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方外与方内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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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藉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晋书•阮籍传》则明确说明，“真人”便是隐士孙登：

　　“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隐逸山林默默终老的“真人”，只不过孙登多出一点幸运。我们已经再难以想象，“啸”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妙的情态、声音，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嵇康在刑场的绝曲《广陵散》是如何惊心动魄。正是“啸”，把孙登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联系在一起，然后才让历史没有真正彻底忘却曾经有过这样一条灵魂，曾经在这尘埃遍地中苦苦地逃避着尘俗的蒙垢，而且终于纤尘不染地在这个世界存在过。

　　苏门山岩石边的箕踞相对，得以把那不可思议的啸声留给历史。这个时代的两个文人，一个挣扎于方内方外之间，既可以为了三百斛美酒佳酿而“求为步兵校尉”（见《晋书•阮籍传》）又常常要驾一辆马车，不问路径，任其长驱，直至无路之处，痛哭而返；
而另一个则早已超出方外，“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见《三国志》）完全返回原始的自然生活，就这样在岩石边对坐。此刻阮籍的心态，是好奇，还是企羡？作为来访者，他首先开口了。他讲述的话题，上至黄帝神农玄妙出世之道，下迄夏商周三代的盛事。但对面这个老头，听着那样诱人的历史，居然无动于衷，默默无语。他这时会在想什么呢？历史的意义，本来就是做为一种现实的参照系以为现实所借鉴，正如太史公评价《春秋》那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而，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给现在带来的是什么？倘若活在漠然无知之中，自可茫漠着随波逐流，但一旦有了现实的参照物——历史，而且竟发现“现实”在历史之镜面前，照出的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于是，一场浩大的绝望顷刻覆盖了其他一切感情。在一个癫狂的时代，一个人认清了历史，这种清醒的代价是不得不像一头战败的狼一样，躲进山林，去麻木他的伤口，残喘他的生命。既隐之人，已不再需要历史。庄子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孙登正是早已无己无功无名了。

　　阮籍的谈吐、长啸，换来的是岩石上这个隐士如清风般的沉默。他下山的脚步，必有些惆怅、踌躇罢。这一定是一个温暖的黄昏，金黄的阳光，让阮籍的脸泛出一阵金黄的色彩。山涧的清泉，淙淙地流着，初起的山风，或许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竹叶的清香。阮籍走到半山腰，一声清丽的长啸，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伴随着五彩的龙飞凤舞，穿过竹林，穿过山涧，随着清风在耳畔鼓响。一下子之间，斜阳的余晖，充满了浓得发醇的暖意，人的一切情感，完全被消融在这片金黄的温暖之中。以善啸闻名的阮籍一定听得呆了，痴了，傻了。他想象不到，嵇康、阮咸的指下可以飘出那样美妙的仙乐，而刚才一直默然不语的隐士口中，居然也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鸾凤之音。他的惆怅、不解，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乐般的长啸，震动着他的心的和鸣——是的，心灵的感知并不一定需要语言，对他而言，没有比长啸更能生动地展示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恰如俞伯牙之遇锺子期，从洋洋乎高山与汤汤乎流水的琴声中成为真正的知音。阮籍从这声音中，完整而真切地感应到了孙登的内心世界。下山的时候，他一定依然沉浸在浓浓的酣醉之中。于是，一篇传颂千古代《大人先生传》便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与精神史上。

　　“……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
披几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
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累之哉？”

　　正是那一声长啸，为阮籍展示出一个超然尘埃洁白无暇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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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文人，是清醒而痛苦的一群，孙登也一样。作为曹魏的亲戚，嵇康在司马氏政权治下，其谨慎正如王戎所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曾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企图以此自保，而依然不免东市之刑。嵇康曾“至汲群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默然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晋书•嵇康传》）果然，嵇康四十之年，便在一曲《广陵散》奏毕之后，引颈受戮。

　　孙登对嵇康命运动预见，表明了他对社会黑暗的体验是如何深刻！他看得出，那样的社会，连一个二十年喜怒不形于色的才高性烈之士也容不下。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理解为隐士孙登的心理折射，并由此推断他归隐的痛苦与无奈的心态。或许孙登当初正是看到自己身上的与现在的嵇康相似的一面，并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他才选择了另一条保持清白的道路。孙登，扩而至魏晋名士们，以他们的才学和良知，何曾没有过澄清天下之大志呢？《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这一醉酒狂夫的青年时期，是“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世，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汉武一统，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救世济民、刚健有为之志早已深入文人学士的骨髓。而且，在英雄时代的三国时期，乱世的局面更为英雄们提供了翻云覆雨、吞吐呼张的历史大舞台。英雄时代的血雨腥风中有利剑与美酒，生命的弦度得以被全力地绷紧、积聚，生命的力量痛快地在这大舞台上欢畅迸发。而英雄时代的生命的酣畅为英雄时代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对晋代文人来说，先辈的如山豪情似海壮志还没有在他们心中褪去，而英雄时代早已被血腥的阴霾所覆盖——英雄犹在，时代已逝，他们彻底失去了舒展大志的历史舞台。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还没有来得及抒发出来，同伴的鲜血已经从脖颈上喷出。专制时代的血雨腥风是对生命张扬的警戒，在亮闪闪血淋淋的钢刀之下，生命由亢奋突转虚脱，张扬生命抒发豪情仍然是不灭的理想，但现实上突然转入委琐、卑微的生命感受之中，惟其刚刚经历奔涌澎湃、疾呼猛进、畅快淋漓的英雄时代，当下的委琐感、卑微感才会显得格外强烈，其心理落差所造成的痛苦才会更加深刻。那股激情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现实中转化为对现实、对政权的极端憎恶与绝望，其表现就是把政权的哲学基础砸个粉碎，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而且，这股激情以一种变态度行为宣泄出来，英雄时代的刀剑已没有用武之地，而只有酒，成为消遣生命的物品，他们纷纷寻找异于常人的方式张扬自己主体的存在，而且他们同时也深知这种以变态的形式出现的张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们真正想要的，以履行理想去舒展生命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正是这种绝望之后激情在体内无处宣泄，最后以各种变态行为疯狂喷发，他们的理论直接刺入正统思想的心髓，把“人”从各种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成就了“人”的主体性。有了激情与良知，绝望被赋予一种奇崛丰富的审美价值。

　　魏晋文人在中国精神史上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承担了一种剧烈的痛苦与深重的绝望，同时，却在这剧烈的痛苦与深重的绝望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之美。从对竹林的喜爱，对琴乐的钟情，对酒的眷恋，到哭路、长啸，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乎一切竹林名士的奇异特行，都被染上一层强烈的审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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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对现实绝望之后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

　　绝望往往成为曾经清醒的人随波逐流的借口，当清醒便意味着痛苦、绝望，那么忍受痛苦与绝望便是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在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对立中，个人必须承担物质生活上的贫匮与价值意义上的孤立无援。而社会的同化力是如此强大，只要你放弃内在理念，放弃你自己所坚守的尊严，你便可以融入社会之中，拥抱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且在精神层面皈依大众价值，从而获得回归群体的安全感。于是，绝望成为放弃理想到最佳理由。“穷则独善其身”，当社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运行的时候，何曾留给融入其中的人一点独善其身的空间？社会的整体运作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我”去推动，一个人如果放弃以理想与良知挽救这种恶性运行的努力，那么，不管冠以如何堂皇的理由，都难以真正做到独善其身，而往往成为社会继续恶性运行下去的基本动力。

　　当在“方内”“独善其身”而不能的时候，便只有“方内”的战斗与“方外”的躲避两种极端的选择。

　　坚守绝望，守望良知是一个变态度社会中基本的思想姿态。有“魏晋精神，托尼学说”之称的鲁迅正是选择了绝望之后的鏖战。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痛苦，徘徊，但依旧呐喊，战斗！希望固然总是不可抹杀，有存在便有希望的前景，正如脚下的路，走到人多了，便可以从无路之中开出一条路来。然而他的抗战，分明总是“荷戟独彷徨”。希望的唯一结局是绝望，并且希望越大，绝望愈烈。而绝望之后，仍决不向黑暗妥协，决不与现实合作，而是长久的韧战。于是这种绝望的抗争成为“与黑暗捣乱”，只有黑暗捣乱，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决地捍卫个人尊严。绝望的抗争使鲁迅矗立了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峰，更树立起一个民族在堕入无边的黑暗与绝望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一根坚持到底、永不妥协的光辉脊梁！

　　绝望之后的另一种结局，是躲。既然在“方内”倘不向黑暗下战书，就必定会沦为社会恶性运行的一种动力，那么，何不远离这污垢不堪的无望的尘世，躲往“方外”，甚至另一个世界，去坚守自己清净的灵魂？就如与孙登同一时期的另一个隐士董京留给俗世的诗句：“胡不遁世以存真？”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终于用最极端的方式以汨罗江之水洗涤他永远如美人芳草般的灵魂。而历史上许多清醒而且痛苦着的文人们，无不拥抱老庄之学，走向山水田园。清醒意味着什么？清醒不仅意味着漫长无绝期的痛苦、绝望的煎熬，从而把生命存在变成一种无望的忍耐；
而且意味着远离权贵、庸众，远离与“人”相关的一切，放弃锦衣玉食、封妻萌子。从价值意义上，隐士同样不但与统治者为敌，而且与大众也断然为敌！阮籍任马长驱，至路尽之处痛哭而返，他心中的抑郁与绝望，该是如何深切而强烈。他正是把这样的情感，化作一声声惊动山林的长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他才能那样透彻地从隐士孙登的一声长啸中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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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的刑场蹀血，应证了孙登的预言。风流一时的竹林文人，乃至于作为整体的魏晋名士，以彻底的失败告终。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东行入洛。诛杀他的至友的那个晋文帝向他说：“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不得不回答：“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以此取悦这个屠夫。（事见《晋书•向秀传》）他们可以猛烈地批判礼教，并且以不守礼教为荣，但他们始终无法撼动作为罪恶的根源的政权与制度。

　　一声长啸，笑尽尘埃，这是绝望与痛苦之后的一种超脱与潇洒。然而对历史而言，绝望与痛苦所产生的精神分裂与思想激荡却更有意义，它为后世留下无穷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乃从魏晋文人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条若隐若现代精神传统。嵇康被杀，向秀入洛，阮籍狂醉，刘伶滥饮，竹林的诗乐，便成为遥远的绝响，而竹林名士与竹林故事，却在一遍遍地重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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