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政治现代化和危机应对

　　摘要：中国现代化又走到了一个关口，经济快速发展、收入迅速提高会带来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段危机应对尤为重要。树立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打造和谐社会，彰显了新政府的与时俱进，表达了国民的真正需求。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中国的政治需要现代化，建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推崇仆人式领导文化，加大官员决策犯错的成本，是重要的关节点。

　　序言

　　中国现代化正面临一个关口，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会引起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走向市民社会的中国人，将不满足于原先的物质需求，公共服务需求、精神需求越来越多。我们的政府领导挺英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是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然而，连接中央和民众的中间部分，也就是我们的体制，尤其是人事制度、考核制度改革滞后，使得我们在应对转型社会、高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危机和越来越强的民生需求时，应对低效乃至失误。化解之道，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突出信息透明，崇尚仆人式领导，而这将促使中国走入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一、危机应急机制缺失表明服务型政府任重道远

　　我们称之为灾难的东西，许多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灾难，而是管理危机：灾难没管理好，就成了危机。以这次南方暴雪为例。我有一个朋友，打算从北京开车去深圳，1月23日走到湖南，顺道去看了一下岳阳楼，结果就堵在那儿直到1月29日，整整6天。与此同时，他听新闻广播，发现没有一个是在报道堵塞消息的，那都在报道什么？都在报道湖南的“两会”。显然，雪灾在起初阶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丧失了及早应对暴雪灾难的良机。同时，各地各自为政，上游为了收高速公路费，把车放下来，而下游呢，由于下了雪，怕出事，就把高速公路给关闭了。南方这次大雪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灾害，一个原因就是把高速公路关闭了，几万辆车躺在路上，由于没有汽车在路上跑，导致积雪没有办法及时化解，形成冰冻。电的问题也是这样，暴雪来了以后，很多人害怕出电的问题，就把电给关了。类似危机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包括经济危机，由于反应不快，反应不够迅速，致使宏观调控滞后于经济的变化，丧失了良机，最后导致经济由快速增长转向了通货紧缩，使经济好几年都处于低迷状态。

　　从表现来看，危机应对不力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危机应急机制，因为政府部门互不通气、各自为政，其实质在于我们的政府还是以GDP增长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服务为导向的，因此对于民生缺乏敏感。

　　二、中国面临现代化的一个关口

　　中国正面临现代化的一个关口。人均收入过了1000美元，尤其现在过了2000美元之后，今后每隔四五年，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翻番，也就是10年后我们的人均收入可能会到8000美元，而这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制度的变革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国际经验，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表明，人均收入6000美元，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强烈的新闻自由的呼求，就要开放报禁；
人均收入1.2万美元，就要开放多党合作。也就是说，收入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政治结构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整体上面临一个改革的危机时期。邓小平当年为什么要改革，他说了一句话，因为周边的国家已经起来了，他们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了中国大陆，如果我们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同理，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着第二次被包围，因为周边的国家，不仅完成了经济改革，还完成了政治和社会变革，相比之下，中国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起，其他改革还比较滞后。现在就连越南的选举制度都进行了很大的变革，实行差额选举，印度也走到前头去了，俄罗斯和东欧在政改之后的经济也大幅度增长。在这样的包围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容易引发各种各样公共危机的时期，而许多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又容易进一步地加快、加深这种危机。如何应对？

　　我们的政府领导还是挺英明的，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于是提出了不仅要建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高度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新一届政府更是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就政府而言，就是从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历史值得借鉴。30年前，我们的政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进步。今天，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当然这个进步远远还没有完成。我们看到，上层进行得比较好，上层已经认识到要做这件事了，底下也就是老百姓也形成了需求的势头，但中间不够。这就好像一个人，脑袋有这个要求了，腿也有这个要求了，就是中间的脖子还没变，也就是关键的考核机制没变，人事制度没有变：只要还是以经济增长来考核，它就不会把服务放在优先重视上，就不大会关注民生的问题。因为我们官员的权力来源是组织，他只要把组织搞定就成了，他的权力的直接来源不是民众，所以他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以灾害应急为例，在西方国家，哪里有灾害，领导就出现在哪里，报道也总是报道与灾难有关的事情。而我们就是处在灾害的时候，也总是在报道领导开个什么会做个什么报告的。其实，这时候老百姓最关心的是灾害，是政府出了什么措施。如果我们的干部激励机制、压力机制突出关注民生，干部在灾害中会怎样表现？

　　出路在哪里？通过政府的转型，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建立起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使得官员对民众的诉求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起一个监督机制，加大官员决策失误的成本。一些官员为什么容易决策失误？就是因为他犯错是没有成本的。中国的官员听说有因腐败下台的，有因搞女人下台的，但很少听说是因为决策失误而下台的。

　　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前面所提到的：收入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这里的核心在于，这种转变会给一些事情的处理带来压力。过去，同样的事情，你这样处理，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在仍按老办法做，可能就变成一场危机。比如某某记者报道某件事情，县委书记就派人跑到北京来抓人，这在过去也许很正常，但现在就酿成了当地政府的大祸，当地县委书记被上级要求辞职。相反的例子也有，就是假羚羊照片事件，各方反应非常快，大庆那个报社的总编辞职了，社会就很满意。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处理危机的方法，就产生不同的效果，大庆就很好地化解了一场公共危机。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最好出事的时候，就实事求是地来处理。怎么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机制、体制上，建立起一个实事求是的制度，其理念就是公共服务导向。

　　三、政治现代化的途径

　　政治的现代化，不只是自由。自由只是解决一个投票机制，投票机制如果没有信息，大家仍然不能投票，所以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首先是要把信息变得透明。

　　我们还记得当年大兴安岭发生的森林火灾危机，当地的一些领导指挥消防车去保护他们自家的院子，其他房子全烧了，就是他们家的房子没事。这是权力赤裸裸的用公共资源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扩大了灾难的危机。这里头的根本原因就是少了一个压力机制，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现在的网络反应很快，近几年重大的公共事件，都是由网络率先反应。网络开始表达民众的诉求，让中央政府听到了真实的信息，然后及时处理，从非典到孙志刚事件，都是这样。当然，网络仅仅是一种民意表达的机制，作为主流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应该强化。

　　政治现代化中，追求仆人式的领导，值得推崇。我曾经讲到，中国需要提倡博爱精神，所谓博爱就是要爱别人。博爱在政治体制中，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做仆人式的领导。中国古往今来，不乏伟大的领导，像毛泽东，李世民，但都是传统的权力型、魅力型领袖，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人，有忠君的，忠于皇帝的，比如岳飞；
也有爱民的，如海瑞，但中国历史上缺少仆人式的领导。但在西方基督教概念中，领导就是仆人，在《圣经》里就讲到耶稣给民徒洗脚的故事：他们在外边传道，风尘仆仆，到了一个地方，耶稣边给民徒洗脚边告诉他们，我怎样服侍你们，将来你们也要怎么服侍别人。你们中间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仆人。这就是现代西方公仆的来源。至少在这点上，值得中国借鉴。

　　结语

　　总之，我认为，缓解中国的危机，有几个关键：第一是加快改革，扩大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使得更多的危机信息更快地浮出水面，以便政府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
第二，加快体制的转型，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及时地启动政治变革，使得政府官员有更大的压力，去回应民众的诉求，去及时地处理危机；
第三，高度关注经济的泡沫，通过灵活的、有效的调控和管理，避免泡沫给经济造成大起大落的危机，而这将是中国未来宏观调控中一个最主要的危险；
第四，要尽快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即使泡沫崩溃之后，也能够避免大的灾难；
第五，要更快地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改善收入分配，平和社会矛盾；
第六，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让改革走在民众诉求的前头，不让民众的期望变成失望，消除危机于隐患之中；
第七，建立重大灾害的应急机制；
第八，转变文化，从传统的统治型的领导，转变成现代的仆人式领导，提升领导力。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据张润东采访录音编辑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来源：《绿叶》2008年第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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