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海宝：知识分子的风骨——读赵士林先生《交叉的视野》

　　知识分子之名虽短，然其实却长，古有所谓“士大夫”、“劳心者”，便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然对其名我们虽耳熟，对其实却未必能详。如今早已不是那“学在官府”的时代，各大学院广开门路，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就业单位对学历的无理要求，造成人们对大学的盲目崇拜，农民两眼一抹黑，只知道让孩子上了大学就算是抓住了铁饭碗；
富商大贾附庸风雅，做了经济贵族还不算，还觊觎那精神贵族的虚荣；
至于这星那星见惯了热闹的场合也想来这象牙塔里混一混。香的、臭的拉到大学里溜一溜，摇身一变便成了“知识分子”，戴了个博士帽子，顶了个教授头衔，就是“知识分子”。门槛低了，南郭先生就多了，知识分子的水平何至于良莠不齐，已是香臭难分。人不知知识分子何以为却趋之若鹜，为名乎？为利乎？如果说富商大贾、歌星、影星是亵渎、作践了知识分子的名号，那些舞文弄墨、巧舌如簧、粗通义理者却也小看了知识分子，何故？似是而非也。真正的知识分子必有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慎独”修养和担当的魄力；
必有“为贫者言，为弱者呼”的仁者情怀和同情精神；
也必有如鲁迅所言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执着精神和铮铮铁骨，这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也才是“中国的脊梁”！念此，不由想起了《庄子》书中的一则寓言：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
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故以为然，何不号于中国曰；
‘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举鲁国只有一儒士，照此，今日国中，不知有几人还敢自命知识分子？

　　鱼目不可混珠，黑白岂容颠倒!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举国嚣嚣然而争抢知识分子之雅号，然却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为名动，不为利驱，以“绝世而独立”的精神彰显着知识分子的风骨。道不弘而难大，确实应该有一批人去担当，去求索。此是道之力也，亦是知识分子之良知也；
是精神之力也，亦是知识分子之风骨也。赵先生《交叉的视野》一书，正是道之力、知识分子之风骨的体现。书中既有学术研究的论文，也有关注学术动态，关系国计民生的时评，更有为贫者言、为弱者呼的杂文。学术天下之公器，不利其器，难工其事，此是学者之根本；
评议时政、关注学术动态是知识分子之情怀和抱负，是“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的济世救人的情怀；
杂文则是随感而发，“物不平则鸣”的独立精神。读其学术论文，令人深沉，亦知作者立言之谨慎；
读其评议时政、关注学术动态的文章，令人奋兴，知赵先生之才高，之思敏，其言语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思维敏锐深刻，犹如庖丁之刃，对付问题游刃有余；
读其杂文则令人忧虑，知学术界、政治界、文化界、娱乐界都隐藏着很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单凭有似赵先生一批的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似乎是独木之力，难以撑天！

　　一、学术根基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先生的学术根基在心学和美学领域。冯友兰先生提出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似乎就注定了“宋明理学”研究的繁荣。学术界公认清儒在义理方面对儒学没有太大的贡献和发展，所以学术继承的渊源都追溯到“宋明理学”那里，“接着讲”就是要接着宋明诸儒去讲。因此，近当代一些有成就和影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几乎都精研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思想资源可谓深厚，而当代之研究可谓丰盛。但也有不尽人意处。“接着讲”岂是易事？许多学者短于才华和灵气，只能沦落为“照着讲”，还有许多学者志大，但苦于才疏，匆匆从西方搬来一些看似时髦的理论把儒家精神接嫁的不伦不类。赵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和宋明诸儒，尤其是和心学大师能够心心相印，以心学的精神去看待心学的长短优劣。其行文特点则在于他能切中肯綮，直指问题，而没有多余的铺陈，给人一种疏朗的感觉。并且给宋明理学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那就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关照。在谈到程朱、陆王的关系以及阳明后学时，他说：“宋明儒学程朱二系是儒家内圣之学发展的顶峰，他们同遵一个“理”，同追求一个道德“心”，但却出现了心本体与天本体的对峙，爆发了内圣之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酝酿于孔子，形成于孟子，在宋明儒学里得到突出、鲜明的表现。内圣之学毕竟是心性之学，它的发展逻辑必然是心本体包融、取代天本体。阳明心学取消了内圣之学的基本矛盾，但心本体一旦超脱了外在的‘天理’的束缚，也就终结、瓦解了内圣之学。”《心本体与天本体》）简约而又深刻地勾勒出了“心学”与“理学”的基本矛盾，并说明了“心学”之所以取代“理学”的必然，以及阳明之学的逻辑归宿—“极而反”，一往无前的充分发展，恰恰是以否定自身为代价的。

　　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我们往往觉得异中求同难，然只要略作变通，便顿时觉得柳暗花明、气象万千。同者，通也，一字之变能成就一片生机，如儒道之通、儒墨之通、道法之通、朱陆之通，甚至于中西之通，古今之通，舍其异而求其通，是学术融合、发展和繁荣的必要前提，正如《周易》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然而同中求异却更难，如孔孟之不同、老庄之不同、陆王之不同，学术界却少言及，或言之却失之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如王阳明虽服膺陆九渊，却仍有很大的区别，在此问题上，赵先生认为牟宗三等人的论述都欠妥当。他富于原创性地指出，王阳明与陆九渊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把陆九渊不彻底的“心学”彻底地确立了起来。在王阳明看来陆九渊的学问“未精一”、“有粗处”，从本体论上来说陆九渊思想中还保留着一个“天本体”，从而未能彻底地贯彻“心即理”，即未能彻底地确立一个“心本体”；
从工夫论上说，陆氏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是反身而诚的“心学”工夫论，另一方面却还保留着“即物穷理”的“理学”工夫论。而王阳明则把道德本体完全建诸于人的心灵世界，彻底地确立了一个“心本体”。他在接受陆九渊“心即理”这一命题的同时，又明确地补充、强调了“心外无理”。从标举“良知”到“致良知”，从本体论到工夫论，王守仁非常自觉地贯彻了一条“心学”的路线，“心学”路线贯彻地彻底与否，是陆王最大的不同。赵先生对程朱与陆王的对比，对陆与王之异同的梳理，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诚如赵先生所言，一个民族的优点往往是它的缺点，而一个民族的缺点往往是这个民族的优点。无论优点或是缺点，总之是它的特点，中华民族的特点就其精神而言就是“泛道德化”，此是优点还是缺点，难置可否。正因这个特点，中华民族缔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也使得民族精神没有出现神秘主义、纵欲主义、宗教迷狂等变态的情况；
然也正因为这个特点，传统文化尤其是到了宋明理学，发展到“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成了“以理杀人”的道德教条。成也此，败也此！中华文化之久，是因为伦理道德本诸人的伦常日用，贴近人的日常生活，是生活中离不开的恒常之道。中华文化之所以衰，却也因为它过分强调伦理道德，使道德泛化，看世间一切都带上道德的眼光，把人性规整在道德的框架里，其实是削足适履，因为完整的人性必然该有鲜活跳动的欲望。文化中不能合理地包融“欲”的因子，就使得伦理道德畸形地拓展，以至于异化成文化体本身的附赘悬疣，越大其体越不堪重负，最后导致坍塌。深层的文化心态可以从从鲜活可感的“审美情趣”窥得，这是赵先生的发明。是他对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朴素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层层剖析，引人入胜。“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般走向——泛道德化，规定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就是“以理节情”，所谓禅道冲击均未能改变这种泛道德化。道德精神的高扬否弃了审美文化中的“欲”的层次，而这种否弃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这种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扼杀了中国人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压抑了中国人健康丰实的人格塑造。”“泛道德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结构，规定了中国人的审美特征是“多情但从情到理，以理节情，而非从情到欲，以欲激情”。通过个案“明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欲’的回归”的研究，赵先生发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欲”其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主要表现为：一、个性意识；
二、从雅到俗；
三、从情到欲。而这三个文艺发展的新动向却与思想文化的深层有关，那就是：“心学”反权威的狂禅精神；
“心学”“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和心学异端的自然人性论。深层的哲学思想规定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情趣总是鲜活地体现着深层的哲学思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终于没有走向近代，“情欲”的旗帜终于没有能高高举起，迎风飘扬。这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和深刻地现代启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欲’的应否回归，而在于怎样使它回归。当代艺术家的态度不应该是由此而回避性题材，而应该是给它一个审美的表现，诗化的表现，亦即人化的表现”。如何找到这种途径，赵先生认为“审美艺术就是这样一种途径或方法”，并尝试着提出“用人类情欲的审美反思代替观淫癖”的口号。赵先生的探索是真诚的、新颖的，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不给“欲”一种人性化的解放，势必给人的本性造成严重的戕害，这不仅大大开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领域，也可以由此而及传统文化的深层，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他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对荀子的研究，以及对一些难点问题的破译，这里限于篇幅仅能概要说明，如在《曾点境界》一文中，他认为虽然朱熹大大开掘了“曾点境界”的深层含义，但是却只向着一个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其实它应该还包涵人与自然同一的审美意味，同时这也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对“孔颜乐处”、“浩然之气”，“天地为庐”等难言又不得不言的问题，赵先生都从美学方面做了独到阐述，深入探掘了这些问题的文化内涵。

　　二、杂谈隽语

　　其实我最喜赵先生的漫谈杂说，这种自由的文体最适合他不拘的性格。在这些文章中把赵先生的才华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也常常在这里任情适性，挥洒自如。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他奔逸的才情，通灵的见识。读之令人爱不释手，浑身痛快，始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言非虚。我喜欢学术论文之严谨，亦喜小品杂文之自由。只是常常怀疑有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功能只在于用繁滋索引令人生厌，旁征博引了一大本，却不知所云，徒具唬人的架势，真是虚耗心力，作践文章，用赵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就是“大山怀孕，产下老鼠”。与其这样，倒不如学学赵先生诙谐却针针见血的笔法。然小品杂文的写作不是信口雌黄，而贵在一种精神和知识的积累和内化，用举重若轻的方法把重要的思想和理念表达出来，虽不具学术论文的规模，却具备它的精神。赵先生既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而不拘泥于古，又有现代人的开阔意识却不盲从于俗。在批评一种浮躁的文化心理时，他说：“中国的事情，往往就坏在‘热’上。一热就‘偏’、就‘枉’，于是要‘矫枉’，‘矫枉’还必须‘过正’，‘过正’显然又是另一种‘偏’，结果是以偏治偏，恶性循环，永无正日”。（《侃侃<废都>热》）

　　在《反思“文化热”》一文中，他深刻严肃地提出了当前“文化热”的三种非科学倾向，即“重破轻立”、“重情轻理”、“重用轻体”。他认为，科学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是“新”的发现，科学的破经常体现在科学的立中，甚至以“立”为前提。但是当前的文化却总是只破不立，为破而破；
“重情轻理”意即重情绪宣泄轻理性分析，重价值判断轻事实描述，他还形象地描述了“重情轻理”的形象：“慷慨陈词却张冠李戴，指斥流弊却搞错年代，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竟相激烈，妄下雌黄，甚至以片面相炫耀，以矛盾相标榜……真可谓浪漫学术”。“重用轻体”就是强调文化服务于某种特定的功力目的，而忽视文化的本体建设。之所以是非科学的态度，因为它们“既非科学的‘演绎法’，亦非科学的‘归纳法’而是某种‘迎合法’”。不仅文化上一些人挺不起知识分子的腰杆，“曲学以阿事，枉道以从势”，文坛上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竞相表演，全无真诚，赵先生把他们归为“五子”，曰：文化痞子、文化棍子、文化骗子、文化贩子、文化混子，“痞子”者，“恶语惊人”、“大言盗誉”、“故求其异，苟求其同”，甚至无的放矢，为矢而造的；
“棍子”则是“文坛透自由之风，此辈则痛心疾首；
文坛呈萧杀之气，此辈则弹冠相庆。”“思想僵化而又自以为是，观念陈旧而又不思更新，背离时代而又不甘寂寞，创作落伍而又敝帚自珍。”骗子是“‘假道学’嫡传之子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口谈道德，心存高官，诳称理想，志在教授。”贩子是“专以铜臭败坏文化事业，出乖露丑于舞台之上，争腥逐臭于字里行间。”混子是“文坛之梁上君子，专以偷文为生”。这里限于篇幅只能见赵先生小品杂文之冰山一角，只觉先生文笔流畅，如水顺流而下，见识高明，如日破晓而出，读其铿铿然之词令人振奋，不觉心向往之！

　　三、书生本色

　　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说的那样，文人不止是识文断字、舞文弄墨，文人必有一种真诚的精神，有一种起而力行的实践。熟悉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的研究颇令人失望，且不说他们的研究成果上的东拼西凑、拉拉扯扯不知所云，其实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违背了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学问，是通灌生命的一段真精神，没有心性的修炼，没有“动心忍性”的生命拷问，是体会不出学问的味道，是无缘得见于“道”的。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做的倒不是盲目的反传统，而毋宁说是要以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去做传统文化的事情。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精神有赖我们继承和发扬，而一以贯之的“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承接，许多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只是把传统文化当作无关痛痒的话语体系，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真精神，只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述出来（说古话），而不是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用今天的话语表述，用今天的人把传统的精神表彰出来（传古道），这是颇令人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真精神还远没有表露出来，它磅礴的生命力还远没有展现出来。只有驱散云翳，打破牢笼，“道”才能得以展现它的光芒！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把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真意思融汇到生命当中，必然能在身体力行中体现“道”的光辉。赵先生精研传统文化，犹受惠于阳明心学，他真正懂得“知行合一”的意义，真正懂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意义，因此，他也自觉的以身体力行表彰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性格。

　　在《<左倾误国实录>导言》、《从悲剧向喜剧的转化》、《从政治心态到商业心态—与王蒙对话》、《人是目的》等一些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窥见赵先生之文心，对文坛左倾之深恶痛绝，对文风自由之欢呼雀跃，他像是不知疲倦的斗士，反对左倾文人可谓不遗余力。反对左，但是他并不右，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坚持“我们要输血，要各种各样的由外而内的治疗；
我们同样要自新，要焕发我们这个躯体的内在生命力。一个已经死亡的躯体不可能获得转机、获得新生。而一个多病的躯体要想获得转机、获得新生，最根本的还是要焕发躯体内不甘灭亡的生命力。”要输血，但目的是为了拯救自己，而且根本的是要焕发起躯体内不甘灭亡的生命力，本在于我，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见出阳明心学的影子。

　　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像稻草人，风吹吹就歪了，缺少一种梁漱溟式的罡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离现今的知识分子都远的很，大都如藤条攀树，依附权贵，从于富贾。原因还在于上面所说的他们没有一种“诚”的精神，不“诚”其所学必然只是一种外在装饰，而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因此，都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为“乡愿”。失去了这种真精神，那还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勇气，怎么知道世间除了权贵、名利还有“操守”二字！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士”是“志于道”的，是人类价值的引领者，不仅不事无道，还要批判无道。他有不屈的灵魂和批判的天职，凡是不合于理想价值的他都义无反顾地去批判，知识分子不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见了谁都说好，他有他基本的操守。如赵先生所言，他应该“为弱者言，为贫者呼，不畏权势，不平则鸣”，他必须“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运用理性、独立思考，敢于不合时宜，敢于不识时务，敢于直触时忌”，同时，他不仅能“妙手著文章”还要敢于“铁肩担道义”，这才是文人的本色，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鉴此，那些唯唯诺诺，唯上媚俗的文骚墨客能不汗颜乎？赵先生之文最可取的地方大概在此，他的《当代美学热的另类审视》、《孔夫子和李宇春》、《怎样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对“中国文化统一案”的评估》、《生命的意义—孙志刚罹难二周年祭》、《我看“国学院”》、《中国作家你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五四断想》、《新闻报道应注意格调》、《人大制度‘怪现象’》、《切忌以“左”反右》，哪一篇不是以柔弱之笔体现着文人的铮铮铁骨！“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学界应该有一批赵先生这样的人才名不愧实，才能撑得起门面。

　　读完赵先生的书，我的心情久久难归平静，我领略了美丽的才情，也收获了丰硕的思想，更见出了文人的本色，知识分子的风骨，也似乎窥见了未来的路！

　　人可尽责我对赵先生之偏爱，但有一点我却觉得异常公允，即：其学可及，其才难及，其文可非，其诚必是，他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风骨，正应当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赵先生之才、之诚不亦应裨益世道、有补于人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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