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红：爷爷活着时是我们的敌人

　　我小时候没有肉吃，六岁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大块肉的滋味，那时候人人都在喊吃不饱，不仅没有肉吃，还整天吃不饱饭，能吃上地瓜干或是胡萝卜就很幸福了。当时父母亲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在配给制下生活还算有保障，只是一家老小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加上我和姐姐弟弟，也是嘴巴不少。曾经有一段时间姐姐被送到乡下老家的姑奶奶家去住过，也算是省掉一份口粮，但是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姐姐呆了没多长时间又给送了回来，听说乡下饿死的人比城里的人还多。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幼儿园放学后，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外婆来接我，突然冒出来了个自称爷爷的老人要接我回家，他瘦瘦的个子，皮肤黑黑的，穿的衣服也是黑黑的，说不清是脏兮兮还是黑乎乎。我六岁前从没吃过大块肉，也从没见过爷爷，当然不认识这个枯瘦的陌生男人，要不是看见外婆在不远处的街拐角处向我招手，我肯定就会赖在幼儿园不走了。

　　奇怪的是当这个自称是爷爷的陌生人拉着我的小手走在大街上时，我觉得他的手很温暖。爷爷拉着我的手走到外婆身边，外婆说她要买点菜，让我和爷爷在后面跟着。黄昏前的菜市不如早晨的菜市热闹，稀稀拉拉的菜摊子上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胡萝卜，那时候我天天吃胡萝卜早就吃腻了，一看见胡萝卜就想吐。

　　爷爷带着我走过一个卖棉花糖的挑担，我突然就走不动了，我捋着肚子说，饿，我饿。做棉花糖的挑夫正在起劲地吆喝引诱过路的孩子，爷爷枯瘦的手抖抖豁豁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黑灯芯绒布缝制的钱包，从里面摸索出一个两分钱的硬币，他把钱递给挑贩时的眼神既苦涩又喜乐。好蓬松的一大坨棉花糖哟，我伸出小舌头小心翼翼地左舔一口右舔一口，那棉花糖化在嘴里的感觉如丝如蜜。

　　回到家里，外婆就忙着做饭，我很奇怪外公外婆看见爷爷好象一点都不热情，爷爷怎么说也算是客人，平时外婆总是对我们姐弟说客人来了要客气一点，但他们为什么爱理不理爷爷呢。爷爷一个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发呆，也好象挺有心事的。我不到六岁弟弟更小，我们能和爷爷说什么呢，只知道在房间里窜来窜去，你抓我一把我挠你一下地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偶尔停下来的时候也会发现外公和外婆讲话时竟象做贼似地生怕爷爷听见。外婆在对外公说，晚饭只有胡萝卜，连肉丝都没有，一点油水都没有，这晚饭该怎么做呢，外婆叹了一口气，况且晚上又多出了一张嘴。

　　吃晚饭时分，我们姐弟也早巳饿得玩不动了，无精打彩地坐在饭桌边等着父母亲下班回家，父母走进家门才意味着可以开饭。那天晚上父母亲走进家门时脸色都不好看，我哪里懂得看脸色，傻乎乎乐颠颠地跑到父亲身边大喊“爸爸，爸爸，爷爷来了！”

　　“住口！”父亲看着爷爷时的脸色铁青，只听他的嗓门比平时高出许多，“记住，他不是你们的爷爷，他是我们的敌人！”我长期没有肉吃都没倒下去，但听到父亲说这句话时我是晕乎得快要倒下去了，敌人这个名词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新鲜，我在幼儿园里就听说了，敌人就是坏蛋，坏蛋就是敌人，难道爷爷是敌人是坏蛋？为什么从前没听父母亲说过，难道爷爷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我越想越离奇，但再看看父亲，所有的问题都吓回去了，只迸出两个字来，“我饿！”

　　“吃饭！”父亲大叫一声，全家人闷着脑袋，盯着饭碗，没有人声，只有物语，红色的煮胡萝卜，白色黄色混搭的玉米地瓜干饭，也不知是如何扒进嘴巴里去的，呼鲁呼鲁来不及细嚼慢咽就被消灭光了。我擦擦嘴巴，扭过头去看坐在一旁的敌人爷爷，他的面前放着一小碗饭和几块胡萝卜，那是外婆悄不作声地放在他面前的，但他碰都没碰一下，他像庙里的泥塑菩萨一样，僵在那儿一动不动。

　　房间里沉默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候的房间不多，让你无处可逃，父亲径自吃完晚饭，对谁都没说一句话，也不和爷爷说话，最后是爷爷走到父亲跟前说：“我也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想不出其它的办法才来找你帮帮忙的，看来我又错了，我给你添麻烦了。”说完他就低着头缓缓地走出了家门，消失在夜色之中。父亲也没去追爷爷，他双手捧着脑袋，泥雕木塑般一动不动地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爷爷，而父亲那次见到爷爷也是永别。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后来会发生什么，只有无情的岁月成了见证。父亲是共产党，爷爷是国民党，我们小时候用以解闷并且可以反反复复看的那几部电影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打来打去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父亲的海外关系太多太复杂，爷爷的兄弟、兄弟的儿子，有些是跟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到台湾，又从台湾到了美国的，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耳闻不绝，美国是什么呀，美国是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还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美国从帝国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从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变成了友好国家变成了许多人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台湾也不用解放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但父亲从来就不愿提爷爷的事情。直到我快移居悉尼之前，爷爷也总算获得了正式平反，结论是虽然他是国民党但并没有欠人民一滴血债。爷爷是个高级文官，精通财务，他曾利用职务之便暗中资助过上海书店以及共产党的地下党。爷爷这辈子肯定是犯过错误的，方向错误、立场错误、观点错误、言行错误，但他也做过好事，只是从来没对家人外人说过，也许就是说出来也无人相信。

　　父亲是爷爷唯一的儿子，他上小学时爷爷就在国民党的财务部门里做高级会计，家境不错，所以父亲可以上私塾读中学，就在父亲快中学毕业时，奶奶得了忧郁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变得越来越消瘦虚弱，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原来爷爷在外面有了一个小他十几岁的二房姨太。一气之下，父亲把对奶奶的爱变成了对爷爷的恨，那年他不到十五岁，不等中学毕业就参加新四军、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去了，父亲发誓和爷爷划清界线，老死不相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文化部门任职。我看到爷爷那年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席卷整个中国到处都在闹饥荒的时候，爷爷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求他儿子接济一下的，因为那时候只有在政府部门里工作的人生活才有一点保障。可是爷爷远道而来的那天晚上，父亲压根儿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一来他们多年未有沟通隔核仍在，奶奶死后父亲一直不肯宽恕爷爷，在中国，千百年来也没有长辈向小辈认错陪不是的理，爷爷来求父亲的时候又不肯说一声对不起。二来共产党坐了天下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爷爷的国民党身份像一口巨大的黑锅，谁要是沾上了它，跳进黄河长江里也洗不清。

　　当年共产党的百万雄师解放南京时爷爷没有跟着国民党的大部队逃到台湾去而是留在了老家，可能因为他的姨太生下一个儿子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也可能因为他所能依靠的亲人都在老家。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家固然是亲切，可是接二连三的运动一个比一个剧烈。每一次运动爷爷都要被揪出来成为别人撒气的靶子，就因为他的历史上有过一段不可饶恕的经历，爷爷是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揪斗殴打达到极致，没有人为他求情说话，也没有人为他高抬贵手，他就这样被活活殴打折磨至死。

　　而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父亲并不知道，因为他早就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早就已经和国民党爷爷划清了界线断了往来，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他自己也并未因为和爷爷划清了界线就躲过一劫，也终日在挨批斗受审查之中倍受煎熬自身难保。父亲这辈子吃了许多苦头和有这个国民党爷爷是分不开的，甚至我们姐弟的人生前途也受到影响，可以参军却参不了军、能够进大学却偏比别人难、在入党做官盛行之时就算表现积极想入党也加不进党的队伍，都是因为有这个国民党爷爷，福焉祸焉，荒唐岁月发生的荒唐事恐怕谁也无法说得清。

　　爷爷活着时是我们的敌人，死后多年才得以平反重新成为我们的亲人。爷爷的晚年受尽苦难，天天吃饱饭时常有肉吃都是做梦都不敢的奢想，爷爷离开这个人世时一定是遍体鳞伤，身体的疼痛达到极限也许会让人感觉麻痹，但心灵的疼痛无法癒合会让人难以瞑目。爷爷挨过多少冷眼，爷爷挨过多少皮鞭，爷爷忍受过多少屈辱，都经岁月的尘洗淡逝了，但我却永远记得童年的某个深秋和爷爷的一面之交，爷爷曾用他忍饥受饿省下来的两分钱为我买了一捧棉花糖，给我的饥饿岁月抹上了几丝甜蜜，而我却一直没能谢谢爷爷。

　　2006年清明时节记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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