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纯德：我所亲历的反封建进程

　　辛亥革命前后定襄的反封建现象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到民国13年(1924年),勇敢的冯玉祥将军把宣统(溥仪)皇帝从宫里驱逐出来,让他到了民间,是彻底清除封建帝制很关键的一步。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我的家乡定襄县的辛亥革命,是由龙门村的齐保玺、兰台村的贺炳环专程东渡日本,找见孙中山,加入他领导的同盟会开始的。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齐、贺两人回到定襄,联合牛诚修。领导了定襄县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的县政权。他们还在民众中大张旗鼓地让男人剪辫子,女人放缠脚。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当年的民国政权,为让妇女们的脚彻底解放,专门成立查脚委员会,亲自检查妇女们的脚是否真的放开了。我母亲听到查脚的来了,吓得赶紧解去裹脚带,并藏起来。辛亥革命之后,我姐姐妹妹就幸免了缠足之苦。我父亲不但剪掉辫子,还参加了打城隍庙的行动。

　　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人领导下,定襄县修了第一条大型灌溉的广济渠。由于当时村与村、地与地交错复杂,各村很难形成统一线路。为了尽快实现统一灌溉的局面,革命党人续西峰组织进步人士,排除万难,最终将造福千秋的灌溉渠修成了。辛亥革命后,定襄县废除了私塾,县里分别设立男女高等小学堂,村里设立初等小学堂。我有幸生在民国2年(1913年),进了村初等国民小学堂,有三本《文言文》课本。第一课的内容是:《学生入校》。先生问:“汝来何事?”学生答:“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我没有念过《三字经》、《百家姓》,一入学就是新学。

　　辛亥革命之初,阎锡山在山西没有站住脚,逃到包头。忻州一个姓梁的向阎锡山建议,让他请定襄的董崇仁给他帮忙。因为董崇仁在前清时,长期在宫里参与古建筑修缮事务,和袁世凯关系密切。经董崇仁和袁世凯斡旋,阎锡山借袁世凯的势力回到太原,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阎锡山为了感谢董崇仁,让他当了晋南镇守使。阎锡山坐镇太原后。民主人士续西峰和贺炳环就逃到北京,住在“忻定会馆”。阎锡山和袁世凯勾结,派人去抓革命党人续西峰和贺炳环。当时“忻定会馆”一片混乱,掩护了续西峰和贺炳环。阎锡山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此形势下,原定襄辛亥革命的又一领导人牛诚修,看到不能继续革命,就埋头学术文化研究,编撰《雪花馆》丛刊。他将定襄历代的诗集编入《雪花馆》刊行。牛诚修还认真研究了定襄境内从北魏到元朝遗留下来的碑石,将上面的人物、故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究,著成翔实的《金石考》;他还完成了《定襄县志》。这些著作充实、丰富了定襄的历史,对定襄是极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对定襄教育发展、社会风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方面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

　　军阀混战和阎锡山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要推翻和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其历史道路还是很艰难、很复杂、很曲折的。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政。孙中山到达北京,受到北京老百姓的夹道欢迎。冯玉祥的进步主张触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直系军阀吴佩孚受英帝国主义者操纵,奉系军阀张作霖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认为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有赤化倾向,于是,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倒冯,双方在南口对峙了近4个月,冯玉祥失败,退到了绥远地区。民国14年(1925年),孙中山因肝癌病逝北京。他在遗嘱中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著名警句。孙中山确实是一位政治家,他有主义、有政纲和多年的革命实践,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212”三大政策,是一个成熟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有很大的人格魅力,他的逝世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不料,到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212”的三大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也就在这一年,我考入了太原成成中学。我们当时的英语教员张聘珍,骑着兰花牌自行车到平民中学去上课,左派工人攻击国民党的平民中学,给他的自行车横梁上打了窟窿,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当时,我们不了解国内的整体形势,实际上当时太原正处在一个反共高潮时期。

　　我在成成中学念了4年书(1927—1931年),经历了和山西有关的三次内战。第一次是晋奉战争,张作霖的奉军进攻山西的阎锡山。雁门关守得好,奉军没有打下来就退走了。第二次是国民二军樊锺秀从辽县攻占山西,由于孤军深入,也未成功。第三次是民国19年(1930年),阎锡山和冯玉祥打蒋介石,即蒋阎冯大战。阎锡山被打败后,冯玉祥和汪精卫都来到太原。我们出于好奇,到火车站观看汪精卫到来的场面。汪精卫下车后,住在柳巷北口的正大饭店。不久,汪精卫出来讲话,大意是:张汉卿(学良)先生来电主张和平,我们也是主张和平的,是打倒蒋介石的和平。在蒋阎冯大战中,阎锡山所以失败,是没有考虑到国际国内的整个形势,他和蒋介石的力量是不能相比的。张学良进关支持蒋介石,整个战争的胜负就已显现。阎锡山终于失败了,他的失败,使太原市的物价飞涨,晋钞大幅度贬值。阎锡山在失败后,受蒋所逼,化装成商人,由张培梅陪着向大同方向逃跑了;接着又逃到大连。山西方面有影响的军方人士商震、傅作义都跟随了蒋介石。冯玉祥的部下、重要将领宋哲元等人也归顺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阎锡山败北后,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外逃只是缓冲之计。以后他又东山再起,前后统治山西近20年。我虽是山西人,但从未见过阎锡山,所以对阎锡山不好做全面评价,但对他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阎锡山从他的统治思想出发,认为政权要想巩固,得有强大的部队,要有部队就得有武器。阎锡山就抓住制造武器这个要害,大量生产武器。在全国所有的军阀中,自己有制造武器能力,并且形成规模的,阎锡山当居首位。武汉、沈阳(奉天)都有军工企业,但从种类和规模讲,最大的还是山西太原。山西的军工企业,有冲锋枪、步枪、手枪厂,有子弹厂,还有炮厂(解放后称二四七厂)。最主要的是他在日本投降后,还接受了供应军工生产原料的钢铁厂。阎锡山留给山西的。主要是兵工企业。

　　阎锡山在用人方面,具有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可以概括为“武五台,文定襄”。阎锡山军队中的将领都是五台人,如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等。晋军在平津驻扎时,北平还有“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顺口溜。文职方面就靠定襄人了。梁化之(名敦厚)是阎锡山的特务首领,定襄人;阎锡山的秘书长吴绍之是定襄南宫人;薄右丞是公道团负责人,后来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也是定襄人;兵工厂的厂长,前期是定襄小霍村的李陶庵,后期则是定襄神山村的张书绅。这些事实都表现出阎锡山把持军队和左右文职人员时强烈的地方主义。阎锡山对兵工企业,常常亲自过问。有时找技术工人来,询问制造一门大炮需要多少工时,要花多少成本,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蒋阎冯大战时,冯玉祥的军队在京蒲线上能打胜仗,而阎锡山的军队在平汉线上战斗力弱。遇到天阴下雨,阎兵中吸毒的人全身难受,很不适应。到民国37年(1948年)太原解放前夕,解放军围攻太原城时,王靖国身边带着两个算卦的,有个叫杨半仙,顾名思义是半个神仙。王靖国让这两个人算太原城还能守多长时间?可以想见,阎锡山的高级将领的知识多么贫乏,封建迷信达到多么可笑的程度。

　　太原解放以后,我在军管会负责处理敌伪人员时,看过阎锡山和梁化之的日记。阎锡山的日记,是用毛笔写在线装本上,但不是他本人写的,其中写的都是好事,很不真实。梁化之的日记是事实,比如里面有“胡仁奎如果回山西竞选国大代表,下飞机就要扣留他”。还有梁化之和刘生兰的恋爱经过等等。日记上不写刘生兰三字,只用“SL”表示。

　　解放后,有一次我问吴绍之:“你作为阎锡山的秘书长,多年陪伴他,阎锡山在作风方面有什么特点?”吴绍之说:“他最会装老实。他接见外宾或贵宾,常常给人年高德超、忠厚老实的印象。他的办公室很简单,只有一个炕桌,上面放着毛笔、砚台和算盘。他无论什么时候,穿的都是两道嵴的布鞋,看起来很朴素。”

　　抗日战争中定襄的反帝反封建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要征服全世界。为此,首先要征服支那——中国。征服中国必先要征服“满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通过对满洲百姓6年的奴化压迫,日本侵略者认为满洲国已经巩固了。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显示日本帝国主义要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抵抗。战争可以改变一切,战争使老百姓认识到“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老百姓不愿当亡国奴,就要反侵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中国的各种关系、各种社会现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年9月间,我因双腿患了病,组织上让我回定襄老家养病。这时候,忻口大战已经开始,每天炮声隆隆。中央军的后勤物资在定襄可能有储存,敌人的飞机经常在定襄上空盘旋,战争气氛骤然紧张起来。10月间,组织上通知我当定襄县委书记。虽然我的病还没有痊愈,但是战争环境的变化,需要我马上出来工作。我拄着双拐到芳兰村就任了县委书记。战争刚开始时,日本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中国人在处于生死抉择的形势下,如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不愿当亡国奴的心理普遍增强,这是积极要求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普遍存在的心态。

　　为了共同抗日,定襄地方上的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都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县人民政府中,为民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出力。当时县委吸收了很多知名人士到县政府工作,其中有地下党员康瑞华、郅银堂;太原进山中学、国民师范国文教员、民主人士张敦圃;太原兵工厂总设计师班玉书;煤矿工程师韩润延;另有女高校长齐林七;劝学所所长牛洪文。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是在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下凸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参加工作没有待遇,只管饭吃。衣服也是自己家里做,是完全不计报酬的抗日民主政府。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夏天,定襄妇女的抗日积极性高涨起来。县委在小霍村办了一个妇女抗日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妇女活动,战争的到来,使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光在家里做针线干家务的封闭的妇女们完全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快地出来参加抗日战争。龙门村有一家地主,家里8个妇女中,除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奶孩子的媳妇外,其余6个都参加了抗日工作。有两个到八路军的被服厂当了工人,有两个去了县里的干部训练班,有两个参加了妇救会的工作。十分活跃的定襄妇女工作,引起了中央妇委的关注,中央曾派吕英同志和陆定一的爱人严慰冰到定襄县视察。她们看到了妇女训练的情况,并和妇女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弄清了她们积极投身抗日的思想状况。在定襄,妇女对解放自己最敏感,她们积极走出家门参加各种抗日工作,首先解放了自己。这是反封建的主要表现。

　　在武装方面,定襄农民、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抗日武装部队。王震带着三五九旅路过定襄时。有一批青年参加了三五九旅。还有一次是薄一波带着决死纵队路经定襄,招收了一批青年地下共产党员。“文革”后,我偶然在纺织工业部遇见薄老,他向我讲了1937年带到晋鲁豫的那批人,说起“定襄有个韩宜斋,他威信很高”。

　　最初定襄组建的部队是县大队,后来交给了晋察冀第二分区。此外,县委还成立了基干游击队。由于当时我们对部队工作一窍不通,还请三五九旅痊愈的伤病员帮助我们组建基干游击队。带队的杜志德担任定襄县基干游击队的队长;县委还派了樊金堂、韩海堂、张生堂、杨明隆4名干部参加了基干游击队的组建工作。这个部队出现了不少英雄好汉,像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物樊金堂、英勇善战的阎四豹、梁进路等。解放后,这些人物成为田间地头人们讲述的英雄传奇故事。

　　后来又组建了二支队。军分区派来两个队长,一个叫谢贵山,一个叫孟庆彪。他们赤手空拳没有兵,没有干部,也没有枪支弹药。谢贵山、孟庆彪二人都是老红军,他们熟悉如何组建部队,在县委的帮助配合下,突破重重困难,组建了既有步枪又有机关枪的定襄二支队。

　　定襄的这些武装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密切,不像封建时代的官兵,也不像旧社会的旧军,那些军人几乎就是土匪,老百姓都害怕他们。抗战时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都是保卫家乡的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建立了鱼水之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反封建现象

　　解放战争时期反封建统治的成功,关键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中国在反封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农民,即孙中山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我们称之为“土地改革”。这个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也是密切相关的,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就能够保卫农民,也就能够发动农民起来和地主斗争,使农民有勇气进行土地革命。也可以说,战争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成功,而且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

　　这个时期我是在热河工作的。热河的土地关系比内地复杂些,主要特点是土地比较集中,大地主多,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当中。热河围场县过去是满清皇帝打猎的地方,后来卖给汉人地主。卖地时他们不是丈量,而主要是跑马占圈,由此产生了很多大地主。围场县有个地主姓张,人称张四皇上。他有九沟、十八岭,平地200顷。平川县也有个姓张的大地主,主要经营鸦片。正因为热河这个地方的农民深受痛苦。我们抓住这个特殊之处,发动农民积极参加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势如破竹,土地改革得也很彻底。

　　但是,在民国35年(1946年)最初开始土改时,我们也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进行过减租、减息等初步的改革,成效不大。真正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反封建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中央土地会议以后。民国36年(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了中央委托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通过了《土地法大纲》,后报中央批准后执行。会议的指示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分土地给贫下中农。但也给地主留了点土地,让他们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给他一条生活的出路。

　　热河的土地改革经过地委干部大会后,地委负责人组织工作团下基层亲自领导土地改革,紧张地进行了一年多的工作,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彻底进行了反封建运动。反封建运动带来的积极成果,一个是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加解放军,仅围场县登记在册的就有12000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即组建了6个团的兵力,交给东北野战军。另一个是解决了土匪问题。土匪问题是热河的历史问题,解放军把围场、隆化这些县都占领了,地主被打倒了,土匪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了。紧接着热河地委对土匪们进行了一次政治攻势,即缴枪不杀,只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过去的一般不加过问,不予追究。那些在山上的土匪们,都回到当地当农民搞生产去了。彻底解决了土匪问题,也是土地改革反封建的一次伟大胜利。

　　北京的土地改革是解放以后进行的,而且土地改革是和平解决的,对地主没有进行斗争。如四季青大泡子地主的十顷地都分给了佃户,主要是山东人。山东人不但能进城久居,而且能够得到土地,他们高兴不已。可以说,解放战争这3年里,很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是反封建的胜利。

　　进城以后太原的反封建情况

　　解放以后,太原市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运动,当时叫民主改革。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个城市工作方针,主要内容是城市工作中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太原市委组成以后,市委要求全心全意地贯彻这个方针,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市委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实事。进城以后,目睹工人在阎政权的统治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状态,我们马上进行了救济行动,紧急拨出救济粮150万斤,调整出住房2391间,解决了工人的燃眉之急。之后,废除了很多腐朽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

　　“五一”游行时,市委把一些知名的、有影响的劳动模范请到主席台上,还把他们请到当时最有名的正大饭店,和市委领导干部一起开会,商讨全市的发展大计,共同选举市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市委还为工人组织起工会来改善他们的福利事业。总之,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让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和觉悟、当家作主的思想不断得到提高。

　　有一次市委听取工作汇报,企业工作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孟健夫说:“共产党进了城以后,在各个方面对工人都好,很体贴,很爱护。党把我们称为工厂的主人翁,可我们的厂长张某人还是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厂长,他也是主人翁,我们可就想不通了。”他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些厂长,都是曾经欺压群众,盘剥工人的罪魁。这实质上反映了工人阶级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还未解决;反动派在工矿企业中的残余势力还未清除。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及时清理,不进行整顿,那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而且是脱离群众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对一些官僚资本时代延续下来的工厂领导,必须进行一次审查清理。基于这样的认识,市委于1951年5月,及时做出了在全市国营企业中立即进行群众性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决定,并于5月14日召开会议,做了具体部署。对官僚资本时代的工人队伍,也通过劳动保障部门,按照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进行清理整顿。劳动保障部门通过审查,确定了哪些人可享受劳动保险,一些反动的旧统治层的厂长、把头被清理出来,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太原日报》9月1日试刊后,对这次运动以《揭掉大石板,生产更有劲》为总题目进行了后续报道,并连续报道了工矿企业经过民主改革后取得的显著成果。

　　太原钢铁厂和东北主管工业的领导有联系,常常交换企业改革以及管理方面的经验,因为辽宁也是重工业地区。有一次,我们把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总结送给东北局领导同志,那里对民主改革还有质疑。里念叨着:“现在还提反封建问题啊!”好像封建问题早就没有了。这些现象说明党内对反封建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明确、统一。《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参观太原钢铁厂时,看到工人自觉拣废钢废铁后交到厂里,感到职工的主人翁觉悟很高,便询问这样的积极性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搞清楚了,原来是民主改革的结果。为此,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我的名义写的介绍太原民主改革经验的文章。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在党刊《建设》杂志上刊载了太原市委关于民主改革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加了编者按语:“太原市委在镇压反革命后,将劳保登记、审干、民主改革三个工作结合成一个运动,这种做法是很有成绩的,也是正确的。但各地工作进度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出发,而确定补课的办法。”

　　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收到很大的效果以后,市委还在建筑业、搬运业、戏剧界等行业和单位,全面推行反封建的民主改革,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太原市搬运业过去对工人实行的完全是野蛮的把头制度,剥削欺压工人的现象十分严重。解放后,那些把头、恶霸们虽然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嚣张了,但旧账未清,余毒还在,仍然严重影响着搬运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民主改革运动中,3000多名搬运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召开了15次规模较大的诉苦会。除有10名工人当场揭发控诉外,我们还收到1300多名搬运工人揭发控诉的600多份材料,对全市200多名有严重劣迹的把头、包工头进行了揭发控诉。最后有10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把头受到了法律惩处。经过民主改革,广大搬运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参加搬运工会的工人,由运动前的8人猛增到1134人。搬运行业的4个搬运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了太原市搬运公司,生产业务迅速扩展,排车和马车都成倍乃至十几倍、数十倍增长,搬运业的民主改革,其实也是其他行业民主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戏剧曲艺界,由于残余的封建势力没有清除,严重阻碍戏曲事业的发展。有些流氓恶霸、封建把持者操纵着剧团,独揽经济大权,常常依仗权势敲诈欺压员工,凌辱女演员。新民戏院有个邱德才,他在日伪统治时期,霸占“十三红”的女儿,逼死“十三红”,解放以后,继续为非作歹。一个叫李平的曲艺团长,任意奸污女演员,不少女演员都被他奸污,有的还被他长期霸占。还有以家族、师徒、行科等因素结成的小集团任意加减戏份,大大伤害了艺人的积极性;也有些师父,把买来的学徒当作家庭奴仆,无端打骂是家常便饭;还有的当学徒五六年,但师傅并不认真教授其艺术,甚至以恶劣手段对其进行经济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男名角,名气不少,买了女徒弟,虽然教会了戏,也要不定期地强行奸污;有的女名角,逼自己买来的女徒弟卖淫,为她赚钱。这些做法对徒弟造成了很深的心灵伤害。有些艺人的生活作风相当落后,吸食毒品和赌博的大有人在。为此,戏剧曲艺界必须彻底地进行一次民主改革运动,提高艺人觉悟,充分发展艺人的艺术才华,肃清戏剧界的渣滓,为戏剧曲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市委对群众进行了反复的政策教育,教育演员群众“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改革什么”;鼓励艺人以自身的社会遭遇,揭发罪恶分子;启发艺人中的代表人物、名演员和老艺人带动群众,打倒罪恶分子,解放自己。紧接着又对内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剧团中各种角色达到民主团结。过去,名角拿高“戏份子”,看不起出力多、吃苦大、收入微薄、无以生计的“武打行,跳把子”和“跑龙套,站四角”的下层演员,称他们是“底包”。经过民主改革,“角儿”和“底包”由“上等”和“下等”的等级关系,变成了相互依存的同事关系,提高了“武行”和“龙套”的社会地位。艺人们在打倒了罪恶分子,消除了内部矛盾后,随即组建了自己的新剧团。上级部门对全团人员进行了民主教育,经过共同讨论,选出剧团的领导干部;同时,订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在评定戏份待遇的问题上,采取了“按劳取酬,照顾现实,争取做到合理化,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对“底包”的待遇进行了相应的提高,改善艺人的福利事业,重新制定新型的师徒合同等,为戏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太原日报》全程报道了戏剧曲艺界的民主改革进程,推动了这个行业民主改革的顺利发展。

　　民主改革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建国初期城市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的解决,为太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李维汉反对封建问题的文章,读后启发很深。中国经过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李维汉说:“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这句话指出了反封建问题的长期性。

　　今天,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半个多世纪,又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封建思想的传统观念及习惯势力,仍然或多或少地残留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都能或隐或现地看到封建思想的影子。因此,反封建任务,任重道远,始终是我们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短暂的几十年生活中,我接触过一些反封建进程,特别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解放战争和进太原后进行反封建性质的民主改革的胜利,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相关热词搜索：我所 亲历 进程 反封建 韩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