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没有通过另一个检验。没人能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源上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在美国的住房政策上，就存在巨大的资源误配。

　　为那些无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新建的住房，最终因为几百万个家庭被迫离开，而被废弃和空置。即使那些谨慎借贷并维护其房子的模范公民，现在也发现市场将他们房子的价值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固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一些美国人享受了拥有房子并居住在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大房子里的快乐（或许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和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万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而且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于减速的泥沼。人们对此的预测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低迷时期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深远。

　　市场也没有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当然，这两个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一定意义上，这正说明了问题：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

　　乔治·W·布什政府公开为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服务的程度比以前的政府更为赤裸裸。或许，布什政府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在说辞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要比罗纳德·里根政府小。在里根所有的自由贸易说辞中，他随意地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臭名昭著的对汽车“自愿”出口限制。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们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业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不出所料，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并最终酿成最近的粮食危机。然而提出这个错误建议的人不必担心要去购买失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承担，特别是穷人。如果测量准确，历史将见证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

　　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

　　全球的愤怒情绪是很容易察觉到的。毫不奇怪，投机商人是这些愤怒发泄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们辩称：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我们只是进行“价格发现”——换句话说，发现供应存在短缺。

　　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答案。正是由于投机商人的炒作，价格上涨预期促使几千万农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把谷物储存一些待以后再卖掉，这样可以挣更多一点钱。小小的谷粒在全球几千万农民的合力下拉高了市场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有人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但与此同时，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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