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张鸣的坏脾气

　　张鸣本来是个农村的孩子，人民培养了他，让他进了京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当上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和系主任。一面教书上课，一面做学问写文章。据说声誉很不错，想必待遇也不会差。这是多少教师梦寐以求的“滋润”日子。照理说，张鸣应该（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心怀“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可他放着这么“滋润”的日子不好好过，却要和顶头上司闹意见，而且在媒体上公开，最终闹出个“张鸣事件”。这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吗？

　　看起来，张鸣虽然身为教授，却在某个方面非常无知——对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为人处世”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给张鸣教授补补课。

　　首先，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自己的主见，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轻易“畅所欲言”。尤其在表达批评见解时，“察言观色”才是更要紧的“潜规则”。所以我们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见，特别不要在与自己（比如职称、房子和奖金等）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轻率发言。况且，学校不仅没有亏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着为了别人的事情大动干戈吗？一个同事的职称问题、一群学生的“答辩费”问题跟你张鸣的利益有关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领导闹意见，特别是自己部门的领导。你常听到领导说自己是“公仆”，是为老师和同学“做服务工作的”，但就算真有这样的领导你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须懂得，领导当然可以随时打断你的发言，但你永远不能打断领导的发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态度对待领导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对领导抱有“敬畏之心”。你开始不明白这个“潜规则”只是不够成熟，但领导已经明确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无所畏惧，那就显得狂妄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单位的问题要在“内部”解决。如果你的意见与部门领导相左，而沟通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选择就是放弃己见，服从领导。如果你要坚持己见，就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和方法说服更高层的领导（足以使本部门领导“敬畏”的领导）来解决矛盾。无论如何，你不能将矛盾对外公开，在媒体上引发争论，这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你张鸣认为这是原则之争，但对许多领导来说，“形象”问题就是原则问题，因为事关“政绩”，可能还是最高的原则。因此，你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形象原则”。由于你破坏了“形象第一”这个“潜规则”，本来或许支持你的同事也会感到你“走得太远”。于是，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独自承担“严重的后果”。

　　说话切记察言观色，绝对不要冒犯领导，矛盾问题内部掌握。诸如此类的原则当然不会写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守则”，但以张鸣的聪明好学竟然悟不透这些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吗？显然，“张鸣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他根本就不买这些“潜规则”的仗。大概是长期钻研历史的缘故，张鸣也染上了他所谓的“历史的坏脾气”。

　　公允地说，“张鸣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公众都还不了解全部事实，张鸣教授与李景治院长或许都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发现两人对于大学理念的观念冲突。比如，张鸣批评的是评审职称过程中的“行政主导”问题，而李院长“郑重”答复的是“学院评职称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李院长作为领导“照章办事”当然不错，但这完全没有答复张鸣的质疑。张鸣反对的恰恰是“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这类行政主导的规定。

　　至于大学的“内部问题”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讨论的问题，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长在公开信中指出，“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因为他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长本人“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长眼里，中国的媒体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争论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乱仗”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声称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结果在美国各大报纸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以萨默斯发表道歉声明告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大学中所发生的争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什么就不可以向纳税人公开，接受公众的讨论？

　　从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透露“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消息，至今不过三个星期，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撤销了张鸣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这体现出极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张鸣事件”或许还有一些公众不知道的细节。但就李院长目前发表的四封公开信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张鸣除了“坏脾气”之外还有其它什么严重的问题。“没脾气”当然会比“坏脾气”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运转”。

　　但是，如果“团结”与“和谐”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照章办事、正常运转，而且意味着凝聚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学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一堆“业绩指标”，而是致力于养育“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容得下一个“坏脾气”的教授，就不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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