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屹：让穷人也有房产

　　穷人的经济规律

　　友人买个便宜挂钟，到家钟不走了。家人非议后帮他算账：30元一个便宜货，可能走几个月就坏了。如果100元买个好的，就算用5年，也值了。

　　道理不难懂，但实行上有问题。价优购物，物有所值，但前提是买主必须手头宽裕。如果买方手上零钱不足100元，或这钱用来计划买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或需要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这样他只能买一个便宜的钟表：即使样子不好看，使用寿命不长，走起来不准。

　　以此类推。比如住房，按照50多平方米的居室，70年土地使用率计算。租房：月租1500元，70年下来，要花100多万。购房：只需50万元。租房的人，多花了一倍的钱，都是付给别人的，到头来依旧房无一间。所以，有的穷人可能永远也买不起好的住房，但是他们花在租房的钱加在一起会比有房的富人还多。为什么，穷得愈穷，富的愈富？

　　如果承认自然法则的合理，那么试问，社会规律差错出在哪了？法则与规律一定是要来惩罚穷人的吗？

　　社会排斥和商品市场

　　穷人花更多的钱租房，却没钱买房，关键是他们没有那笔首付。他们收入少，永远积累不下财产。这是市场的规律，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的房屋建设也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建筑协会（building society，一种住房金融机构）、银行控制住房抵押贷款的有效性，也包括建筑师和建筑商，一起影响了房屋的价格。普通的人只是房屋的消费者。

　　房屋价格贵，一些人买不起房，这样产生了两极分化。有这样一组数字：1951年到1986年间，一边，英国有100万栋的剩余房屋；
另一边，许多人无房子住。黑人只能住在穷人区。这在社会政策理论上叫做“社会排斥”。具有讽刺的话题是，一些白人却说黑人创造了破房子和脏乱的条件。这样的话导致了矛盾激化，造成贫富对立，甚至阶级斗争。

　　在中国，城市里许多单位有住房公积金，帮助有购房需求的人买房。但是，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和其他在这个体系之外的许多人，会买不起房，或者永远地租住在那种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一些人即使买了房子，也相对廉价或条件差。这样穷人和富人又划分了居住的区域。企业家根据社会需求建造不同的房子，当然给富人盖房最有利可赚。市场调节着人们住房福利的需要。有人说市场最公正，但是穷人不这样认为。结果是一些穷人愤恨，仇恨富人。

　　人们一股脑地埋怨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认为是他不给穷人盖房，穷人才没有房住。其实作为企业家的本性就是根据市场导向制造商品并赢得利润。企业家要做的是依次是：1，追求利润；
2，生产社会和人们需要的产品：如钟表和房产，质量要好；
3，为国家纳税；
4，减少工伤事故，保护环境；
5，更高的标准是做慈善事业，像比尔·盖茨那样。人们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外乎是后边两项。那是除了职业道德以外，对企业家的社会道德的要求。

　　政府干预和社会政策

　　如果让企业家为穷人建房，那只能是非营利企业。这种组织在英国有过，如住房社团和住房协会。他们给无家可归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住房和低息贷款。1988年，住房协会已经拥有了100万处房产。但是只是缓解矛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英国政府也建过类似的社会住房。二战后，地方政府建立了市政住房，最初目的是建好房子给社会，并不仅限于穷人。但后来，这里成为穷人的首选。因为这些房子的租费很低，后来，这些房屋以1/3或一半的价格卖给了居住者。

　　自从房屋问题变得重要并且有政治的因素卷入以后，就导致了重要的国家干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19世纪初，英国就有了许多包括政府津贴、计划调控、建立市政房屋（council housing给穷人的免费或廉租房）、出租房屋等措施。中央政府通过环境、交通和区域部来制定住房政策，地方政府执行完成。

　　当下英国政府的住房政策是给予人民“购买的权利”。购房的首付款在英国仅仅是5%。这个住房的政策调控给所有的人提供了方便。只要人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就可以考虑买房。在2000年，地方政府出资，免除了购房的抵押贷款税。在政府的不断作用下，英国在1914年只有10%的人有私人住房，到了90年代，75%的人住进了自己的私有房产，15%的人住在属于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房产中，10%的人租房住。

　　但是，西方世界依旧有无家可归者，美国为最。由于美国没有英国那样普遍的住房福利政策。美国的麦克尔·谢若登教授搞了一个叫“美国梦”的计划：利用资产社会学的理论，帮助穷人建立资产。方法是：国家或者社团给予投资，给穷人建立资产个人账户，比如购买房屋。前提是，这些人本身也必须节约，计划投入一定的存款。这有点像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只不过是给予了穷人。有的从儿童起就计划开始存。

　　这样，社会公正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再分配，而是给穷人带来资源。在起点上，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机会。于是，穷人也有了自己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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