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很严峻的现实问题

　　中国左的东西为什么肆无忌惮，就因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了些什么作为评判标准，作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即使后果严重，也不会承担大的政治风险。解放思想，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

　　十七大召开前夕，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效，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的国情，改革向何处去，思想理论出现严重分歧甚至冲突。一些在过去思想理论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理论家，一些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网站，非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对当前中国国情和改革趋势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诸如“警惕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把中国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质是搞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主流媒体阵地失去地位”、“我们的信仰不能再迷失下去了！我们的理想不能再丢弃下去了！”等耸人听闻的观点。这些观点，集中起来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看来，中央强调全党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绝非无的放矢，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这些对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措施的质疑，对当前国情的基本判断，打着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具有很强的迷惑力和煽动性。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观，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衡量尺度，得出什么样的论断。对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效不同评价，对当前中国的国情的不同判断，对改革向何处去不同设计，就是使用不同衡量尺度的结果。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新的实践。而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衡量改革发展的成就，来指导新的实践，面临一些所谓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理论家们的质疑，因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难免一场严肃的思想交锋。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影响力在于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产生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带来了尖锐的阶级冲突，产生了日益壮大、日益觉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而列宁抓住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的机会，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也不发达。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给中国有共产主义抱负的人士的启示：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依然能够取得政权。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并不强大，毛泽东提出工农联盟，写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坚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结在苏联、中国这些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并根据初级阶段的特点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一切不适应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人民总体上实现小康，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胜利与挫折的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会有长足发展；
反之，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刻舟求剑，社会主义事业必将遭受挫折。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比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点论断更重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既是客观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本质要求。

　　当然，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就实践性而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随着新格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需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保持着与实践同步，保持着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就人民性而言，主要体现为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要在实践中检验。检验的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切脱离中国国情，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理论或观点，无论是谁说过的，都理应改进。就科学性而言，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而且要对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做出科学的判断，对实现理想目标的路径做出符合国情实际需要、符合科学的选择，以减少挫折，减少社会震荡。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决定了能够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发展的，决定了必须用在实践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

　　二、重大思想上、认识上的分歧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这就决定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党的建设。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产生了既有继承又有差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60多年来，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中国的党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权巩固时期，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制度实行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消除私有制。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不再是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探索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等等，中国共产党确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为邓小平理论给人民带来富裕，给国家带来富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创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党，使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理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变，党与国家、与社会、与各阶层的关系基本上理顺。由于“发展很不平衡”，新矛盾、新问题突显，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新的实践中创造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别。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计划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逐渐消除私有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和支持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期，即使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出现各种利益群体，不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现专政的方式去解决利益冲突，而是通过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解决，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些“创新”正是背离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国初建立起来的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否定，因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错误；
市场化改革以来，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名存实亡，这样的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
国企改革致使工人大量下岗，沦为新的无产阶级，新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凸显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已经走上“邪路”。

　　如此重大的判断分歧和思想分歧，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想掩饰也掩饰不了。这不仅是因为那些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不依不饶，一直纠缠不放；
还因为对这些严重分歧的判断和思想不给予回应，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挫伤改革的信心，难以在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的改革顺利推进。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必须给予正面回应。

　　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新的实践，统一认识

　　对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效，用“三个有利于”的尺度来衡量，得出的结论是：（1）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事实依据是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
（2）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论证这一判断可参考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国际形势黄皮书。黄皮书公布的世界主要大国综合国力实测结果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位列第六；
（3）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事实依据是“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成效显著。1978年，在只有10亿人口的情况下，就有绝对贫困人数2.5亿，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4。如今中国人口已增长到13亿多，仅有2500万绝对贫困人数，不到总人口数的1／50，绝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8.1％。

　　尽管存在众多矛盾和问题，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用“三个有利于”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为什么要选择市场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虽然能够集中有限的国力办一些大事，为中国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基础，但计划经济给社会带来的是物质生活的极端贫乏，人民群众只能凭票购买十分可怜的生活必需品。环视世界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直接利益就是彻底告别了凭票购物的时代。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保持了国家集中财力办一些大事的职能，如建设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十六大报告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为什么要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决定》精神，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按照传统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尺度来衡量，将公有制经济仅局限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为国家的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的确在缩小，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公有制理论已经有了创新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为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新观点，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出了“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控制力”等新思想、新观点。依照这些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来衡量中国经济，中国公有制经济不仅主体地位增强了，而且竞争力也增强了。

　　工人下岗问题，主要来自国企改革究竟搞不搞。当时的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按计划经济要求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运行机制，不仅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开始失去传统的体制优势，不少国有企业在争夺市场的较量中，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历史把改革的决策者、实施者推到两难选择的风口浪尖上，要么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更弦易张；
要么执意推进，改革国有企业，舍此没有选择余地。所以，工人下岗问题，仍然是坚持计划经济还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不是一开始就错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问题。如果支持改革，必然是发展市场经济。代价是注重计划、轻视销售的国有企业其库存积压越来越严重。而回到计划经济，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面对当时大多数国企朝不保夕的情况，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实上国有企业也只有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条路可走，国企改制“背水一战”。因其是“背水一战”，由于各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还没到位，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政府职能改革还没到位，政府权（国企领导人本质上也是政府权的代理人）操纵了国企改革，扭曲了国企改革的利益分配。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国企改制的“闯关”过程中，利用手中对国企改制的绝对控制权，瓜分国有资产，损害职工利益，致使国企改革弄得天怒人怨。所以，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在“改不改”上，而在“怎么改”上，不能把“怎么改”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对“改不改”的否定。尽管国企改革被严重扭曲，但从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局看，国企改革达到了优化国有资产、提高国企市场竞争力和理顺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

　　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和壮大，的确凸显了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及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窘迫。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新兴社会的形成，如何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首先，依照邓小平的总体设计，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均衡发展，重视效率；
第二个阶段是均衡发展，重视公平。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和壮大，标志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是第一个阶段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于第一个阶段是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很不平衡”，必然是各个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因而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节节攀升，是阶段性矛盾和问题。阶段性矛盾和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向新阶段迈进来解决。按照两步走的部署，无论是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还是收入差距拉大，都意味着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必须向第二个阶段迈进，由更加注重效率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提出，都意味着中国向第二个阶段迈进，将改革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切实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历史在这里转了一弯。这个转变，不仅对第一个阶段非均衡发展的否定，而是在第一个阶段取得的成就上，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新的征程。既然不是对第一个阶段非均衡发展的否定，所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会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专政的方式剥夺新兴社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中国左的东西为什么肆无忌惮，就因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了些什么作为评判标准，作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即使后果严重，也不会承担大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重温15年前邓小平的这段南方谈话，就是要对“左”的思想保持警惕。

　　解放思想，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

　　俞可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季明、刘光明《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本文作者，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个人博客《伯君视界》www.bjsj.sunb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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