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谈科技水平的评定和论文与引用数

　　目前在科技界评奖、提职定岗、基金评定、单位政绩考核都已经和发表论文的多少挂钩，特别是和所谓的国外的几个检索系统SCI、EI挂钩。

　　笔者在前几年就曾对这一现象在文章中给以评论，并且指出这是一种损害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做法。然而我们看到这几年，它却越演越烈。一些单位，以SCI检索来发奖金，例如，有一篇被SCI检索就给三千块钱，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五千块钱，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一些教育和科学技术管理部门，以SCI收录的文章多少，来对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排名次，用以说明各单位成绩大小。在这根指挥棒下，一些单位为了争取靠前的名次，对教员和研究人员分派SCI检索的指标，纷纷制订发表SCI收录文章数的高指标计划。在科技界我们看到类似“大跃进”压高产指标的风气在悄然兴起。必须看到这样下去，它会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它会使我们的科技评奖和考核的专家们懒惰，从而结果没有多少可靠性。科技水平的评定本来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工作，把它归结于检索的数量和在某几种有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就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并且把科技水平的最终评定权授予杂志的编辑和文章的统计人员。

　　从逻辑上说，杂志可以因为登载了重要的文章而出名，但是不能因为一篇文章被某个有名的杂志登载了，就说它水平高。因为有名的杂志也经常登载不重要的文章甚至是错误的文章。

　　进一步说，科学技术既然是一种社会的事业，它也会像其他行业一样，有赶时髦的情形。存在这样的研究方向，在一个时期内研究的人非常多，文章非常多，互相引用也非常多，但是过后却没有给科学技术留下什么痕迹。更有甚者，有时这种时髦的研究，甚至结果是错误的。1903年，在阴极射线、X射线、伯奎尔射线（放射性）发现之后不久，事实上，当射线在科学界风行时，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伯劳德老（René Blondlot）宣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射线，为了纪念他的家乡城市Nancy，他把它命名为“N射线”。在数年中，关于这一发现，在最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超过100位科学家的300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即使是这样，还有许多其他物理学家致力于重复伯劳德老的实验（因为伯劳德老宣称他们缺乏所需要的技术），有超过40位物理学家声称他们能够检测到由许多不同物质、包括人类的神经系统发出的这种射线。但是这一发现后来却被证明是错觉的受害者。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出，如果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水平，就会使我们的科技评定专家也陷入赶时髦的热潮中去，很难评定出经受起历史考验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相反地，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成果，一开始并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引用率很低。过了许多年才证明它是重要的。

　　我们还是有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并不追求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更不追求文章的数量，而是追求研究的质量。例如在二十年前完成的人工蛋白质合成的工作，就没有在国外发表文章。再例如我国已故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的廖山涛教授前些年关于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在国外发表文章。但是它们却是国际上第一流的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就机械地强调国外的引用率和文章的篇数，它们都不能授奖，都会被埋没掉。近年来，由于在各个环节上过分强调SCI的收录和引用率，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不知会有多少优秀的研究者因为得不到基金资助而丧失研究条件，而被迫转行，也不知会有多少优秀的科学成果将被埋没掉。

　　必须认识到科技杂志也是一种媒体，它是一种科技交流的特殊的媒体，杂志的编辑们和审稿者就是这种特殊媒体的执牛耳者。我们科技界对于某些新闻媒体炒作下，一些歌星走红，颇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媒体上炒红的歌星未必唱得有真功夫。难道在科技杂志编辑们的炒作下，就不会出现没有真功夫的科技专家吗？

　　所以，科技评定的专家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读作者的原始论文来评定他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评定时间应当放长一点，比如说一年而不是几天，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读完所提交的代表作，并且能直接调查它的重要性，做出独立的判断。给评定科技成果的专家时间过短，就只能使他们主要是参照别人的意见和引用来下判断。我们有许多评奖的种类，结果是，一个人得了一种奖，其他的各种奖也就自然都纷至沓来。其实这并不一定说明他的工作重要，而经常是说明这些评奖组织缺少独立见解，或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反复推敲只好照抄别的评奖委员会的现成结果。

　　第二，以引用率和在某些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多少来进行评奖、提职定岗、基金评定、单位政绩考核的做法，实质上，是我们出重金为外国杂志做广告，拉稿子。其最终结果，是大大降低了我们自己科技杂志的水平。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杂志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的重要方面。我国尽管有许多科学技术杂志，而且其中有些杂志办得很好，水平很高。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和其他种种原因，SCI和EI引用我国的杂志种类很少。而且，由于SCI是美国人办的，对美国的杂志就十分偏爱，例如，我国的《数学学报》他们不收录，而对美国出的一份数学通俗读物《数学月报》（Monthly Mathematics）倒收录了。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部的任胜利同志的文章《期刊的影响因子与科研成果评价》一文的统计，在世界上一共有大约126000种杂志，而SCI收录的4500种，只占3.6％。再以1997年SCI CD ROM选用的3449种杂志中，美、英、德、荷四国被收录的期刊数目分别为1392、732、339、266种，合占总数的80％。而其中中国在该年度被收录的刊物仅有9种，只占0.2％。可见在SCI在编辑方针上对其它国家是忽视的，特别对中国是如此。在某些管理部门强调这种对我们带有片面性的检索系统的推动下，近年来我们大量的好的科技论文投向了外国杂志，只有在外国杂志退稿后，才不得已投向国内的杂志。可想而知，国内杂志只好登这类末流稿子了，因之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杂志质量迅速下降。许多杂志稿源严重不足。

　　若干年以前，不是在教育部门有过，以考取留美物理研究生多少，来评价大学物理系办得好坏吗，并且依此来把国内的物理系排名次，以说明这些系办的水平。过了几年，当人们回过味来的时侯，发现在招收留美研究生的名义下，大量拔尖人才流向了美国，中国的高教部有沦落为美国的研究生预备部的危险，这才停止了我国行政当局为美国选拔物理研究生的做法。现在，我们又在以美国人的检索系统来排研究者和研究单位的名次，它的恶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是我们应当反思以SCI收录和引用率来评定水平的时候了。如果长此下去，我们的科学技术刊物将永远要衰落下去。从而也永远不可能建立我们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

　　第三，以文章多少和引用率来评定水平，会败坏我们的学风。有的人不追求研究的水平，而追求论文的数量，一篇文章的材料分成几篇来写，因为文章数量就等于金钱、职称、地位、成就。几篇文章大同小异，人们说这种现象是自己抄袭自己，既无人告状，又壮了声势。本来在国内独立完成的工作，却要出国找一位外国的名人共同署名，以便在外国发表，并且得到外国人的引用。为了得到较多的引用，利用金钱请外国人来“讲学”旅游。更为可怕的是一些科学技术管理人员，为了追求本单位发表文章数和引用率数在全国靠前的排名次序，不惜向下级搞摊派、压指标的办法，甚至以定岗和下岗来利诱威胁，搞得教员和研究人员苦不堪言。在这种风气的压力下，就是一向严肃认真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屈服，否则，你的文章没有他多，引用率没有他高，他有奖、你没奖，他提升你站不住，就有下岗的危险，所以有人气愤地说，这实在是“逼良为娼”。

　　更为反常的是，这种标准冲击下，甚至改变了一些社会单位的功能。教书的可以不考查他教书的情况，搞设计的可以不考查他设计的水平，编软件的可以不看他编的软件水平，而只看文章数。在某些高等学校里，出现了一批不教书的教授。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课，就凭几篇文章跃升教授地位。人们应当记住的教训是，我们这是在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六十年代，美国教授之间流行的口头语是：“要么发表文章，要么灭亡。”（Paper, or Perish）教授们为了得到各种资助被政府的各种计划与管理办法压得喘不过气来，拼命写文章，对教学极不负责，从而教学质量大大下降。这一来，激怒了学生，1964年，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帅先闹事，接着，大学生罢课、骚动在全美此起彼伏，形成长时期折磨美国的政治问题。后来，美国规定了教授必须授课的最低课时数，增加了学生对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发言权，尊重了学生对教员教学质量的评定意见，事态才逐渐平息下去。我们不希望，等到我们的教学质量真地大面积出了问题时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第四，在评定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适当考虑文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过我们要说，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就等于引用率，更不等于某几种外国的检索系统的引用率。实际上，国外的检索系统有许多，例如，俄罗斯的文献检索系统，欧洲各国的文章检索系统，还有我国自己建立的文章检索系统。而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检索系统，更不考虑我们国家自己建立的文章检索系统，而单单采用美国的SCI来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呢。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部的任胜利同志的文章《期刊的影响因子与科研成果评价》一文的统计，在1997年SCI所收录的10033篇中国论文中，有10023篇（占收录文章的99.9%）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的，而以中文发表的只有10篇。这也就是说，SCI所引用的中国人发表的文章，大多数并不是为中国同行所首先获悉，这是因为这些文章大多登载在外国杂志上，中国同行要读到这些杂志总是要落后于外国人的。何况由于语言上的原因，用外文发表的文章，会大大限制在中国学者中传播的范围和影响面。这也就是说，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首先服务于国外的同行的。中国政府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得到的研究成果，首先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且要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指导政策，岂不是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我们尚且要拿这种标准来对我国的教育和科研单位排名次，并且说这种名次就是他们工作好坏的名次。

　　因之，在必要考虑研究成果产生的社会影响时，适当考察它的引用率和受检索系统收录仅仅是考察方法的一种形式。这时，我们尤其应当对于各种检索系统平等看待。无论是美国的、俄国的、中国的，都应当一视同仁。特别，我们不能歧视中国的检索系统。中国的检索系统虽然还有待改进，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系统。特别它较多地反映了这些成果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外国的检索系统对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带有片面性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取消或代替我们的检索系统。而我们对自己的检索系统的无视，这不是表明比之他们对我们的歧视尤深么。

　　以上这些看法，在几年前，我在不同的会议上和文章里都曾经反复提到。我认为，现在应当急刹车。建议在评奖时，取消那种要求申报者给出引用率的劳民伤财的要求。成果是否产生过社会影响，由评奖机构去适当调查。在申报奖励时，只要求提交代表性论著三篇，和1500字的说明，即使是再伟大的成果1500字的说明也够了，而我们过去的申报材料要数十万字之多，实在是一种浪费。评奖的时间适当拉长，比如说一年。对报奖的项目应当在适当的媒体上，例如在网上公布，包括他的1500字的说明和代表作的题目，以便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和评论。

　　附记：本文曾刊登在《中国科技奖励》杂志2000年第一期上，作者在这里又进行了若干补充。

　　原载于《科学时报》2000年5月25日第4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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