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小国崛起的“大”学问

　　中央电视台去年底隆重推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涉及的9国看，其中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5国都是人口不多、领土面积不大的小国，所以有人就疑问道：为什么近代崛起的都是小国？

　　而环视当今世界，稳居“亚洲四小龙”榜首新加坡不过是一城之地，面积差不多为上海市的1/10；
“海湾明珠” 卡塔尔也只不过天津市那么大，但其却拥有经常抖出基地猛料的半岛电视台，在其首都多哈经常上演中国入世一锤定音这样的小国“大外交”。在短短十年间从加入欧盟时最穷的国家到变成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超过美国和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的爱尔兰；
世界经济竞争力多年排名第一的芬兰；
人均国民产值占世界第一位的瑞士；
甚至“黑非洲成功的范例”的博茨瓦纳现也从赤贫走到小康。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均是小国，但他们却也都能声名显赫地崛起。究竟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崛起？他们的崛起又有什么可资借鉴之处？应该说，小国的崛起却拥有着更大的学问。

　　优越的地理位置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据估计，葡萄牙在进行第一次海外扩张时，人口总数不超过125万。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这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却在五百年前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首批霸主，其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截断了中亚商路，而红海一带的海路则向来为阿拉伯人垄断。东方商品的缺乏使得其价格水涨船高，西欧商人迫切希望找到通往东方的新途径。欧洲人在陆上武力突围失败后不得不从海洋寻找出路。这时偏居一角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萄萄牙和西班牙则尽显其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影响葡萄牙历史的地理特点是它位于大西洋的前沿和欧洲与西班牙半岛的最西端。”葡萄牙地处欧洲与非洲的交汇处和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是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系大西洋的要冲，首都里斯本港是西欧、西北欧各国船只进出地中海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成了航海贸易的发源地。而西班牙领土北部与法国接壤，东部是美丽迷人的地中海，西部毗邻葡萄牙，北部是大西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从两边将西班牙紧紧环抱。因此西班牙是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纽带，也是地中海的的汇合点。时至今日每年担负着全世界近1/5空中旅客出入境和中转站的重任。所处的地理位置让欧洲的海外扩张从伊比利亚半岛率先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首批称雄全球的霸主。

　　而地处西北欧的荷兰，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广袤的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两条主要水道，从这里入海。为了排涝，荷兰人修建了多条运河，构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绝佳地理位置成为了荷兰人作为欧洲窗口的资本，并使得荷兰具备了成为欧洲新商品集散地的可能。于是，荷兰人在历史的脚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样的是，先前一直处于罗马帝国和欧洲边缘的英国在新航路开辟，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后，则地处国际贸易航道要冲或中心点上，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维系近两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海峡的“咽喉”，居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海陆交通的要冲，被称为“远东的十字路口”。而处于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人口约400万的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电子深加工的重要基地，世界主要金融、航运和对外贸易中心之一。

　　地理位置的意义还在于周边关系的好坏。历史上已经证明了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主权纠纷不断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不幸的是，中国却是世界上邻国最多、周边情况最复杂的大国之一。

　　开拓精神

　　如果仅从地理位置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免让人悲观，似乎众多国家的崛起是先天注定的。但我们可以从新加坡、以色列等国的看到的崛起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开拓精神。如果没有国父们的艰难开拓，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及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在李光耀的带领下，脱离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新加坡仅是河口沙洲上的一个小岛，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没有一点像样的现代工业，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加坡这个小岛国死定了。作为东南亚迄今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
如何在强大邻国间维持主权独立；
如何解决根本的就业问题，将缺乏资源、基础，贫穷、落后而脏乱的蕞尔岛国带入新局。这都是李光耀不得不面对的严苛现实。但李光耀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他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认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

　　正是凭借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开拓精神，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发出召唤，一起献身于他们过去想像不到的重任：首先，净化城市；
接着，凭着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现，克服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这个小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麻雀变凤凰的发迹过程，成了东南亚地区的高科技翘楚、商业枢纽、科研中心。正是李光耀等建国者的强力开拓使得这个连米饭、蔬菜甚至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发展成为东南亚经济的命脉，常年人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000元激增至如今的3万元，并享有“世界花园城市”的美誉。

　　“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17岁便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体羸弱的他20岁时来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说：“我发烧和挨饿的时间超过工作的时间。工作、疟疾和饥饿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也很有趣。毕竟，这就是我来以色列地的原因。”本-古里安于1915年被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出境。1918年，本-古里安加入犹太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从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的工作。并于1921年夏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面对英国立场的转变，本-古里安决定发展犹太人的地下武装。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
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二战结束了，但英国并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这时的本-古里安已经预见到英国的撤离和犹太国的建立，并且预见到新生的犹太国家必定会与阿拉伯邻国发生冲突，于是他一方面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秘密反英军事行动，一方面竭力筹措资金购买军火。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英国的委任统治将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这一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会，但本-古里安却意识到，有可能到来的是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进攻。他一边派人去美国筹款，一边打着埃塞俄比亚的旗号通过秘密渠道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身高1.6米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了！在场的人纵情欢呼，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通过广播收听了独立仪式，无数人失声痛哭。本-古里安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总理兼国防部长。

　　建国的兴奋无法掩盖以色列严重的生存危机。建国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在东、南两翼节节败退的以色列处于崩溃的边缘。是联合国主持下的第一次停火挽救了新生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利用停火的4周时间全力购置军火、招募新兵。当7月8日战争重开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1949年，本-古里安策划了“魔毯行动”，动用上百架次的飞机，把近5万名犹太人从也门接回以色列。1950年的“以斯拉-尼希米行动”则将12万犹太人从伊拉克运回以色列。建国初期的4年时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本-古里安一直奉行与西方结盟的政策，在1955年埃及向东方阵营靠拢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追随西方。1956年，埃及实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侵害了英法的利益。经过秘密磋商，本-古里安与英法结成同盟。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为英法出兵埃及制造借口。虽然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介入，本-古里安不得不将西奈归还埃及。表面上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但这场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10年宝贵的和平。正是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奋进开拓的精神，本-古里安领导并创建以色列国，并成为现代“中东雄狮”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当然，本-古里安只是以色列千万开拓者中一名最杰出的代表。正是凭借这种开拓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以色列在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在与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并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创造了建国以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6%、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美元并成为鲜为人知的高科技大国、众所周知的军事强国的“世界奇迹”。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看出小国可以依靠自身的积极的开拓而获得崛起，但要真正的崛起的话，还得依靠制度创新的“魔力”。

　　制度创新

　　今天的荷兰在八百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没有人烟，只有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14世纪时，荷兰的人口不到100万。当时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但是，鲱鱼是一种自然资源，造物主并没有给荷兰人独享的权利。生活在北海边的其他民族，都组织了捕捞鲱鱼的船队。为了争夺渔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曾爆发过三次战争。荷兰人发明一刀就能取出鲱鱼肠子，而且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的方法来使得荷兰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时候没有冰箱，这种方法很独特，所以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特别是英格兰。荷兰渔民的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

　　借助鲱鱼，荷兰人开始了作为中间人、代理人、加工者和推销商的商旅生涯，荷兰商人很快发现，在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中，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英格兰商人强有力的挑战。当时，英格兰的面积比荷兰大三倍，人口是荷兰的五倍。作为大西洋中的岛国，它比荷兰有着更加优越的地理位置。于是，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尽管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但它的好处是造船的成本低，价格只有英国船只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种船荷兰人打败英格兰并赢得了享誉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作为小国荷兰的当今后来者——瑞士和芬兰也是一个欧洲小国，但如今也依靠创新而表现不凡。瑞士仅有700万人口，4.1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也就两个北京大小。而且它资源贫乏，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中，属于内陆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没有出海口，交通不是十分方便，但是人均国民产值却占世界第一位。瑞士不仅在钟表、机床、金融服务、酒店管理等行业成为世界学习的模范，而且其科技发明、大学与企业的科研水平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瑞士获得诺贝尔奖者人均比例计算在世界也是最高。瑞士没有海洋，它的远洋船队按实力却居世界前列，它不出产可可豆，却生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
它一年只有4个月可以放牧和耕种，其余时间都是冬季，但却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乳制品。深究其原因却在于瑞士的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论大小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王牌技术”或“技术诀窍”。瑞士更有“金融帝国”之称，因其金融业高度发达而被称为“世界的金库”。瑞士银行家协会曾透露，瑞士银行业目前掌握着全球35％以上的私人财富。瑞士依靠银行业使没有地下矿藏的瑞士，在二战后发展成继英国、日本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瑞士现在既是一个短中期资本分配中心，又是一个长期的资本市场，还是世界外汇清算中心之一及重要的国际资本集结周转站以及世界第二大黄金交易中心。瑞士银行业却是依靠严格的执行1934年制订的《银行保密法》而形成的这种完善的金融体系及闻名遐尔的“银行保密”制度，并在全世界树立起“可靠、稳妥”的品牌形象，而对国际现金的流动产生巨大吸引力。正是这一制度促使了瑞士银行业以及其自身的崛起。

　　同样，作为一个人口仅520 万的北欧小国，一度默默无闻的芬兰自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其骄人的经济业绩和闻名遐迩的国际竞争力而声名鹊起。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表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除2002 年排第二外，2001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均排名第一，为世界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是什么造就了芬兰如此强大的竞争力?从经济方面看，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高度发达为芬兰经济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进一步的探究表明，原来芬兰拥有一个成熟发达的国家创新系统，芬兰经济的出色表现离不开国家创新制度的强力支撑。

　　更值得思考的是，一次产业革命周期的到来，必须有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是不会有技术创新的，或者有了技术创新，也会因为得不到制度创新的支持而流产。“工业革命之父”瓦特从开始改良蒸汽机到最后研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前后花了30多年，仅在解决活塞与汽缸之间的漏气问题上，瓦特就反复试验了很长时间。其中瓦特及其出资人还经历了多次破产，瓦特一度甚至考虑到俄国去工作。但让瓦特留下来的是英国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制度。正是专利保护等制度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正是英国的这些制度让瓦特一次又一次地起死回生，总有投资人不惧破产挺而相助，并让晚年的瓦特以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而生活非常富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因此，相对于技术创新，制度的创新更显其根本性。

　　正是通过“制度创新”才使荷兰在17世纪登上世界商业帝国的。1566年～1609年尼德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为荷兰在17世纪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道路。另外，荷兰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
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从此诞生；
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还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由此，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他们是股份制、信用制、银行和证券交易等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并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正因为如此，在17世纪荷兰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并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随后的英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继承荷兰先进的私有权观念和制度规定，并根据本土环境进行必要的创新，确立并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议会至上的“立宪君主制”。英国创立的议会民主制，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于是它奠定了英国现代发展领先的基础。英国因此获得较长时间的发展红利：称霸世界近200年！东方日本的明治维新，尽管其创新度和彻底性不如英美，但对原有的社会体制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动力，所以也为它们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份十分有价值的发展红利。

　　因此，无论小国甚至还是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也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国家主义的灌注以及在崛起的每一个节点上，最终都必须是制度的创设才得以巩固。从法国自由引导人民，到英国光荣革命之共和尝试，到美国宪政制度的创建，无不是历经流血，凝聚智慧，前赴后继地推进制度革命而得来。而这一创新工作的成败，基本上决定着这个民族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没有制度创新、创设和改革，任何国家都不会秩序化地运行及持续地发展，更不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

　　说通俗点，就是邓小平先生说的，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使坏，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人。对于一个国家，好的制度能使其强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人的智慧及财富得以充分地涌流；
坏的制度则会使一个国家衰落甚至消亡，让这个国家民众的才智泯灭，财富及资源的枯竭。如果通常所说大国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的话，那么在研究众多小国崛起之后，笔者惊讶地发现，国家间的竞争最为根本的却在于制度的创新与竞争！

　　因此，制度创新是一国能否崛起的最为根本性、决定性因素。但是激励机制再好，如果缺少可以激励出杰出创造力的对象，也是枉然。知识就是力量，但要增加可激励对象，唯有使民众普遍接受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国民本身的素质就至关重要。所以有了好的制度，取决定作用的就是人了。因为人的主动创造是一切国家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在《大国崛起》所列举的9国中，能够保持长期崛起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或反复不断崛起、跌倒后又能爬起来的国家如德日，往往是那些重视普及教育的国家。可以说，制度创新和教育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双擎”。但对于一个小国要崛起为世界霸主，还必需正确、及时地抢占世纪“制高点”。

　　世纪“制高点”

　　翻开世界近代史，惊讶的是，世界联结成一体的500年来，在400年的时间竟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小国统治着世界。如果将世界比作一只大象，而这些最多就是只蚂蚁。究竟蚂蚁如何征服大象的呢？除非蚂蚁能击中大象的“穴位”，否则根本不可能。对于这些小国成为世界霸主则是正确、及时地抢占到他们那个世纪“制高点”。

　　在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依赖香料。但是利润丰厚、欧洲人需求十分急迫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急于摆脱困境欧洲人在陆地上的军事突围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到海洋寻求出路。　　　　　

　　葡萄牙不是第一个从事海上航行的国家，但它首先将航海发现作为国家计划。公元1143年，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葡萄牙，在光复领土的战争中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这是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近代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近500年来所有国家或民族浴血奋斗、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葡萄牙先声夺人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因此获得别人所不具备的发展先机。在葡萄牙王子恩里克主持下，葡萄牙先后历经近100年的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艰难探索。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终于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欧洲直通东方的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在中世纪的封闭中明争暗斗时，葡萄牙却大张旗鼓地进行海洋探索并从中获利的近一个世纪。掌握了世纪“制高点”的葡萄牙将人类带入大航海时代，并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

　　到15世纪末的时候，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于1492年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重建，实现了西班牙民族国家的诞生。与此同时，历史也给西班牙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统一后的西班牙开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哥伦布1492年8月3日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终于10月12日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受葡萄牙在东方的成功的影响，1519年9月20日，又一个被葡萄牙冷落的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批准及资助下，带着5艘船和265名船员，在历经1080个日夜、17000公里航程之后，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从而开启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同样抓住历史先机的西班牙国力也因此达到巅峰，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也成为称雄全球的霸主。而也正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小国由此拉开人类海洋时代的序幕。

　　如果说，最早开始远洋冒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是依靠暴力去进行赤裸裸的财富掠夺，那么紧随其后的荷兰人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十分自然地选择了依靠商业贸易来积累财富，同时也积累着足以让自己强盛起来的竞争技巧和商业体制。荷兰人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那里装载香料、丝绸和黄金，然后把它们运销到欧洲各地。返航时，他们又为这两个最早的海上霸权国家运去波罗的海产粮区的小麦、瑞典的铁器、芬兰的木材，以及自己生产的海军补给品。荷兰人成功地当上了中间人、代理人、加工者和推销商。而随着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世界联结成一体，世界贸易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从而也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此时的荷兰人又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正是抓住了海外贸易这个世纪“制高点”，在17世纪一个仅有150万人口、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的荷兰成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并左右世界的霸权。而且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世界。

　　荷兰抓住历史先机的还有，荷兰在16世纪后半叶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紧随其后的英国则在17世纪中叶接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接力棒，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新型国家。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起了代议制立宪政体，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面积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大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人口在17世纪末时只有600万人，然而从18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发端起并率先完成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工业革命，再次超越荷兰执领世纪之“牛耳”，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个曾被拿破仑轻蔑地称为“小店主的国家”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到19世纪末，已将版图延伸至五大洲，总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统治着世界上3亿多的人口，它就是一度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一步领先，竟称霸世界达两个多世纪之久！

　　写罢至此，让世人不禁要问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制高点”在哪里？是知识经济，还是宇宙探索、IT技术或生物工程等等？是美国继续引领世界，还是由小国破局再度崛起为新的世界霸主？这无疑是新世纪最大的待解之迷。但研究至此，有三点启示无疑是肯定的：启示一、大国与小国的竞争中未必就一定占上风。500年的全球史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亦有很多的例证。启示二、一个国家的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民族利益与人类的前进方向可以是一致的。当一个国家为世界作出最大的贡献，带领人类迈入新方向，这个国家也就会在世界获得最高的地位，得到的回报肯定也是最多的，而绝不会以牺牲本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启示三、后起霸权国必定是在继承中创新。后来者居上必定是能积极学习并吸收先前霸权国成果的最好的学生，而完全否定先前文明积累而进行的创新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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