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关于林彪的几个断想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落，含机组人员在内的全体乘员9人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回首36年前的这段往事，感慨万千之余，又生出几许疑窦，试论之。

　　林彪这个人，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紧紧贴在一起，血肉相连，肌肤与共，如果有人硬要把他们剥离开来，恐怕是一厢情愿的。回避不谈，淡化处理，设置“红线”不许碰等等做法从长远来看也行不通。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不会不提它就不存在了。

　　林彪从八一南昌起义时的一个排长，到1955年授衔时位列十大元帅的第3人，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家地位已为世人所肯定。他日后政治上的不断升迁，从中共“八大”时的政治局常委，到居然有两个非中共党员参加的“九大”时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章上明文规定了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与此不无关系。“九一三”之后的9月18日，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逐字逐句讨论修改后，最终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央五十七号文件《关于林彪叛逃的通知》中说林彪企图飞向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投靠“苏修”。当时中苏的敌对程度，已从上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九评”时的笔墨之争，上升到60年代末的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成为超越“美帝”和“蒋匪”的头号敌人。在中苏紧张对峙的当口，身为中方第二号人物、副统帅，怎么会出此临阵投敌下策呢？是谁有如此大的魔法，把一个统率120万大军，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的元帅吓到这般地步？戎马一生，见死人无数，林彪的胆量比老鼠还不如？再说叛徒的下场，是尽人皆知的不堪，二战时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叛逃到英国，国共内战时张国焘跑到武汉“投敌”，他们的结局都不美妙。林彪会弃一世英名而不顾，蒙万世骂名而不惜？即使是凡夫俗子如我者，在民族大义、国家仇雠面前，也不会做出如此下作的选择的。走笔至此，回起1990年底，我赴西欧访问时，尽管一年半前国内的那场事件曾使我激愤，但当我看到驻外使馆墙上被外国人喷涂的骂中国的标语，仍心有不满，因为我觉得“干卿何事”？并在那次外访的几个公众场合还心口不一地强为之辩。以此类推，现时中国人的这样心态为数不会少。一介书生尚且如此，堂堂元帅会在两军对垒时跑过去？

　　即使林彪真的被逼无奈，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面前违心地选择了苟活，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运筹帷幄之中不知多少回了的林彪，怎么可能惊慌失措到连帽子也顾不上戴就跑出北戴河96号楼钻进汽车直奔山海关机场？还一路开着枪，连闯两道武装警卫的拦截？再从车上摔出他的卫士长李文普？他上飞机前的这些明显反叛举动，民用客机上天后会是什么结果林彪不知道？“三叉戟”的性能会比“U-2”军用高空侦察机速度更快？飞得更高？机组人员中只有一个驾驶员潘景寅（空34师副政委）和3个机械员，副驾驶、领航员、报务员等都没有带，而“三叉戟”在降落时是必须由正、副驾驶同时协同操作才能完成动作的，这也是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油尽时迫降失败的主要原因。按照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岁月艰难》中的说法，“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军用机场起飞前正在加油，起飞时已注油16吨。根据中国空军雷达显示的空中飞行轨迹，飞到蒙古国肯特省贝尔赫县上空时，燃油已尽。据事后专家计算并由此判断这架外逃的飞机是燃油耗尽企图在草原上迫降而没有成功。飞机燃油能支持的航程与飞行目的地之间的比率关系，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成年人都会做出的正确判断，哪怕他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外行。林彪外逃怎么会忽略这个基本常识？

　　林彪的老部下、曾任福州军区政委的周赤萍回忆解放东北时的一个小插曲：“1947年公主屯大捷以后，我到哈尔滨总部开会。林总对我说：‘据前方指挥员报称，敌人有一个营漏网，踞守在法库的何家油坊。10纵28师离的很近，就便消灭它，我估计不要太长的时间，你看怎么样？’接着，他走到地图跟前，给我指明这个营所在的具体地点，立即下令围歼该敌。第二天，28师的捷报就从千里以外送到了总部。”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连敌方一个营的活动情况都了如指掌，他怎么会在生死攸关的外逃时在航油吨数上犯迷糊呢？林彪打仗素以精细计算著称，这也是成就他常胜将军美誉的过人之处。刘威威著的《真实的林彪》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辽沈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有一天林彪突然说：要考虑问题，今天谁也不要打扰他，作战问题由刘亚楼负责指挥。大家都不明白林总要做什么，一整天也没见林彪出门。到了晚上林彪把刘亚楼叫进屋子，指着一张地图说：如果没有意见，下一步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原来林彪在图上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作战预案。时间地点、兵力布署、火器配置、开进路线、待机地点、展开梯次、攻击顺序、攻击重点、突破目标、步炮协同、纵深发展、侧翼防御等等，在图上标得清清楚楚，把参谋的工作也干完了。”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外逃时，机组人员构成不完整，没有通讯员。这也是一个致命的疏漏。13日凌晨2：30左右，256号飞机从赤峰附近飞越中蒙边界时，那不是在过鬼门关吗？黑灯瞎火，没有无线电联络，苏军又在中蒙边境蒙方一侧陈兵几十万，你不打个招呼就摸黑闯入敌方阵营上空，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即便侥幸闯过了这道鬼门关，降落时没有无线电通讯，怎么与机场塔台沟通呢？就算60多岁的林彪老糊涂了，20多岁的林立果身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也不懂油料和通讯这两个飞行常识吗？令我难解，不可思议。

　　最后一个疑问是“黑匣子”。

　　三叉戟飞机的飞行记录仪——俗称黑匣子，被美国人设计在水平尾翼与垂直尾翼的交接部。从事后披露的资料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解体后零部件散落范围800平方米，而尾翼却基本完好，高高翘起在残存的机身尾段上，“256”三个阿拉伯数字清晰可见。

　　这个宝贵的黑匣子，据当时中国驻蒙大使馆的报告和中国空军、航空专家分析，肯定是被苏联人拿走了。同时被苏联人拆下来拿去的还有一台发动机。黑匣子中记录的若干录音和数据，对当时处于敌对状态的苏联人肯定珍贵无比，他们破解了里面的信息后当暗喜不禁。36年过去了，中俄早已和解，化干戈为玉帛了，不久前还搞了个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传出来些许不和谐音。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俄国人早在八九年前的中俄最蜜月期，叶利钦就已应中方要求把他们拿走的林彪头骨等一干标本、物品和资料，当作礼物送还中国了。据此推论，几届中国政府肯定会向俄国人要这个物件，现在的俄国人也应该很乐意地满足中方的这个合乎人情事理的要求，借以换取他们在别的方面的什么需求。这个想法如果成立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对此坚缄其口、秘而不宣呢？国内主流舆论和多数民众现在说起林彪等人时仍称其为“反党集团”，黑匣子里的的信息对传统宣传如果有帮助的话，岂不是可以进一步坐实林彪的“罪恶”吗！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出党时，还要加上个时间副词“永远”，虽然15年后又不“永远”了。而利用黑匣子如果能增加林彪大逆的分量，把他的案子办成铁案，何乐而不为呢？令我纳闷的是，今年在纪念解放军建军80周年时，“军博”的那个展览，对普通观众只开放一、二层，三层有个7月22日开幕的《百名将军、百位名家作品展》，他们是看不到的，只有少数特许人群可以去看。三楼的这个作品展，“百位名家”中有一人叫李春华，他用油画的形式画了十位元帅的半身像，画框有一米多高，身着海蓝色元帅礼服的林彪赫然排在1955年授衔时他的老位置——第3位。一、二楼的军史展览中，也有极少量的林彪与别人的合影和文字介绍。不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手法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日后的什么大动作先试探一下？黑匣子与此有关联吗？

　　36年前的今天，林彪魂散大漠，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无奈的叹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的出处据我所知有两个版本，一是前引的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864页说，13日凌晨，当“三叉戟”飞到赤峰上空时，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打电话向周恩来请示，是否派驻在当地的歼击机出动拦截？“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另一个版本的对话双方仍是周与吴，只不过地点改在了大会堂的福建厅，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天。

　　“天要下雨”，毛泽东说的没错，这是多少亿年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绝对真理。

　　至于“娘要嫁人”则未必，已婚妇人从一而终的大有人在。林彪这个“娘”之所以要“逃婚”再“嫁”老毛子，与娜拉的出走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底蕴——对环境的不堪忍受，对情绪的极端压抑强烈不满。林彪的“嫁人”是否真的出于自愿？如果是迫不得已，他的本初想法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对他的这位爱将此前尽管已有所不满，但13天前的1971年8月31日，他在南巡到南昌时，把他的另一员爱将许世友从南京急召到南昌，与韩先楚、汪东兴在他的专列上谈话时还说：“对林还是要保”，并许诺只要他承认错误，还给他个政治局委员当当（见许世友秘书回忆）。毛泽东在南昌的这个谈话，如果林彪隔墙有耳探听到了的话，他还会跑吗？历史没有如果，死人不能复活。毛泽东在南昌的这个谈话，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毛泽东果然有知人之明，料事如神，林彪果然要“嫁人”，一去不回头了。

　　最后一句“由他去吧”，说话人心中的无奈与失望，尽在余音中。“他”的这一“去”，给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党史抹了最黑的一笔油彩；
给他的“亲密战友”和“导师”以极大的难堪；
给他的对头则留下一个巨大的筐，把一些不好说、不能说、说不清的事，全都往里装，这个“筐”还可以举起来当挡箭牌，挡住各种批评和追究，让当时活着的一些人趁势溜滑地下了台。这种遗风流韵播散至今。当然，也给那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而又不迷信、不盲从的人留下了探索的研究话题。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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