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大地与舟楫——漫谈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

　　地球分为大地与海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也就有了靠山吃山的农民与靠水吃水的商人，并由此衍生出风格各异追求不同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那么这两种文明都各自有些上面特点，它们的形成机制怎样，有没有可能融会贯通呢？

　　我们先来对比看看这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一个重传承，一个重创新。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传承性。这首先是由它生产方式决定的。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也就是因为这种生产上的传承需要，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此外，在文字上，这种传承性也有充分体现。这些内陆国家的文字，相对于海洋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而海洋文明则不同。

　　海洋文明不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文明，而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海洋文明的开放是多方位的。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发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人口流动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古希腊人在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束缚之少也是有名的，这一点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古希腊的这种开放精神后来也鼓励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利用这种精神去冲破中世纪教会的束缚。

　　其次，一个重集权，一个重多元。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安土重迁，因为缺少变化，所以非常容易建立一种稳定恒常的秩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也，虽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权程度有差异。农耕文明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而海洋文明则体现出它的的多元性。容忍异质文化和多种文化共存和竞争成了这种文明开放性的补充。多种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种文化都随时意识到竞争的存在，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都要设法不断发展，以发展求生存。多样性促进了竞争，而竞争又促进了发展。同时又是由于海洋的保护，使每一个城邦都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而又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他人的优点。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就是容忍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它的政治体现就是民主制，雅典就是它的典型的代表。希腊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在希腊最强盛的时期，希腊各城邦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联盟，最多是一种松散的联邦。相反，强求一致却会导致发展的停滞。希腊人自己的争霸战争波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强求一致的一次努力，也是希腊文明衰落的开始。所以，强求一致的诉求最终导致了希腊文明的终结。

　　第三，一个重权威尊神性，而一个重自我尊理性。农耕文明因为靠天吃饭，由于对抗大规模自然灾难的需要，所以对权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注重；
与此同时，对能制造各种灾难的自然，也有一种神灵崇拜。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权威的力量和神灵的力量。《吕氏春秋：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而海洋文明则强调自我与理性。人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缚。从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出，在希腊人的眼中，没有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神也是如此。大多数的神的行为更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主神宙斯的行为也不检点，没有很高的权威。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独一无二性而受到颂扬。古希腊人能够在各种文明聚集的地中海中崛起，很大程度是靠了这种精神，而海洋似乎是这一精神的最终的试金石，因此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要在此一试身手。从征服爱琴海到征服地中海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希腊人一旦完全征服了地中海，海洋已经不再是一种挑战，其进取精神就大打折扣了。这种精神，只有等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之后，等到文艺复兴，等到人类开始有能力面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挑战时，才能得以进一步发扬。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海洋文明的词典里只有“竞争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海洋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两种文明所以有这些不同，其关键就在于它们载体的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因为匍匐在大地上，自给自足造，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造成了这种文明中的保守、和平、中庸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文明心理。也是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农耕文明的人们在交易方面的需要非常薄弱，因而，与此相适宜的商业信誉及契约文化也就失去了诞生的土壤。

　　而海洋民族，凭借舟楫“四海为家”的特点决定了他的流动性和侵略性，居住在海洋边的人总是得向大海不断地求取，于是造就了他们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
海洋边的信息发达，于是造就了他们的多变性和包容性；
从大海里索取的食物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交换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
海洋连接着整个世界，是一个比大陆更为自由和无界限的世界，这是海洋文明的广阔性和不稳定性。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航海需要而带来的工商社会所比不可少的契约文化，协商文化和民主架构。这理由很简单：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船上的所有人同舟共济，以诚相待，用互相协商的形式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通过彼此利益交换达到双赢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五月花号公约》的诞生过程看个究竟。

　　1620年8月1日，一大群清教徒（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从德尔夫特、哈勒夫特等地远道赶来英国的普利茅斯港。他们明天将搭乘“五月花”号帆船到新大陆去冒险。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航行，眼看快要到美洲了，船上一名叫威廉•布雷德福特的男子发起倡议：为了今后我们齐心协力建设共同新家园，我们应该订立一个共同的契约。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1620年11月11日，船上仅存的四十一名成年男子一起商定了今后共同遵守的自治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公约如下：“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我们漂洋过海，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要随时制定、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合适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我们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接下来是四十一名男子的签名。这个公约的意义在于：用文字形式确立了在上帝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同时制定了利益均沾，通过民主协商和契约形式来调整关系，达到双赢基本社会构架。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公约后来成为美国建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
也是以后无数自治公约的第一个，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社会成员遵守的共同模式。这个公约是教会盟约形式的民主协议，表明了移民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以及希望政府来源于人民之中的愿望。它对以后的《独立宣言》甚至美国宪法都有重大影响。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发展方向。发展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华文明与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点。苏美尔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汤因比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归咎于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驯养马的成功和马拉战车的发明。这两个农耕文明是在被马拉战车打败后，文明随之就中断了。在中国周边，也有游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反而是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随之消失。1840年以来，欧洲发明了武装帆船，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华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再次居于下风。到了20世纪，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到这个民族头上。这个时候，他再次发力，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民族存亡危机得以舒缓。但在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农耕文明总是占下风的局面并没有结束。

　　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本质，其优点有时也是他的缺点。当农耕文明大胆地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时，他便变得富于生机和活力。如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文明的“胡服骑射”。但总的表现，农耕文明接受海洋文明先进东西时，总是表现为保守和不情愿，是被迫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学说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提倡守旧和服从，反对创新、反对标新立异。他的创立者孔子就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人。事实上孔子是把农耕文明的主要东西加以总结，他的门人弟子再把这种学说贴上儒学的标签。孔子不屑学种地、不屑学种菜，也不学商贸。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天下读书人全是儒家弟子，农、工、商职业成为读书人不屑为的职业。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海洋民族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必要的交换，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交换是海洋文明的特点。在中国，当儒家学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商业文化就没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了。与商业文化的契约性特点相对应，农耕文明的家族亲情关系和儒家的排斥商业牟利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艰难。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交流学习是必然的。这种交流的结果就是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谓“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們的传统制度从1840年起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峽’。我們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峽’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們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当然，这一历程，凭借的只能是“舟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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