的南雍旧地做客时，即以中正的态度谈到了这段历史，“想中央大学在九年前为南高，当时我在北大服务，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见《学衡派谱系》，第171页）胡适说这番话时，当年激烈的新旧之争已趋于平和，就是胡适本人，对旧文化或旧文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而昔日的南高也非一味泥古，在原有传统中也有新的学术的创造，这可能是胡适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互为对手的双方的优劣及特点，俾使双方能够相互补足，对中国的文化做出扎实的贡献。

　　其实，早在1923年1月9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就已抒发了这样的见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边的诸位同学，从不对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是旧的好，守旧又何足病诟？”（见《学衡派谱系》，第297页）

　　“守旧”何尝不是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呢？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守旧”有时更需要勇气。特别是处在近百年的激烈变化中的中国，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一切以新为尚，以变为尊，“守旧”，“保守”几同于倒退及反动，一些先进人士无不欲除之而后快，更不要说公开打出这一旗号，并且为之努力和奋斗了。所以，如果说，在“五四”时期，“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是可用在北大身上，而在此之后，这句话就要用在保持“东南学风”的南大身上了。

　　当然，“守旧”和“保守”，虽然对文化的守成，传统的延续，以及对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衡量与批评有很大作用和贡献，但正如激进容易导致空疏和虚无一样，它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就南大中文系而言，因为在师资上延聘的多是喜写旧体诗词的国学名家，课程设置上偏向传统文史之学，无新文学和外国文学，故南大中文系在这一时期所培养的作家和诗人与同期的北大，清华相比，可谓少之又少。尽管一些学者一直放言，中文系或者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可若除去“文革”这样学院与文化均荒疏的时代，近百年来的事实却是恰好相反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北大，清华，尤其是后者不仅有新文学的作家任教，还有相关的课程的设置，方使一大批新文学的作家出其苑囿。南大中央大学时期的校长罗家伦在《中央大学之使命》一文中曾直言中大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见《薪火九秩》，第19页）。这其中自然包括文学的创造，可结果在今人看来却并不怎么尽如人意，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

　　对于这一点，就连南大自己人也有检讨，曾数度出任国文系主任或文科学长的胡小石先生曾做检讨，说自己愿以《红楼梦》中焦大身份说话，讲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模拟，所以，“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者造就幕僚而已”。这个检讨是胡小石在五十年代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尽管有言不由衷的地方，但也还是表露了他的一点真实的思想。而事后回忆这一幕的陈中凡先生，他同样曾长期出任过国文系主任，也坦承了南大中文系的这一特点，“中大这种风气是沿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的，我也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哪能完全由他负责呢？”（见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学史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陈中凡先生作此剖心之言是在1962年4月，气氛和胡小石检讨自己时相比，也说不上佳。不过，他也还是觉得南大中文系历史上长期以来“只提倡股诗文的模拟”的风气，在创造方面是有欠缺的。

　　可话又说回来，每个大学自有其不同的传统，而每个大学的中文系也自有其风格，如果强求一律，又有什么价值呢？

　　的确如此，南大中文系培养的人更多的是以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及学术为己任的。这在49年后传承了以往教学体制的台湾和香港的大学的中文系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治中国文学的教师有不少都是南大中文系各个时期毕业的系友，而南大中文系传统的教育体制的影响则更大，在这些大学的中文系里，从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培养，都和过去如出一辙。这大概是胡陈两位老先生在检讨南大中文系的历史时所料而不及的。

　　但这一切究竟是功是过，即使今天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49年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南大中文系和别的学校的中文系除了规模上的差异外，在课程设置上，学术传统的传承上，实际上已无更多的差异。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到我写这篇文章之时，系庆也已成了四年前的往事，而南大中文系也已在去年，即2007年的春夏之交改为文学院。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的驱动使然，可也与大学内部的管理及其资源划拨方式不无关系，已走过九十年历史的中文系就此划上句号。但就像以往一样，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南大中文系，或者中文学科依然在不断向前拓展，而其所走过的历史却总是让人欲说还休。

　　因为国内各高校的中文系虽可车载斗量，有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可真正在教育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可资谈论的却并不多。而南大中文系的历史显然是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之一。如今虽有片断探讨，但具体的展开还需要时日。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现在，各个有点历史的大学都在借校庆之际追怀往事，但追慕先烈英怀，目的不能是为了彼此炫耀自己的祖上有多阔，而是应以其检讨今天才有意义。即以北大中文系而论，在外人看来，与南大同处此现代商业社会之中，早已无复当年勇猛之气，而南大中文系同样也不再如昔日之雄朴，这对互为他者的学校，都已不再是以往的模样。虽然，双方也偶尔还当对方是对手，但所纠缠的不过是博士点的多少，重点学科的轻重之类的东西，而非思想上的分野与学术主张上的差异，对于这两所都曾有过光荣历史的大学和曾有过独立思想的系科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事。

　　南大哲学系的张一兵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谈到，岁月代变，风气转移，南大早已不复当年之雄，之伟，但诚朴依然在，且积淀愈深，既如此，如大江之雄，钟山之伟，亦复可期乎？

　　2008-7-12于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

　　2008-9-26再改于五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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