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导师赵俪生

　　“魅力导师”

　　在1978年我成为研究生时，兰州大学历史系老教授赵俪生先生在“狭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他的嫡传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那“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时传为名言），但是当时我们世界史方向的4个研究生都选过他的课，因此从“广义”上我也可以算作赵先生的学生。

　　赵先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在我们还没有进校时就已有耳闻。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文革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被“贬谪”西北就任兰大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的评价是，“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当时历史系只有赵先生一人可以开出从“原始社会”到 “鸦片战争”的“大通史”。诸如此类的“段子”在同学们中间早就传开了，于是为得以见“真神”，跟我有同样想法同学都选了赵先生的课。所以每次先生上课都要提前去占座位，否则堂堂爆棚的教室是进不去的。赵先生风度极佳，洒脱俊朗，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个头，年轻的时候准是一“美男子”，而老年时的满头银发更透着风采，尤其是上课时的“台风”真是没得说，干净的白衬衣系在银灰色西装裤里面既简洁明快又十分郑重，也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十分出镜”，而且讲课时声如洪钟，山东味的普通话幽默诙谐，生僻的古文献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最重要的是内容“抓”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的知识都相当贫乏，无非也就读过范文澜、郭沫若几个人各自主编的几部“中国通史”，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过是死记硬背了一些不能有机组合的“碎片”而已。唯独赵先生上课不同，他讲的事件是以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立体和可感觉的东西，而且不拿什么讲义，似乎一切都烂熟在心。听着先生纵横几千年的演讲，逻辑关系紧密、史论结合、环环相扣，听到入神处经常忘了记笔记，常常是一节课没感觉就听到了下课铃声。先生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课下来整个背部都被汗湿透了，你会感到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子总会闪过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说，“听了赵先生的课我会爱上赵先生、爱上中国史的。”我们私下里都称先生为“最有魅力的导师”，我认为这是我这一辈子听过的最精彩的课。

　　“五绝”教授

　　后来我们总结了赵先生上课有“五绝”：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这几大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驰骋史域如入无人之境。

　　先说“板书”，赵先生上课时的板书量很大，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献、历史地理地形图、甚至有些人物肖像，讲到写到，常常是话音刚落粉笔头落地，几乎是同时完成，又快又好，有图有画有重点，每一黑板都是一件艺术品，先生的书法在史学界是颇有名气的，找他求字的不在少数。试想我们一堂课要看几黑板的 “书法作品”那是什么样的享受。这也就是我们这头一届有此眼福。以后先开始是他那“七只九斤黄”中一人上去替先生擦黑板，后来就改为先生在前面站着讲，几大弟子轮流上去板书。这可是个很考验人的硬功夫，凡内容涉及到的需要板书的必须跟着先生的思维走，功底好的师兄把能替赵先生板书作为一种荣耀，这种课煞是好看，先生讲得精彩，弟子板书如行云流水，有点像将军指挥作战参谋布沙盘一样。而赵先生上课旁征博引，又常常没有讲义，中国史上的名词生僻的字又多，有些助教都未必跟得上。记得有一次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先生在前面闭着眼睛讲得完全进入了角色，却感到下面有不停的骚动，回头一看，负责板书的助教写了错别字，擦了写又错再擦了写还不对，最后还是一“嫡系弟子”赶快跳上去救了场。

　　二绝是征引文献，凡是在历史系上过史料学和古文献课的人都知道，古文献可以称作“中文里的外文”，它的断句、诵读、解释里面学问大老鼻子了，在我们这些学世界史的学生看来甚至比外语还难，我实在惊讶先生何以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大珠小珠落玉盘，不打半点喀巴。后来从先生那里得知，他的真功夫一是得自于“家学渊源”，其父当过秀才的赵老先生自他幼年就为他编写《集腋成裘》，要求达到倒背如流。二是得自于在清华大学读外语系期间听了闻一多先生开的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和杨树达先生的《训诂学》，从此踏上文献学的门径。三是在当“右派”期间在资料室整理卡片时的学养积累。有此三得，多少文献早已烂熟于心，所以脱口而出并不是什么难事。现在想来老辈们“童子功”我等望尘莫及，在“快餐文化”流行的当下以后怕也少有这样的大师了。

　　三绝是外语，我是从外语系“弃农经商”考入历史系的，外语系里外语好的人有的是，按理说不该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是在历史系就不同了，即使搞世界史的老师，多年不用外语，在文革刚结束的当时也没有和外界的交流，口语好的人实在是不多。全校研究生的英语教学还徘徊在《许国璋英语》第二册，大家几乎都是哑巴英语，而一个中国史的老先生，不但时常有英文板书，而且动辄就来几句标准的很绅士的伦敦英语，不像现在的“海龟”为了显摆成心地汉语夹着英语说，赵先生常是恰到好处提示一下，在70年代末这可真是领了风气之先，叫我们大开眼界。其实我也知道先生在清华读的就是英语，还有译著发表，这点随口的标注不过是小菜一碟，先生在课堂上还提到受雷海宗先生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雷海宗。当时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搞中国史外语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学世界史的。

　　四绝是理论，我选先生的两门课分别是《中国古代史讲座》和《土地制度史》，尤其是后一门课激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没有读过高中，初中的三年全是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中渡过的，后来虽然自学了世界史也读过一些马恩列宁的书，但父亲的“修正主义”帽子，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约束，纵然心里有很多为什么也不敢有自己的思考，比起同龄人也就是多记住了一些词句和事件。先生一直是左翼人士，又是民国时期那一代的马列主义新史学家，那时的马列主义还绝对是“新学”而绝不是“官学”，可以说是富有活力的。5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主要开辟的五个领域：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问题，赵先生被公认是其中两朵（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的创始人。学术含量的最大创建在于建立体系上的史学范式，当时的史学仍然没有脱掉阶级分析的框架，但是不死板、不背教条、不畏惧权威，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史学界最高权威的观点经赵先生一剖析也会发现漏同百出，而且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并且对和马列这些“老祖宗”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都有比较，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卢森堡等等各自的观点，使我感觉自己的视野一下就有了一个飞跃。这门课最大的特点是“问题意识”非常突出。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使人总在“为什么”里遨游，调动你高度紧张的思考，然后从逻辑关系上一层层的推开，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了把原来的“死知识点”贯通整体的意识，甚至有了与先生不同的看法，这让我非常兴奋，有了争论的冲动。因为我在我们这一届研究生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没有自信敢与师兄们论理，但又心有不甘，以至于室友说我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在跟人辩论。可以说是赵先生的这种传道授业方式把我领入史学领域的，后来我搞俄国农村公社就是受赵先生讲“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谈到俄国公社的启发。

　　五绝是博而通。先生上课大气磅礴，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形象生动地浪漫描述相辅相成，纵向的中国几千年，横向的世界中世纪、近现代全部在于胸中，背景越大所讲得那段历史反而越清晰，我记得讲“井田制”的时候就涉及到了罗马的军事隶农、西欧的马尔克、采邑、俄国的村社。这种“大历史”的高屋建瓴有一种大师对历史的驾驭感，“进得去，出得来”，全然不像一般中学的历史课，扣着课本贴着每堂课的那一段叙述，没有长时段的历史感，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孤零零如同嚼蜡般地讲“原因”、“意义”、“过程”，这种把整个世界历史都融会于心中的比较方法后来一直成为我治史的追求。先生的涉猎领域博大精深，文学、哲学、史学、民族学、经学样样精通，用他自己的话说，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生的另一特点是很有当代意识，那些古代难懂的制度安排和官名在他的课堂上全部都替换成了语言诙谐幽默，妙语连珠的现代对应关系，现在买得很火的李亚平写的《帝国政界往事》、吴思写的《潜规则》里常见的比喻法，赵先生70年代末的讲课时候就不断在使用，只不过先生的文章还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写作。据先生说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从解析几何训练过程中得出的“万斯通”办法，希望学生成为“通才”而不是“匠人”，虽大但绝不空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题目越做越小，小题目越做越大。”20多年过去了，不但我们早已带了研究生、我们的学生也都带了研究生，林林总总下来的徒子徒孙队伍怕有百十号人了，当博导、当大学校长、学科带头人、教授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在专业领域早就是“一方诸侯”，有的能言善辩、有的板书写的行云流水、有的史料倒背如流、但时就上课“综合指数”和“讲台风度”上没有一人能达到赵先生的水平，用先生常用的打分标准比喻，先生可以达80分，我辈中最好的也就是60分上下吧。

　　率真个性

　　先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人处事的圆滑和环境的钳制，率真和透明的近乎于孩子，绝对具有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因为他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都会站出来抱打不平，性急之处撸起袖子干仗都时有发生。他最见不得以权势压人的“学霸”、“学阀”，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建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物质暴力”和“心理暴力”的双重控制下（别尔加耶夫语）语言、思维、考虑问题的方式早已被“四S哲学” （Submit顺从、Sustain承受、Survive幸存、Succumb屈服）改造得可以，往往自己不自觉地自我约束。先生却是一个很少的例外，当年他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大，后来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看不惯郭沫若和于立群对待副院长吴佑、陶孟和的颐指气使，屡发牢骚而得到 “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又离开科学院，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左的赵先生又因发表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被打成“右派”，从山东大学被发配到兰州。但是多年以来先生“不接受教训”，一直保持着想说就说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鲜明的个性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说，他比年轻时候狡猾了许多，文章的风格也表现为胆怯，凡事想说又不敢说，又不甘心于不说，文风就表现得曲折了。

　　先生的率真还表现在从来就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挫折，对自己的经历既谈过五关斩六将也提走麦城，对别人的批评、对学术观点的争论都毫无掩饰，他在不断的更新自我中对自己过去的评价都十分犀利。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学联骨干，曾与姚依林、郑天翔、王瑶四人发起“抬棺游行”，抗战爆发后他与北平一批革命学生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装，担任营教导员。建国后一般人说起这种经历都会津津乐道以为荣耀，如果在其中栽了跟斗则会引以为憾乃至引以为耻，但赵先生谈起当年事只是作为有趣的经历，一副平常心，无所隐讳也并不夸耀。说起在中条山打游击，他坦言自己很胆小，枪一响吓得腿肚子发抖，不是沙场建功的料。到了延安又回到西安，则是因为先天具有“自由主义性格”，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纪律，在延安呆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先生至今保持左派思想，并不认为当年投身革命是错了，但也决不遗憾自己重归学林是不对。“投笔从戎乃血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人”。他评论自己“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这些年来， “受客观与主观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学园地的一朵寒葩”。先生作为老左派，在国民党时期作为反对派并不奇怪，而在“左派”得势时他更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女儿惨死，自己“失业”，九死一生，几乎魂断夹边沟。到了改革时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谓否极泰来，达于事业的高峰，可是他照样愤世嫉俗，痛恨时弊，可谓永远的批判者。不能说他的批判都是对的，但这种批判精神，在我们这个除了“奉旨批判”几无异端之容的国度，实在难能可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学宗马列为求真，岂料违时竟渎神，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快人快语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刻。其一是当时全校闻名的“研究生答辩风波”。1978年先生复出后带的第一届研究生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基础课、选修课讲授辅导全由先生一人包揽，一幅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的架势，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为倾注了全部心血，赵先生对膝下的“七只九斤黄”，十足地像“护犊子”的农村老太太，看着他们眉里眼里都是笑，对他们的进步和特长更是充满了鼓励赞赏，先生的口才好，语言又形象，直率的夸奖却引来了一些教师心中的不快和妒嫉。

　　我们第一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最大的重头戏，基本上从一进校开始大家就着手毕业论文的准备，到论文答辩时个个都拿出了如同专著一般的长篇大作。但是听说那一年有一个规定，硕士授予率只能达到毕业研究生人数的60%，也就是说甭管论文多么优秀还是有一批会被无情地挡在门外。这项规定成了那些憋足了劲要找赵先生“九斤黄”好看的教师手中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恰好这次担任中国史研究生答辩主席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著名学者（田昌五——维一注），我们都知道赵先生在“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上与这位先生有分歧。对赵先生请这样一位学术见解与自己相左的人来主持答辩，在佩服先生的坦荡胸襟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当已经有了默契，既然能请他来，先生一辈之间的学术论争应当不会殃及学生。但没想到心无芥蒂的赵先生根本没有与这位客人做什么沟通，而本系参加答辩委员会的某些教师却极力迎合这位客人的学术偏好，并顺着这些偏好给那几位师兄设计“绊子”。就在中国史师兄们信心十足准备答辩的同时，准备着实“卡”这几位赵门弟子一把的教师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资料室就看见参加答辩的某教师手捧着师兄的论文逐一核对史料寻找纰漏。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论文答辩是个什么阵势，答辩的时候挤满了各级的研究生和七七级本科生，以至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听众，上场的师兄刚开始还胸有成竹地宣布“科学的入口就像是地狱的入口”，但后来就架不住几个答辩教师一番番地唇枪舌剑轰炸，一个个用放大镜去挑瑕疵，顿时大汗淋漓，空气极为紧张。赵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嘀咕说，这哪里是答辩学生，导师也同样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样子真的要把我们送进地狱的入口了。最后可想而知，这位师兄的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赵先生很是愤怒，但他罕见地没有发作，而是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后续的答辩。结果那位客人一连等了两个星期硬是不见下文，只好悻悻而返。这次赵先生的“七只九斤黄”只有三个拿到了硕士学位。虽然当时初次授学位普遍比较严，但这么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见，从那几位师兄的资历（都是文革前老大学生）、当时的论文水准（应该说不亚于现在一般的博士论文）和后来他们的学术成就看，如此苛刻显然有失公平。事后谈起，大家觉得赵先生未免太天真，请来自己的论敌又无任何私交，就让他“主审”自己的得意弟子，显然是相信他会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过，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导致如此意外结果。赵先生伤心之余，从此一连数年拒绝再招研究生！而那几位师兄也有幸成为先生仅有的嫡传弟子了。

　　还有一次我给赵先生去送一篇文章，正碰上有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在赵先生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谈到了一些先生不喜欢的人，先生误认为这位教师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用山东土话跳着脚地骂起来，火气之大差点能把房顶掀起来，谁劝也劝不下来。我可算真正领教了赵先生的脾气。但事后赵先生知道冤枉了这位年轻教师，又是写信道歉又是当面检讨。赵先生就是这样，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对人不留情面，不考虑“关系”更不会搞小动作；
对己也不饰非，责己严于律人。不相知者谓先生脾气大，深知者谓先生有童性而无心计，其实可爱可敬。现在的社会人人老于世故城府高深，像赵先生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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