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

　　我讲的题目是《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我想把这个题目的有关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第一，3年前，即1997年，是王国维诞生120周年。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纪念活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香港也开了相关的会议。大前年，即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而陈寅恪家族的命运，是和戊戌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年，即1999年，又是陈寅恪先生逝世30周年。去年，就是2000年，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死难100周年。因为这样一些情况，所以王国维、陈寅恪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广泛的注意。

　　第二，这几年，对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其实还有吴宓和钱钟书)，学术界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出版的书籍也不在少数。陈寅恪的名字被频繁引用，因此有人说，已经有了一个“陈寅恪热”。虽然这一说法我个人不一定赞成，但确实在近一个时期以来，王国维和陈寅恪成了学术界瞩目的焦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国内，研究王国维、陈寅恪小有气候，我想也许同我个人有一点关系。因为近10年来，我一直在作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比较多；
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也注重这个题目的开拓。可以说，我尽了一点推动之力(不敢说有推动之功)。因此其中的成败、得失、冷暖、苦甘，本人微有所知。

　　第四，这几年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是重视的。而研究现代学术，研究20世纪的学术，总离不开王国维和陈寅恪。由于地下资料发掘得越来越多，学术界、主要是古史研究界，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因而对本世纪初的疑古学派多所置疑。大家知道，在20世纪初，在五四前后，当时的学术界有势力很大的疑古学派，主要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也得到胡适之先生的支持。他们以为古代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讨，觉得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这个学派被称做疑古学派。当然顾颉刚是受了晚清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具体说是受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多讲。

　　然而，随着近百年来地下发掘物的大规模的增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大家又觉得疑古学派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了。而当时就对疑古学派持批评态度的王国维，他的研究方法则显得非常扎实，他对古史、古器物、古代社会制度的研究考证，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所以近来学术界又开始不赞成疑古学派，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这也就是对王国维的研究何以也成为热门的原因。

　　第五，我听说有人把对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同“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我也有一点关系。但实际上我更喜欢“新传统主义”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看，我一会可以慢慢讲来。这是关于背景方面的几点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讲一下。

　　下面我分五个部分讲这个题目，也只能讲一个大致的轮廓、讲一些主要观点。余下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再作讨论。

　　一、我个人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学术

　　我所讲的中国现代学术，是指清末民初以来，大约是从1895年左右。当时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国势弱到了极点，因而从上到下，响起了变革现状的呼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使自己强大起来，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所以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一时的时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我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取得成绩的时期。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中国是人文大国、学术大国，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自周秦时期迄于晚清，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是一个国家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但直到清朝结束以前的社会，一般称作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学术，我们可以叫作传统学术。现代学术有与传统学术不同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学术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有所认定，倾向于把学术本身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
二是学者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不愿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
三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与方法。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规模开展起来，因此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看待和解释中国的古典。如果这样来介定中国现代学术的内涵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话，我想它的发端应该是在晚清，也就是在1895年前后。第一批代表人物应该是严复等，特别是王国维，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那么这些年，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为什么格外重视现代学术了呢?主要是因为20世纪结束了，新的世纪

　　--21世纪来了，我们处在一个世纪转换时期。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容易引发我们的回忆与联想。上一个世纪转换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思想界也曾有过许多讨论。当时的风气是重新检讨和看待东西方文化。大家知道，当时像梁漱溟先生，写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这样的书，有过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方文化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1914至1918年那个时候，觉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危机，而东方的问题也很多。总之世纪转换，最容易引起学术界反思。这次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换，人们自然重新检讨上一个世纪的学术思想，这是近年我们特别重视中国现代学术的时代契机的原因。

　　还有一点是，在20世纪，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时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术上的大师巨子，他们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人物，是人类的精英、时代的俊杰。他们的学术创造，标志着我国学术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线索：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就是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又称清代汉学或朴学，即梁启超所说的盛清学术。而晚清又开始有新学。晚清新学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过渡期。中国学术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是一个高峰期。但乾嘉时期的学术，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师。

　　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我认为是乾嘉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学术思想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像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张君劢、张东荪等一大批学术人物，甚至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学术人物志》选了100家，还觉得多有遗漏)。用“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字概括他们，一点也不错。而且他们在个人学识的积累和知识建构方面，我的看法，可以说他们既是承前启后又是空前绝后的。

　　讲承前启后，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样的学者，他们总是对以往的历史状况和思想资源有所承继，对后来有所启发，肯定是承前启后的。但是，为什么我又说他们是空前绝后呢?我说“空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晚清以来的这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他们已经受了西方学术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很多人都有留学外国的的经历，因此他们在治学方法上，与传统学者，比如清儒和宋儒，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宋儒和清儒则没有这个历史的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说他们是空前的，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他们相比，没有他们那样的接受西方的条件。

　　那么讲“绝后”，又怎么讲呢?是不是太绝对了?我是说，这些人不仅有比较好的西方学术思想的根底，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他们的累积也是相当之厚的。他们这些人大都有比较好的家学渊源，常常从五六岁开始，至少从七八岁开始，就系统接触中国经典，到十几岁的时候，四书、五经，甚至十三经、前四史，就已经很熟悉了。不少经典，他们都能背诵。这样的传统学问的根底，我想像我们这一代固然无法望其项背，就是后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我们不可能从小就那样的读经典、背诵经典。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他们是绝后的，也许大家不会反对。当然未来的学术有自己的方向，并不一定需要像前辈学者那样去背四书、五经，正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

　　我们今天提起这些人物，还由于我们今天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思想界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晚清学人、五四先贤，他们大都比我们很早就提出过了。甚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有一点悲观，因为他们很早就提出东西方文化问题，我想他们没有解决，那现在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我也不认为已经解决了--直到如今不是还在讨论、争论吗?

　　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些人物、关心中国现代学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曾经有过对他们的不公平。比如王国维，过去我们很容易认为他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后来他又自杀了，这是个思想很保守顽固的人，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不够公正。现在大家重新探讨，才觉得王国维的学问了不起，而所谓自杀这些问题也得重新看待。还有对胡适，50年代初期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连带把他批判了一通，批得他翻不过身来。就是对钱穆，我想钱先生其实是真正后期的国学大师，但是后来他去了台湾，由于海峡两岸的隔膜，对他的学术评价有一个时期也不很公正。这类例子很多，是20世纪绝大部分学人的经历。所以当此世纪转换之际，我们有重新检讨反思评价这些学术人物的任务，大家来关注中国现代学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时期有一个思潮，就是大规模的介绍西方的学说、思想、著作，包括翻译文学作品。许多人他们从小留学国外，掌握了外文，然后就把国外的思想介绍过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译述了他们的很多著作，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也是王国维于1903年翻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是王国维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枕戈记》，发表在当时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有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译《威克菲克牧师传》)，也是王国维介到中国来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杂志，成了发表他的翻译作品的园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1904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尝试。他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以前的《红楼梦》研究，要么是“评点”，要么是索隐本事。《红楼梦评论》问世以后，哲学的美学的小说研究开始了，所以这篇论著开了红学小说批评的先河，成了红学研究的经典。具体说，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因此比较注重解脱的哲学。他解释过程的成败得失是另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完全正确的。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论性》，作于1904年；
另一篇是《释理》，也是1904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上；
还有一篇叫《原命》，作于1906年。这三篇主要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三)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新知完美结合。因为中国的20世纪学术，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西学问的结合。这方面，王国维作出了典范。可以讲，他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在西学方面了解的颇多，而在传统的学问方面更有坚实的基础。这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四)还有一点能说明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学术独立。所以我要着重地说，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特别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他明确提出，学术本身应该作为目的，也就是要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学术有另外的目的。他甚至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我说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术独立，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学术是不独立的，政教合一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现代学术开始以后，学术界、学人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

　　(五)最后一点，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他在给张之洞的信里(1906年写的)，题目叫《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针对学部大臣张之洞的一个主张提出批评。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是极重要的人物，他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的改革，为此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主学部期间，对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哲学一科。王国维针对这一点提出尖锐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然后分为五科，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都设置哲学课程。他在信中列出一长表，详列各科应该讲授的课程，分类非常详细。所以，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分类，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还说过：“现代的世界，分类的世界也。”看出他对学术的演变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学术敏感。大家知道，传统的学术分类，大类项是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
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则是把传统的四部之学分解为世界公认的不同学科。胡适曾经提过整理国故的思想，而整理国故的一项内容，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也就是实施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重分类、重专家之学，是现代学术的特点。王国维这方面的论述，大家可以翻读他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面的很多文章，都讲得很详细。

　　以上是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作的贡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得比较概括。

　　三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他所选择的最后归宿

　　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跳水自杀了，死的时候才51岁。他生在1877年，死的时候是1927年，才51岁，正值他的学术盛年。王国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跳水自杀了，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近一百年来，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要死，到现在也不能说是解决了，仍然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我这里不是专门研究他的死因，没法很明确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结论。但我想指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我想讲讲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的矛盾。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10个方面。这个别人没有这样讲过，是我自己的发明。

　　1.个人和家庭的矛盾。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有点文化修养，作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其父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了许多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誊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是海宁人，明代文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4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说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2.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晚清的风气，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17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22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3.神和肉体的矛盾。王国维小的时候，身体很弱，精神非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父亲王乃誊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好的设计，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慧很发达的人。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4.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甚至构成他的一个死因，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
应试，屡考不中；
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22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到《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作书记，就是从事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事，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学习日文的东方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看后大为赞赏，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他诸多事情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从日本回来后，罗振玉凡是要举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特殊关系，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用钱来支持他。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感一种压力。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5.“知力”与“情感”的矛盾。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所以他能写诗，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学术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证殷周古史。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他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
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深挚，知力发达，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个矛盾。

　　6.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黑格尔，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是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意思呢?哲学中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或者如美学中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体验。

　　7.新学与旧学的矛盾。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如我刚才所说，他曾经将这些学问向中国的学术界做了大量的介绍。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的，是比较赞成清朝原来的体制的，因此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也带着王国维，一起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的特点是藏书多，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十年。王国维1916年先回国，住到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东京。

　　就是在东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钻研学问的资料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面往深里走，就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对于个人也是一种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所以成为后来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时候，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掉，说这是罗振玉造的谣。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不断变化的。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的，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与历史，喜欢历史以后几乎完全抛开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所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不是对文学存有偏见，而是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追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酌饮”，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寻觅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东京以后烧书，这个事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新学和旧学是有矛盾的。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这种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

　　8.学术和政治的矛盾。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国家制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没有很大关系。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里面去了。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政府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大家一定看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你看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多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全部都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什么的。那段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才把他赶出宫。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但他愿意尽到自己职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然不包括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国外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王国维在日本的影响大，但也是在学术界。因此要谈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得慢慢来。文化的影响跟国家的强盛很有关系，国力强盛了，影响自然就大。如果将来中国强盛得不得了，成为第一强盛大国，文化的影响就大了。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精神，不仅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在，可以启迪未来，这是针对我国思想界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非常缺乏来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自觉认知，不仅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意义，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性格的改造也是重要的。你希望把王陈的精神留给未来，我很赞同，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觉得它有现在和将来的价值。

　　庚问：您觉得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有谁具有王国维和陈寅恪这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举出一些具体人吗?

　　答：我想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影响很大，但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好用他们来要求另外的人。每位学者都有其所长，可能在思想力度上、在精神境界上与陈寅恪有区别，但是有他们的学术贡献，像陈坦、范文澜等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陈寅恪早年非常称赞陈垣，说他是钱大昕以后的第一人。钱大昕是清代了不起的史学家，可见陈寅恪对陈垣的评价之高。各有其长，互不能代替，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追求，不好比因此你让我说出还有谁都像陈寅恪这么独立，这是很难的问题。

　　辛问：您能讲一讲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吗?我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只做自己的事，不大关心社会，这是不是不正常的状况?

　　答：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想知识分子的定义，西方跟我想的不一样。现在我们有一点文化就叫知识分子，中学生也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研究生也是知识分子。其实不一定。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点：第一点，你是占有人类文化遗产比较多的人；
第二点，你在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中放入了自己的一份，第三点，他们讲的--我只是表述，还应该永远不要向也许只有半真理性的政治妥协。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定义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在一个领域里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就是讲占有的文化遗产比别人要多。又放入了自己的一部分，这不就有自己的贡献了吗?还应该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对社会发言。做到这三点，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比较完善了。现在对社会发言的人大约比较少，不过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形。所以人家给我取个绰号叫“民国前”，那么对民国以后的事自然不那么熟悉。

　　壬问：能不能把您的电子信箱告诉我们，我们想和您建立联系。

　　答：我落后得很。我倒是可以发信，但不经常看，用得不熟练。那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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