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大学“官本位”更须“中医疗法”

　　与其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城市考察的“无用功课”，还不如返躬求己，就从“本土”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

　　大学“官本位”路线图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显了大学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惟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19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上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被教育的重点对象，就连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氛围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
二则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实利化、金钱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在教育主管部门“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生态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地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校长和书记虽然也是“官”，但他们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
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

　　说到这儿，不由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出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单说建国后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
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
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校长和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
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
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
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主动要求转入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
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
都在极有限的空间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逢“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奠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于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说到张鸣，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对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才令人们刮目相看！人们发现，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有了一种真正的“大学气象”。说来令人唏嘘不已，人民大学这所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名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无情解散。按理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他高校更深邃，胸襟更开阔，更大气，更重视人材。

　　这些话说了似乎是白说，大学的过度行政化似已积重难返，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能否学一点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大学的校长和官员们，请不要再嚷嚷学什么哈佛、耶鲁、伯克利、剑桥、牛津了，中美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也不知开了多少次，“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现在大楼都已盖了起来，规模和气派和外邦的大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其他那些“软件”，想必怎么学一时也学不来的。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无用的功课”，还不如返躬求己，就从“本土”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吴玉章、郭影秋、匡亚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确，属于我们优秀的“本土资源”，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进，让大学板结状的土壤松一口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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