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你还相信礼物吗?,——礼物六题

　　有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一个商人,他以为凭借金钱，就可以购得那些必须由别人赠与的东西,结果得到的是一堆石头。如果把故事里的“商人”换成“当官的”，把“金钱”换成“权力”，那还是同一个故事。那些只能赠与,只能当赠与物来接受的东西就是“礼物”。

　　这样的礼物并不需要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到古老的过去或遥远的原始部落中去寻找。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毕竟还有种种可以称作为礼物的东西存在 -- 友谊和爱情、利他的行为、与别人分享的真实思想、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关爱、礼貌待人、真诚的道歉和原谅、网络上的维基百科、透明的公共信息、帮助公益的捐赠,等等。

　　礼物的赠与是自发的，除非是自发，赠与并没有礼物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发绝对地当作礼物的本质所在，那么，自发便成为一种预先的设定，一种刻意的限制。真若如此,礼物反倒失去了率真。所以，礼物总是产生在自发和不自发之间的灰色地带。

　　在不自发，另有目的的礼物中,有哪些令人难堪、利用他人、炫耀身份、营造等级的礼物。但最危险的还是那种处心积虑地用来控制和操纵他人的礼物。这些危险的礼物对人心和社会都是巨大的破坏，使得人们对所有的礼物关系都充满怀疑,失去信任。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在遭受这样的破坏。能不能重新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真诚、利他的礼物关系,能不能学会如何赠与和接受礼物，但又不被礼物利用和胁迫，就要看我们自己了。这里的几篇短文，谈的都是与危险的礼物不一类的礼物。把它们收集到一起，希望能引起人们对重建社会人际礼物关系问题的关心。

　　一. 圣诞节的礼物

　　圣诞节到了，孩子们热切地盼望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圣诞老人”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一年只来到我们生活中一回，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人们赠送礼物。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过着功利冷漠的生活，只是到了节日时候才得以解脱片刻。在现代生活的情感荒漠之中，神奇的圣诞老人带来了一片小小的绿洲。

　　圣诞节日并非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温暖。温暖首先是一种人际的关爱情感联络。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孤独和被人遗忘中的人们来说，节日是最难以忍受的时刻。他们不指望谁会赠与他们带来惊喜的礼物。这个礼物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更是浸润着礼物精神的人际关爱关系。在圣诞的季节里，他们甚至不能再对自己说，我过得乃是正常的现代生活，虽然孤独，但还不至于太不快乐。

　　给孩子的圣诞礼物最能体现礼物的精神。人类学家往往强调礼物的回报义务。但是，给孩子的圣诞礼物却正是去除了这种回报的义务。父母当然是礼物的实际赠与者，但他们却自愿退居幕后，让那个神秘的圣诞老人出面赠送礼物。在许多国家里，邮局设有专门的部门，答复孩子们给圣诞老人的来信。写答复信的都是自愿服务的义工。节日期间，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圣诞老人都是一样的红帽子，大胡子。他们做好事，并不显露自己是谁。他们以别人的名义真诚地赠与陌生人。在由陌生人相互形成的现代社会里，这种赠与成为个人利他行为的象征。

　　大多数人以欢欣的心情过圣诞。他们不是不知道圣诞节在被商业炒作。然而，许多成年人还是愿意让孩子保留童心和天真，不至于过早看穿一切。让孩子觉得有一个圣诞老人，而圣诞老人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给陌生人赠送礼物，这不是一件坏事。这些成年人也需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觉着，至少在赠与孩子圣诞礼物的时候，他们是不图回报的，是不功利的。收到圣诞礼物，孩子感激的不是父母，而是圣诞老人。

　　现代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父母养育和关爱子女，并不完全是利他行为，而是一种经济性质的“投资”。经济学家解读赤裸裸的人际利害关系，不给它留下一丁点情感和温情的魅力。圣诞老人破除的正是经济学家加在人际亲情关系上的咒语。一年中至少有这么一回，这个似乎是前现代的圣诞老人总是又给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了亲情的魅力。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一个去魅的世界里，所以特别需要给世界添魅的圣诞老人。

　　不让孩子过早失去对圣诞老人的天真，是让他们有机会学习一个道理，人赠与陌生人礼物，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在英文中，圣诞老人叫Santa Claus。他长着的胡子，有老人那种低沉的笑声，又喜欢小孩子，所以象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法文中，他叫Pere Noel –-“圣诞爸爸”。人类的群体感一代代传承，靠的不是商品关系，而是礼物关系。

　　如果说商品是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之链，那么，礼物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时间之链。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往往生活在现刻，只是在特别的节日时，才会意识的人的时间之链。圣诞便是这样一个节日时刻。在西方，孩子收到父母的第一份礼物往往是圣诞礼物，最后一份礼物就是他们的“遗产”。前一件礼物比后一件更有意义，因为圣诞礼物把孩子从封闭的小家庭带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必须与无数的陌生者相处。从小就能帮助孩子们想象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的，正是那个来自遥远北极之地的圣诞老人。

　　二. 夫妻的礼物

　　近来在海外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华人在海外不得已做“搭伙夫妻”的报道。“搭伙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已结婚，由于与配偶无法团聚，临时与他人结成像家庭般伴侣关系，居家度日。他们组成的临时家庭内部往往实行AA制，各种费用双方分担。“搭伙夫妻”彼此并不刻意隐瞒自己另有家庭，他们通常仍然维系着与原配偶的联系，定期打电话、发邮件、寄钱。

　　“搭伙夫妻”双方通常有一个“君子协定”：如果有一方的家属到来，“搭伙”关系立即结束。对“搭伙夫妻”，有做社会学分析的，也有做道德批评的，都指出这样的“夫妻”是有名无实。但什么是做夫妻之实呢？有论者指出，“搭伙夫妻”很难划分经济和感情界限，往往不得不“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夫妻”俩常常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因为彼此内心深处都深藏着一种对国内家庭的内疚。

　　“搭伙夫妻”即便是在一起同居，平日也很少结伴逛街，鲜有“浪漫”。用“浪漫”的标准衡量做夫妻是否有名有实，许多人也许会觉得滥情、俗气。但仔细一想，却有一些道理。“浪漫”指的当然不是小资情调的“烛光晚餐”或者情人节的巧克力，而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礼物关系。

　　在亲近伴侣关系中，最亲密的莫过于夫妻。典型的现代夫妻是两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缔结而成的。好的夫妻是一种“礼物”关系，他们各自把自己当作礼物赠与对方。帮助他们从陌生者转化为亲近者的，是他们之间诚恳的相互“回赠”。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说过，“（与部落外的陌生）外人通婚，一切基于回赠的其他社会现象都以此为原型模式”。

　　“夫妻”或“家庭”是一种人际社会关系的名称。名称只是一个形式，它的实质内容取决于内在基本价值的选择。人们可以选择功利价值，以此建立夫妻关系就会像搭伙夫妻那样。但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选择非功利价值，建立礼物型的夫妻和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越远离功利，越利他，也就越“浪漫”。“浪漫”的词意原本指的是“非现实”、“非实用”，那正是功利的反面。“浪漫”成为魅力的代名词。人际关系越不功利，也就越具有礼物关系的三个基本特征：自发、利他和多余。

　　“自发”就是自然发生。

“自发”的对立面是“盘算”。搭伙夫妻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盘算”，方方面面涉及的问题都有了筹划和协定，两个人才结成暂时的关系。情真意挚的夫妻间的分工和共享都有自然发生、不使心机的特征。夫妻间彼此有“心机”，这是夫妻间礼物关系向利益关系转变的信号。“自然发生”就是不用多想，自动和谐，这种关系的快意便是浪漫。

　　夫妻间礼物关系的浪漫，还在于彼此间真诚的谦逊。相互有一种亏欠感，觉得自己不够好，对另一方的付出抱有感激之情，不把它看成是我理应得到。“多余”是在充足理由之外的理由。做夫妻固然有生理和经济的理由，但只有当这些理由之外的理由，比如“情感”，是比生理和经济更主要的理由时，夫妻关系才浪漫。生日和纪念礼物也都因“多余”而浪漫。在经济理性看来，大凡浪漫的礼物都“不实惠”，都可有可无。

　　但也正因为如此，礼物才给人带来意外的，甚至有点夸张的快乐和惊喜。礼物关系的夫妻间有一种既平衡，又不太平衡的互赠关系。太平衡了，礼物就会成为“搭伙夫妻”间那种需要交换，双方你我分清，互不亏欠。太不平衡，礼物便成为尊卑有别，控制他人的手段，包二奶就是这种情况。

　　家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人际礼物关系的地方，也是儿童开始学习这种关系的地方。“家庭”因此成为我们认知其他种类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功利的关系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侵蚀家庭的礼物关系。我们都有责任关心家庭价值伦理问题，不让家庭沉沦为一个徒有形式，但没有魅力的空壳形式。留住了最后的家庭的魅力，才能留住社会学习礼物关系的希望。

　　三. 大街上的礼物

　　前一阵子有报道，在北京、长沙、上海、苏州、郑州、成都、昆明等地，青年男女走上闹市街头，高举着“抱一抱”、“来自陌生人的关怀”等字牌，向陌生人赠与热情拥抱。他们希望以这种利他行为在现有的人际关系中“呼唤温暖，驱走冷漠，净化社会”。但在几天前又有报道，一群年轻人在武汉群光广场举行“收费拥抱”活动，并明确在告示牌上标出了“一元拥抱一次，限时十秒”的字样。报道并附有一位男子花钱买抱的照片，说是,“花一元钱抱十秒钟美女，这位男子显得非常满足”。

　　“抱抱”这么快地从“无偿服务”转变为“有偿服务”，从“礼物”转变为“商品”，除了眼下“样样可以卖钱”的社会风气之外，“抱抱”这种礼物本身是不是另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呢?人们对“抱抱”觉得新鲜，但却未必把它真当一回事。对“抱抱”的怀疑和保留可能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原因。

　　第一是现实的原因。有人认为，作为“礼物”，“抱抱”的赠与方式不合中国人的群体习俗。公开场合下陌生人之间身体亲密地接触，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觉得不自在。“抱抱”的提倡者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解释说，这个建议是在秋冬季节提出的，这时候衣服穿得多，身体接触不是一个问题。不解释倒也罢了，一解释反而证明“抱抱”确实有不合当下习俗的问题。

　　第二是犬儒主义的原因。有人怀疑，赠与的动机是“做秀”，并不全然是利他。这种说法反映了弥漫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成为行事规范的时候，任何一件好事都有可能会被人当做是利己胜于利他的自我表现。不相信“抱抱”的利他动机，错不在“抱抱”，而在整个社会的普遍道德和信任匮缺。

　　把爱心和关切当作个人赠与陌生人的礼物，也许可以更多地考虑一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分。“抱抱团”以“拥抱”的形式,把关爱当作赠与陌生人的礼物,它包含的公共意义应当远大于私人意义。与私生活中的亲近不同,“抱抱”以公共生活的舞台来展示它的关爱价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的礼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在现有的公共生活中感到孤独、冷漠和缺乏信任。但是，单单拥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由陌生人关系形成的现代生活中,公共生活越冷漠，人们就越需要在“家人”和“朋友”的亲近关系中寻找温暖的角落。公共生活的思想、理念共识越小,开放交流越是受到限制,这种“公”与“私”的对比也就越加强烈。然而，要建立“家人”和“朋友”的亲近关系，是无法靠在大街上“抱抱”来实现的。

　　人需要亲近的公共和私人维系。在大街上与陌生人的片刻身体接触并不足以满足人的这些需要。无论“抱抱”有如何良好的意愿,它赠与陌生人的关爱毕竟只是一种肤浅的“即刻服务”。正因为它肤浅,它很容易变质成为那种本来就没有深度的“商品”。

　　然而，在普遍的人情冷淡和怀疑中，“抱抱”还是有它难能可贵的象征意义。“抱抱”把爱心和关切当作个人赠与陌生人的礼物。在赠与和接受这一礼物的关系中，起流通作用的是利他、感激和不断向他人转赠的可能。

　　任何一种礼物关系，它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流通的可以既不是市场的商品，也不是国家的权力，而是缔结团结的诚意和信任。社会人际关系必须通过礼物精神才能健康再生。为此目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金钱和权力关系之外，珍惜礼物关系这种必要的第三选择。

　　四. 言语和思想的礼物

　　莱维·斯特劳斯描述他在法国南部小饭馆里常常可以见到的景象。来那里吃饭的客人都一起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四周,每人的盘子前都摆着一瓶便宜的葡萄酒。吃饭之前先喝酒。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吃饭的人并不先给自己倒酒,而是给邻座的酒杯里先满上一杯。那旁边的食客于是回礼,用自己的酒先给倒酒的人的杯子倒满。饭间,各人喝到的酒还是自己原先的一瓶那么多,但却在原先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了社会性的联络。

　　法国人一般不爱搭理陌生人,但在这种小饭店里,陌生人却因相互敬酒而可以彼此交谈。斯特劳斯写道,“人与人之间往往不融洽,尽管不严重,但却很真实,足以在隐私和群体之间造成隔阂。……相互敬酒消除了这种窘况。友好的表示消除了彼此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礼物交换使得人与人间的近距离相处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生活。不仅如此,相互敬酒还使另一种交换变得自然而合理,那就是“交谈”。而社会的种种联系则都是从交谈开始的。

　　由于礼物交换，人和人之间有了“说得上话”的关系。可以说,最能体现礼物精神的不是物品和服务,而是言语。不只是传递具体“信息”和表述实在“要求”的言语,而首先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有话可说”关系的那种言语,如问候、搭讪、寒喧、闲聊等等。除非人与人之间先有了这种“可说可听”、“愿说愿听”的关系,信息的渠道不能畅通,要求的意愿也不能传达。

　　在建立这种关系时,你得把说话的机会赠与别人(“请他说话”),别人也因此有回礼的义务,再“请教”你的看法。于是,便有相互表示领情的“谢谢”。在人们可以进行比较实在的物品和服务交换前,肯定不能跳过用言语建立交换关系这个步骤。这是一个相互承诺和取信的步骤。彼此的默契都与言语有关:“言而有信”,“说话算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一方改变了主意,理所当然地要给对方一个“说法”。如果不给,对方可以据理“讨一个说法”。

　　理性的言语交际既然是一种礼物关系,就应当让所有相关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一言堂和压制言论破坏的就是这样一种人际礼物关系。只有在理性言语交际成为规范价值的群体中,具体的、用言语所传递的“信息”或“思想”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在这个群体中流通的礼物。现代社会言语的思想礼物群体在礼物流动上，有一些相似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澳洲部落库拉(kula)礼物圈的特征。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描写的特罗布里恩群岛所盛行的库拉圈是一种诸部落间广泛礼物交换的形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有这两种物品不断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其一是红色贝壳做的叫做索巫拉伐（soulava）的长项链，它不断地朝着顺时针的方向移动。另一种白色贝壳做成叫做姆瓦利（mwali）的臂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岛民交换手镯和项链, 每个人得到礼物之后要在一定时间之后将之送给他人, 不得私自占有。

　　库拉圈礼物交换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它需要有一个一切人都遵守的规则和任何人都不去破坏的共同环境。在人类学研究那里,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当然具备的条件。然而，对现代社会的言语行为者来说,这恰恰是一个颇成问题的条件。库拉礼物要能传递,所有的部落人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只要有个别部落人破坏这个规则,礼物之链也就一定会遭到破坏。同样,现代群体中只要有某些个人或集团破坏理性言语交际的普遍规则,那就必然会发生压制言论自由的情况。在这样的群体中,思想的礼物也就失去了畅通传递的必要环境。

　　在库拉礼物的传递中,礼物最后又会回到最初赠与者那里。相似的是，现代社会思想礼物最后也会回到最初的赠与者那里。譬如牛顿定律,大家传递这一思想成果,一代又一代地相传,都会把它的发明权归于牛顿。让思想礼物回到它的最初赠与者那里,这是承认和记住他的贡献,把他的名字和礼物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礼物接受者对赠与者表示感谢的一种方式。因此,剽窃别人的思想成果,中途打劫思想礼物,将它“占为己有”,便成为一种不符合礼物精神的行为。

　　任何思想产品都是思想礼物之链中的一环。它得益于来自别人的灵感或知识,又可能有益于其他的别人。先是别人的赠礼,然后再是赠与其他别人的礼物。以礼物去看知识,关键不在于“得益”,而在于接受这种得益时的心情和感情。接受礼物就有感激。由于欠着情份,赠与者和接受者因从有特别的感情联络（“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在现代网络化时代，有了更多的“知识互传”和“知识互助”形式，如“维基百科”和“穷游网”。

　　思想的礼物是一种赐与者“给出了,但仍然拥有”的礼物。例如，无数的人得益于牛顿定律,却并不会减少它的价值。但是,如果谁凭借手中的权力,强行规定地球引力为“禁忌话题”,禁止人们了解这一定律,不准人们再提牛顿的名字,那么思想礼物就可能丢失,礼物赠与者也会被遗忘。礼物的流通起到的是形成和维持特定性质群体的作用。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思想产品不能当作礼物自由流动,那么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自称是一个由理性思想来形成和维持的群体。

　　五. 商道和政道的礼物

　　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在1936年出版过一本题名为《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的书。这是一本至今仍不断再版再印的书,讲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中保存非市场交易性质的人际“礼物关系”。卡内基在书中不断强调的基本信念是,你如果想在事业上和人生中获得成功,那么你就必须关心他人。书里有许多轶事例证,说的都是不同的人由于感悟此道而发财致富的故事。

　　卡内基这条“生财有道”之说其实是一个悖论。你要它灵验,你关心别人的就先得真心诚意;而如果你真的关心别人,你和他们打交道能否发财也就不再重要。对别人真诚的关心是一种不期待功利回报的礼物。但在卡内基那里,这种礼物的价值却又不能不用功利的“有道生财”来解说。商人先给别人一些好处,商家捐赠,做善事,为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以后好挣大钱。卡内基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强调,这样做先已丢失了“关心他人”最本质的核心,那就是“诚心”。

　　卡内基的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不欲言财,但不得不言财的例子。卡内基引述了洛克菲勒的话,“ 与糖和咖啡一样,同别人相处的本领也是一种可以购得的商品。我愿意为这种本领付出比这世界上任何物品都高的价格。”你可以把待人的本领看成是一件商品,因为卡内基这本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在买。你也可以在商品之外发现待人本领的价值，因为礼物的价值不等于商品的价钱。既然待人的本领是一种商品,又这么人人需要,那么在卡内基之前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要生产这种商品?可见成功的人际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件商品。

　　卡内基的书说到种种传统的价值,如忠诚、热忱、团队精神。他当然也谈到了钱,但他再三强调,挣钱的好处只是次要的回报,不应当成为“真诚待人”的直接目的。“心诚便能生财”,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总是灵验。但卡内基的这一句话大抵是不错的,那就是,“你想让别人觉得你尊重他们,那你就得诚心诚意。”

　　卡内基所说的“心诚则灵”不仅是一种商道悖论,而且还是一种政道悖论。和商道中的“生财有道”一样,政道中的“掌权有道”也得讲究如何与别人交朋友,如何用感性,而不是用强迫去影响人们。按卡内基的逻辑,要巩固权力,政道得先尊重人民,真心诚意地关心人民。既然真的关爱人民,能否因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又怎么还会是头等重要的考量？

　　为政当权者对百姓的关爱应该是一种礼物。诚心的礼物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拿它当作强迫人民回报的手段,就已经不诚心在先。对我没好处,便不赠与,对我有害处,赠与了也要收回,这种功利的“礼物”当然收不到交朋友或影响人的效果。

　　政道中的爱护人民和尊重人民,它是否真诚,要看它是被当作一种“政治”的本质之好,还是仅仅当作一种有利于巩固权力的手段。真的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就会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对身边的事情提出建议或发出批评。鼓励和实现这些公民行为,应该是好政治之道的目的。在这些公民行为看上去不符合当权者利益的时候, 如果当权者仍然坚持它们的合理性,仍然对它们予以支持,那才是真正具有非功利的政道精神。

　　礼物在商业和权力之外成为一种现代人非常需要的第三种关系。抽掉了礼物的成分,“商道”和“政道”就都抽掉了“道”,成为纯粹的钱眼和权术。

　　真诚的关心和尊重是一种礼物。有目的地表示关心，期待对方超值回报，关心便成为一种商品。礼物不是没有回报,但礼物的回报不能盘算在先。在最不想得到的时候偏偏得到了,这才是礼物的真正回报。好的商人能够发财,好的政治家能够众望所归,都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真诚礼物有了真正的回报。

　　六. 给陌生人的礼物

　　在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福利)高度商品化，人际关系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个人的利他行为还有没有意义？可以用什么语言来言说这种意义？加拿大克莱格.齐尔博格和马克. 齐尔博格兄弟 (Craig and Marc Kielburger) 的近著《从我到我们: 在物质生活中寻找意义》 (Me to We: Finding Meaning in a Material World) (2004, 2006)要回答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齐尔博格兄弟致力于帮助第三世界实现儿童教育，曾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从我到我们》用不同个人的经历来说明，只要我们能在小事上负起个人责任，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有利他的作为。在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弥漫的社会里，利他行为会被讥笑为乡愿，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因此就更需要有实行的勇气。只要有这样的勇气，“关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赠与他人的“礼物”。

　　利他行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在国家万能和市场万能的剧烈摇摆之外，看到另一种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核心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作为人对人关爱的“礼物”。基尔 (David Cheal) 在《礼物经济》(The Gift Economy) (1988)中将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作了对比。他指出，礼物经济是一种能帮助建立和维持人际信任和友谊的道德关系。利他的赠与和受赠的感激是这种关系的基础。礼物关系往往是较小范围或者相当局部的关系。但是，这却是每个人社会经验中在最具感情成分的那一部分。除非我们在这些局部关系中学会和体验关爱，利他和信任，我们不会相信大社会中能有关爱，利他和信任。犬儒社会都是从个人道德关系的普遍失败而开始的。

　　在《礼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Gift) (1998)中，戈德博 (Jacques T. Godbout) 阐述了现代社会中的礼物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礼物往往是给陌生人的礼物。当代生活中的礼物经济以各种形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人际道德。没有对陌生人的礼物精神，就不可能有拯救病患者性命的血库。这甚至包括部分有报酬的献血，因为受血者是不需要向献血者回报以鲜血的。器官受捐赠者对捐赠者及其家属均无须回报。金钱介入器官捐赠往往就会和犯罪或侵犯人权沾上关系。免费的电脑软件分享，自由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不同的现代礼物。现代网络更是无限扩展了广大人际礼物关系的可能。上网的文章既没有稿费，也不算著作，成为一种真正的给陌生人的礼物。

　　海德(Lewis Hyde) 在《礼物：想象和财产的情感生命》(The Gift: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1983)中，把艺术创作和思想理解为一种礼物行为。他说，“礼物是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获得的东西，只有别人真诚地赠与我们的东西才算是礼物”。艺术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别人的礼物，对他人的感染和启发则又形成另一种礼物关系。老师给学生的是思想的礼物赠与，学生回报的是感激和思想的发扬光大，而不仅仅是高额的学费。商品经济正在败坏这些礼物关系，把它们变成了彻底的金钱关系。

　　讨论礼物道德意义的著作中，最经典的恐怕还是蒂特莫斯 (Richard Titmuss) 在1971年出版的《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蒂特莫斯在书中比较了当时英国和美国的供血体制。英国体制只允许自愿无偿捐献,而美国体制则是商品化的有偿献血。蒂特莫斯认为,商业化的供血体制有许多弊端,其中不少直接损害一个社会的伦理机制。以钱买血会瓦解公民的利他心,还会助长医疗领域中的不良行为,败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使得穷人成为主要的供血者。

　　不仅如此,即使从非伦理的角度来看,商业化的人血市场也是弊病丛生。这种制度并没有经济效益。所谓的市场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假象,事实上血源长期面临短缺问题。供血管理严重官僚制度化,美国制度中病人的输血费用比英国制度要高出5到15倍。来自商业化市场上的血品品质低,疾病污染率高,对输血病人的生命健康形成很大的威胁。蒂特莫斯的结论是,自愿捐血的制度和政策不但更健康,更有效,而且更有助于整个社会培养利他心。

　　《礼物关系》出版后立刻产生巨大的政策和思想冲击效应。作者本人于1973年去世。二十多年后, 此书由欧克理(Ann Oakley)和艾希顿(John Ashton)编辑、扩充,于1997年重新出版。蒂特莫斯去世时,爱滋病还没有成为全球性传染病,新版增添了关于爱滋病献血技术发展和母乳捐赠的内容,并对蒂特莫斯的观点作了评估。蒂特莫斯这本书在技术层面上已经陈旧,为什么还在吸引当代的读者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蒂特莫斯以人和人之间“生命的礼物”-- 救人性命的人血 -- 在提醒世人,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世界中, 毕竟还有,也应该还有不能以金钱定价的东西。毕竟还有,也应该还有对陌生人的利他行为。没有利他行为的人类是不完美的，“作为动物，人是自私的。但是，人可以学习无私地赠与。人在学习道德生活的过程中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不以金钱为条件,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之液当作礼物赠予另一个完全的陌生者,如果说这是人自由地做出的道德决定,如果说只有人才能自由地做出这样的道德决定,那么无偿捐血表述的便是人的自由,那种让人最终能区别于动物的自由。”无偿捐血是如此，别的真诚礼物不也是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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