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六十年：走自己的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是六十年的主题。历史总是连续的变化与变化的连续，在改革前/改革后的当代史叙述模式已经确立起来的情况下，充分尊重改革前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贯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因此而忽视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对于近三十年的改革，我们也要注意区分前后期的差异。这里，我想围绕“走自己的路”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的追求来简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有关改革前后的联系与差异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不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尖锐对立，而且与苏联社会主义也有深刻歧异。现代中国首先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抛弃西方资本主义，然后“以俄为师”，选择社会主义。我们所接受和实践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拒绝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和承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无情摒弃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观念、制度、方法和程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确实与西方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原则是一致的——“走自己的道路”，但两种“走自己的道路”在意义和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党属于列宁主义党，毛泽东基本上一个苏式革命家。但毛与苏联的关系是复杂的、变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是在“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中确立的。50年代初依照建立了党/国集权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后毛批评“照抄苏联”、探索中国道路，这些探索在理论上是初步的、不完善的，有些行为的后果还比苏联更糟。比如迷信战争经验、依靠阶级斗争、一再发动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等等，不但使中国经济失去了市场调节，也使计划缺少综合平衡与理性计算。当这些实验失败之后，毛泽东“还是想搬斯大林”，60年代初阅读并宣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推动中国经济回到计划体制上来。“文革”“批修”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且强化了党/国集权体制。因此，尽管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与个人性格均非“计划”所能范围，但笼统地说毛对苏式计划体制的“创造性破坏”却并不准确，而且这些“破坏”也不一定要加引号。还是邓小平说得准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不都是因为照搬苏联模式。“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问题。”

　　其次，改革前后的变与不变的实质是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意义上的“走自己的道路”，就其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走出苏联模式而言，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继续和完成；
就其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其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而言，则是对毛泽东的超越。改革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言，但又不只是苏联，而且也包括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而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列举了人口多等特点后，接着说：“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在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把学习西方基本限定在科技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德国，榜样取自苏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经过长期的暴力革命和政治洗礼，经过无数优秀的头脑的传播、移植和改造，终于强有力地嵌入中国社会，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在苏东回归西方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最大国情和特色。变革的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涵，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仍然与改革前大体一致。在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在改变其政治策略和斗争方式的同时并未放弃其革命理念和内部制度，那么改革也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与国际接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可以接受的东西，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改革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脱胎而不换骨。中国社会主义在苏共垮台之后依然巍然挺立，创造出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互为支持的景观。

　　二是改革的阶段性差异。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并非铁板一块、前后完全贯通。80年代改革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否定。通过有节制地清算“文革”和“晚年错误”，政治环境逐步宽松，一大批“囚徒”和“贱民”获得公民身份；
通过联产承包等农村改革，长期贫困的农村开始出现亮色。“甜蜜的事业”、“希望的田野”抒发着一个新时代的期盼。80年代改革的具有纯真的理想主义，一些怀抱社会主义幸福理想的老革命家，甚至有一种愧疚感，觉得共和国的建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较大提高，因此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尤其通过一些具有青春风格的领导人而体现出来。有关改革的分歧和争论，不是发生在上下之间或官民之间，而是发生在舆论所说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有人还总结出“逢双反左”“逢单反右”的节律。这种上下一体的和谐感因80年代末的事件而幻灭，由此而来的第二轮改革在转入市场主义的同时基本不触动原有的权力结构，凡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的资源配置，迄今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9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是各级政府，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文化资本高度融合并趋于垄断，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享受改革成果的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广大农村人口和与城市平民则承担了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在极端的意义上，正如秦晖所说的：“同样依托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从学术思想领域的“新左派”到文艺舞台上的“格瓦拉”，从不断弥漫着的仇富心理到频繁增加的群众上访，都反映出普通公民对改革的冷淡甚至恐惧。

　　三是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严重后果。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其不好的一面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忽略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诉求对象普通公民。当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只剩下政治权力结构、而其平等公正原则严重缺失时，对毛式社会主义的深情缅怀和当代诠释也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但以此为旗帜的革命同时含有“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并落实为党/国权力的强力扩张，长期以来中国所实行的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不但缺少福利保障，而且公民的各种“社会组织”也高度党/国化，政治权力成为组织和调控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唯一轴心，社会主义被功利性地理解为“国家化”。由于这种国家权力如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公私生活，既乏“社会”的平衡，也缺公民的有效监督，客观上成了反社会的“列维坦”，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比如当代中国的市场体制的形成就依赖于国家权力体制，形成了市场依赖反市场的国家权力、国家也部分依赖市场解决自身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局而，联手抗拒着“社会”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构思的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对立的另一个“西方”，而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灾难、在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西方”。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跨越“卡夫丁峡谷”只是历史的例外。在民族革命的和世界战争的时代，中国革命因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获得政治前提，但革命的条件不等于建设的条件，中国社会主义要真正具有马克思赋予的理想性质，就必须完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以健康的心态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获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回到“普遍历史”。两个“西方”既已不再，“另搞一套”不再可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把中国纳入全球文明发展的过程。这当中仍然有不平等，有霸权主义，但解决的方式肯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生死搏斗。

　　认真回顾六十年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深化就是扩展，也就是把改革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推动中国转向政治民主。事实上，当代经济改革的前提就是政治路线的改变。现在，经济改革取得了成效，进一步发展进步需要政治改革。任何拖延改革的借口都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都背离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2007年11月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开放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的发言稿，原载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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