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主体意识、国情意识、经验本位与农村研究

　　近日，细细读毕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有几个关键词一再的浮现于我的眼前，不禁让我静思其中的深刻蕴义。这几个关键词就是主体意识、国情意识、经验本位。为何贺教授一直强调这几个关键词呢？不妨我们先畅游于他的书海中。

　　贺教授一书《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开始发问的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思考，试图以对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揭示农村内部结构的复杂层面，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在农村政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二部分是从内部视角探讨农民的行动逻辑，试图从村民和村庄的角度解释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现象。第三部分是对农村研究一些方法的思考，包括尤为强调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调研方法的感悟、调研文本的采用，由此进一步探讨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密切关联。第四部分是由自2001年来由作者执笔表述的华中农村研究者的一些共识与策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书呈现给大家不仅仅是乡村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其更加可贵和让人深思之处在于作者的“悟”，在于“反思”。自90年代来，中国农村研究可谓蓬勃发展，从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到研究成果在量上都可谓提升惊人，而在质上却参差不齐，没有与量相匹配的速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无疑就在于研究者对自己的所在研究缺乏有意无意的反思。

　　贺教授指出，当前国内学界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约略有三，一是缺乏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二是缺乏对经验研究的足够强调。正因为前面两点的缺乏，与第三点中国农村研究缺少对话和学术积累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联。[①]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强调农村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呢？为什么要强调经验研究呢？

　　从强调农村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国情意识开看，第一， 必须明确农村研究的“体”，即目标。贺雪峰教授在本书的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一文中指出，“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是要服务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尤其服从于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并因此提出改进农村政策的建议和意见。” “体”是 “用”的灵魂，乡村治理研究的有了这个“体”也就为乡村治理获得了地气。具体说来，因为“乡村治理研究将现代化过程中，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和这项研究对于中国9亿农民的生活，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了研究展开的意义。乡村治理研究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有了地气，也就有了体。[②]”简要回顾中国乡土研究的历史，无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等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图在内外忧患的环境下，通过自己的思索，找到中国农村衰弱的原因，提出拯救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国的办法，并通过实验加以推广；
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代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开展的社区研究，一样力图真正理解中国、拯救中国，并期待开拓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老一辈学者从开始就在树立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只是遗憾在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引进后，在强势话语下，很多人却丢弃了这个传统。因此，从乡村治理研究扩展至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宏观目标上来说都具有理解和解释中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品性。这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的特殊缘起，就是为了回应西方入侵所造的亡国灭种危机，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③]”而不是如无头苍蝇乱撞没有方向，或者把乡村研究仅仅作为一种知识积累，或者是一种“智力游戏”、“文字游戏”，或者其意仅在对话的“在中国做‘海外汉学研究’”[④]，而是有着自己的国情意识和主位意识。

　　第二，在明确了农村研究的“体”之后，那么就必须建立农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把国情意识作为农村研究的前置和探讨的前提，即要意识到中国5000年文明、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意识到9亿农民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在必须适应中国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让多数人有活路，从而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国学者绝不应该充当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不问国情的教条主义者，必须警惕大词，警惕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真正从中国9亿农民的生存处境来反省当前被引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来重建中国社会科学。[⑤]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前提中，明白了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全国发展非均衡格局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后，接着作者提出了重建国情意识的三个步曲：1、系统反思当前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及其建立于其中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研究成果，检讨当前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时间的意识形态前提；
2、如何进一步理解当前9亿农民不同的生存处境及生活样式，理解当前仍然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文化生活和环境方面十分不同的农村状况。3、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验，以乡村建设实验的成果来加深对前两步研究成果的清理和理解。[⑥]

　　第三，乡村研究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就可以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建立在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的乡村研究就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就可以开放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就可以从田野调查中，从理论反思中获取学术灵感，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其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基础。[⑦]而“如果没有体就不会有用，其研究就会被其他研究所俘虏。有了体就可以有用，而不必做‘义和团’。[⑧]”正是如此，作者及其所在学术团体（华中乡土学派）长期以来以政策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理解政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理解政策实践的后果及其逻辑，从而可以从理论上理解政策实践，理解中国社会，以为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种研究正是在试图探索为中国研究自己的社会科学提供一个可能的进路和方案。

　　第四，当前就中国农村研究缺乏主体意识与国情意识的原因，作者概括了三方面：“一是西方社会科学不是被当作启示与方法，而是被当作教条和目标。中国学界误以为有一个超地方的一般社会科学存在。二是在对中国整体的问题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在缺少质的把握的情况下，过快进入定量研究，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及搜集资料的方法，屏蔽了可能的问题意识。三是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技术化，以及其背后的专业化。专业化是现代学术得以进行的前提，但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没有学术研究如何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问题意识，及没有对中国当前国情的深刻理解，技术性的研究很快就会失去方向。[⑩]”此外，“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体意识缺乏，还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目标不清、信心不足、水平不高有关，还与客观上存在西方社会科学是以一般理论的形式被包装，而中国社会科学被当作低一层次的特殊性知识来对待的学术体制有关系。[11]”这里无疑促发我们更多对社会科学的思考，我们在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是否看到了其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是否也只不过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同时，也让我们警醒学科专业化下的局限和对知识层次划分的学术体制的局限？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缘起、特征和目的。

　　由上，我们不得进一步不直面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和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当前多数的中国研究者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中国经验然后用中国的经验来验证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路径能否真正实现为理解、解释中国以及为现代化服务？能否真正回应时代的焦虑？

　　黄宗智先生认为，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是一个悖论社会，从悖论出发，认识中国，应该走“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道路”，也就是要求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12]也就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的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研究径路，详细来说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到中国的实践再到理论的方法。从研究路径而言，这确是一种方法，也无可厚非，尤其是如果原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实践的背景基本相似时，可以作为一种验证性方法来达到修正原理论的目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研究路线中。理论来自西方，又回归于西方，实践只是被西方理论的框架和问题意识所切割的片段，虽然看起来是中国的实践，事实却与中国实践的逻辑无关。其后果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发达，就越是无法触及中国正在展开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自何处、将往何方，又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当下的处境，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践。[13]”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简单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来与中国的实践结合再产生的理论只是畸形的产物，犹如马和驴交配只能产生骡子，而不能产生马也产生不了驴。中国经验研究的本身真正涵义也就被抽空了。作者强调经验，倡导经验本位的乡村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及以下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的。

　　首先，“西方理论或者说任何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真理，而且更是一种方法、一个框架、一副视野。用一种理论去看待经验时，经验本身就理论所屏蔽，实践的逻辑就已被用真理形式组织起来的理论所分割。”[14]也就是说，理论具有分析的作用，同时也是一幅“有色眼镜”，为实践的内容挂上了色彩，重构了实践内容。“这个时候，要还原实践本身，就不仅需要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及之间的对话，而且更需要有对实践及经验本身的尊重，需要有些时候将理论与经验倒置，让经验站在比理论更重要的位置。[15]”否则，只可能让经验被理论严重的切割，从而屏蔽了实践本身的逻辑。

　　其次，在中国做研究，“中国经验本身也是问题，起码在当前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中国经验大都不是被现代（往往来自西方）规则所规训好的经验，且经验在中国的不同部分差异很大。[16]”因此，必须更加凸显中国经验本身的内涵，通过积累足够的经验来建构适宜于中国的实践的理论体系。当然，作为研究者，谁也无法做到完全摆脱自身积累的西方理论知识和所受的学科训练对自己视野的屏蔽，但至少在进行对中国经验研究的时候，能如曹锦清教授所言，“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悬置’起来，即调查者本人在进入经验时则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的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17]”

　　再次，鉴于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张力，作者及其所在的“华中乡土学派”提倡并实践以中国经验为本位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展开讨论的前提。“作为本体的中国经验，其含义有三：一是中国农村经验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的，理论要解释经验，当理论不符合经验，不能解释经验时，不能说经验错了，而应反思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二是经验具有实践的特性，是在具体时空中展开的，是有时间要求的，时间不会等待理论的慢慢琢磨。三是理论的好坏，一定要置于经验与实践之中，离开具体的经验与实践，就无所谓好的理论与坏的理论。[18]”倡导经验本为的农村研究，也映证了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话，“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惟有生活之树常青。”

　　其实，农村研究“强调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就必须强调经验，要强调中国的大地。[19]” 两者相辅相成，因为“一旦缺乏主体意识，则中国农村研究本身的成长就不构成目标，中国农村研究就成为丰富和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工具。而一旦缺少对经验的强调，农村研究就会缺乏共同针对的对象，就会成为众多自说自话的理论偏见的汇集。[20]”

　　写到这，我的思绪仍在翻腾，如若先前是“主体意识”、“国情意识、“经验本位”几个关键词的不时浮现，那么现在似乎就由乡村研究谈起，进而展现出一幅如何从乡间小道通向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大道的图景：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的社会科学在回应时代的焦虑，我们有自己的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
我们借用各种理论方法作为一种参照，但牢记以经验本位进行农村研究，在实践和经验的浸淫中，理解所面对的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象背后产生的机制与逻辑，再从理论上理解农村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以为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自己的解释体系，并最终真正具备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服务于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品性。对于读者而言，显然，这已然不仅仅是一部农村研究的著作，也更是当前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本反思录与启示录。本文援引了很多书中的论述，却不免有很多挂漏，远不及读者能自己认真细品一下原著的深意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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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贺雪峰 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第7页. 以下引用该书，仅注页数。

　　[②]第20页.

　　[③]第20页.

　　[④]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 社会，2007.年第2期

　　[⑤]第357-366页.

　　[⑥]第367-370页.

　　[⑦]第10页.

　　[⑧]第22页.

　　[⑨]第10页.

　　[⑩]第7页.

　　[11]2008.第8页.

　　[12]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3]第279页.

　　[14]第281页.

　　[15]第281页.

　　[16]第282页.

　　[17]曹锦清 著.黄河边的中国.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3页

　　[18]第284页.

　　[19]第11页.

　　[20]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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