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革命的发生没有规律——读《失去的革命——50年代的南方》

　　今春正在重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教育的论述的时候，偶然读到美国南部历史学会副会长达尼尔的《失去的革命——50年代的南方》（Pete Daniel， Lost revolutions：the South in the 195Os ，Universe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Chapel Hill，2000）。该书的第三部分（《致命的分裂》），运用各种史料对列特尔洛克（Little Rock，阿肯色州首府，内地一般译成“小石城”）事件有详实的记叙。史学家达尼尔的对全书的构思、叙述那一年代美国南部历史的旨意，可能会对广大中国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学人对“告别革命”的命题争议非常关注。所以，我想：简单出勾勒、介绍该书整体的大意，达尼尔的写作构思与历史分析，可能对读者思考今天中国社会走向、预测各阶层政治立场的分化和演变会有一定启发。

　　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美国南部社会“保守的稳定”的神话被打破了，社会处于大变革有一触即发的势态。原因是南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经济向资本垄断型的农业经济转换。40年代至50年代的南部社会变化与半个世纪后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变动有着既类似又相异的景象。一方面，因为政府农业政策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化肥和农药等各种现代技术，而这些现代技术的采用需要有雄厚的资本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所以，迫使南部个体农民，特别是使得贷款、接受技术教育和培训处于不利地位的黑人农民不得不离开这一世代相传的行业，至50年代末，南部有一半的农业经营者放弃了这一传统产业；
另一方面，经历了长期萧条的农民，40年代战争时期为充满活力的军需工业所吸引，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引起农业劳动力的不足，提高了农业工人的工资，成本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农业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镇，从城镇进入大城市后，城市人口骤然膨胀，也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住宅、公共交通、新市民下一代的教育机关不足问题、都市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对流入都市的、出身南部农村底层社会的不论白人还是黑人充满了鄙视——阶级对立、冲突问题等等，其中最难解决的社会矛盾是种族隔离、种族对立问题，不仅在就业场所，在所有的公共社会生活上反映出来。

　　达尼尔用“lost revolutions”作为书名，说明他对当时南部社会产生的新的阶级和种族对立会带来有更大社会变革寄于希望，“revolutions”用复数来表示，说明他认为应该有不至一次的变革机会，认为这一时期是发生革命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期待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历史表明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在南部，当时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发起最有力挑战的，不是宗教团体，而是战时已经不分种族将就业者统一起来对付共同对手——经营者的、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工会组织：产联（CIO）。而唯一明确表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党只有共产党。但是，50年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使这两股反种族隔离社会力量不能联合起来，各自处于孤立状态，在反共的意识形态之下，产联拒绝共产党员加入其所属的工会。南部各行业，只有极少数白人知识精英都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批判、呼吁社会变革，无论是政治界、实业界、教育界、宗教界都是激烈的种族主义者占据了主流社会的发言权。极少数白人精英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挑战在绝大多数白人保持沉默中都以失败告终。白人精英的多数派却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不遗余力进行反动的抵抗，最典型的事例是南部100名议员共同署名抗议书对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案作出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的判决表示抵制。达尼尔认为绝大多数白人对种族主义或保持沉默、或支持的首要原因是：在50年代产业转换、人口向城镇移动过程中，许多社会底层的白人内心对自己的生活改善、阶层和社会地位上升寄于幻想和希望，所以总希望有人处于比自己更低的社会地位，这种幻想和希望决定了他们对种族隔离政策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激烈地出来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分子”，不仅有白人精英，也包括许多下层社会的白人，他们感到有色人种是竞争对手，是对他们地位上升的一个威胁。达尼尔认为，要论失去变革诸多机会的责任，在于追究南部大众的、特别是南部精英的良心。这一点也是对当今中国知识阶层的警示。

　　如果第一部分是叙说、分析白人群体对革命的责任的消失，那么，在书的第二部分里，达尼尔叙述、分析了种族矛盾激烈冲突并没有导致革命发生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来自南部底层社会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内部。出身于南部的底层的人，不论白人或黑人在共同生活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劳动阶层的文化：音乐、俗语、服装、社会交际方式等等，即使白人也很难在日常生活娱乐中划清种族的界线。50年代南部低层社会大众文化也被商品化迅速普及、融入主流文化过程中，这种大众文化原有追求自由、具有反抗性的野性逐渐变质、被消磨掉了，模糊了其本来分明的种族对立的界线。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经济繁荣、物质生活改善的过程，也有一部分底层出身的人们，在这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先前的社会地位和处境，也模糊和削弱了人们对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隔离主义信仰的正确的判断力。该书叙述了50年代起美国南部兴起的两大大众文化的演变史：一，南部人的自然的野性对汽车速度有一种执着的追求，随着汽车的普及，50年代起用普通汽车进行比赛（stock car）的流行，今天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娱乐的一部分；
二，源于黑人表达忧郁情绪的音乐布鲁斯（blues）和50年代和赛车一起流行的狂热的洛克洛尔乐曲（rock’n’roll）乃至70年代开始流行的灵魂音乐（soul music），都在商品化消费过程中失去它们原来的种族文化特征和自由、反抗的精神本质。如果找出他们丧失斗争精神的原因。

　　阿伦特的关于教育的诸论述是难以读解的、也引起人们争议的一个领域，特别是1957年年列特尔洛克发生白人暴力事件之后，她发表的《关于列特尔洛克事件的思考》一文，提出了与促进“统一教育”的公民权运动的主流不同的观点。有过纳粹时代被彻底边缘化——经历过“贱民（pariah）”切肤之痛的她说：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母亲的话，会感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会使自己处于比以前更加屈辱的位置上。她的观点马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和冲击。因为公立高中实施的种族统合制度——“统一教育”以后也是60年代联邦政府“向贫困开战”社会改革诸政策的一环。然而，我们读了该书第三部分后会感到阿伦特的思考有难得的精到之处。进入前白人中央高中的九位非洲裔学生并非真正幸运，尽管政府派联邦军队驻扎在学校保护他们免受威胁和骚扰，还是受够了白人同学的侮辱甚至暴力的威胁。半个世纪后，其中的一员伊丽莎白·艾克福德表示：自从走进那个学校她的生活就没有轻松过，对此很是失望，多年后，为保持校区之间的种族学生的平衡，她的一个孩子还被送到十英里外的一个学校上学。当时人们最渴望的是有朝一日能实现学校的种族融合，现在更向往的是黑人能拥有自己的学校。“统一教育”不是公民权运动中的唯一的潮流，黑人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自己的文化被白人同化，主张取种族之间积极分离的立场。阿伦特倾向这种立场，她认为，现代社会中，少数种族应该不被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同化，保持与其他种族具有独立对等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经济、教育上的平等。她认为教育领域具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重性，反对把公共领域的平等和同质性的平等混同起来。她批评“统一教育”法与行政的强制性，力争既要保护那种既能够维持公共领域的多元性、复数性，又要保证社会领域中的同质性的自律价值。她和公民权运动的主流观点不一样，但是，在自我实现和追求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积极主张融合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们无论多么出于无意，却在现实中切断了黑人文化独立发展的进程。要求增加黑人院校的设置的呼吁被种族融合的趋势给抵消了。“统一教育”另一负的影响是：白人开始从城市迁移到郊外，加快城市衰落，又使得白人工人阶层开始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政策。

　　虽然达尼尔用“lost revolutions”作书名，可是他心目中的“revolution”内涵与我们一般汉语语境中的“革命”的内涵有所不同，在书的末尾，他遗憾地说道：因为白人精英的反动的抵抗，“破坏了社会环境和种族之间的关系，种族的融合不是出自人们的良心、也不是优秀的领袖人物努力的结果，而是通过法和法律诉讼，不是出自人们的本意在强制服从中形成的”。（p.305）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所期待的、认为本来要发生的“revolution”是源自人的良知、自觉地在先觉的精英的引导下的产生人们的观念变革。这大概与提倡“告别革命”的中国学人的意愿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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