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不要挑起反左反右的争论

　　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最近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评价改革排除左右干扰》。拜读之余，心头不禁涌起一团疑云：这位老兄想干什么？是想挑起反左反右的争论，还是要发动一场持久的反右运动？

　　（一）

　　文章虽以“排除左右干扰”为题，但着重批判的是右。作者开宗明义就给左右加以区别：“‘左’一般在主观上赞成社会主义，客观上起干扰作用；
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观上，都反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这里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谈到“左”时，一般都加上引号，以此表明与正确的左有别。作者显然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正确的左的阵营，所以摆出一副颇为权威的模样来指点“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时，对“左”与右的“质的区别”，又作了小小的更动：“‘左’一般在主观上赞成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能起干扰作用；
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观上，都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笔者以为，现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他进一步“断定右的思潮，已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反右’至少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这个小小的更动，把右从“反对社会主义”扩展为“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我想起了50年前的往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谈到区分香花与毒草，即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六条标准时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发布的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也是这两条。所以后来的每次运动中，都把“地富反坏右”的言行，概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它成为五六十年代最畅销的政治帽子，最普及的政治罪名。在我那21年的右派生涯里，它是时时刻刻都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1987年初的反自由化运动高潮时，还有人想把这顶“荆棘冠冕”戴到我的头上。我对它的感受，真可谓刻骨铭心！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胡耀邦以大无畏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事实证明，二十多年来的几乎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因此，它在很多场合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取代。对于那些自命左派的人来说，这个很不痛快的概念，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我十几年前就听一位左派教授说：“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对他们何必那么客气呢！”《大公报》文章把右定义为“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突破。它不但重新开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铺，而且把“右派”（文章没有提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放在敌我矛盾的位置上。作者肯定“现阶段的主要危险是右”，“‘反右’至少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否意味着间接地呼唤再来一次反右运动？“至少”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那么“至多”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把反右作为中国的主要任务吗？这样一来，体制改革、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岂不都成了现阶段或长时期的次要任务？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运动为时不过一年，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现在竟然要把它列为现阶段以至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人民受得了吗？饶了我们吧，自命左派的先生们！

　　（二）

　　“反左反右”之争，实际上是“姓社姓资”之争的花样翻新。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左派”由于占据了斯大林主义假社会主义的战略制高点，不断发动攻势；
而他们的对手则因摆脱不了斯大林主义的羁绊，承受不起“反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压力而全线崩溃，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现在再提出“反右”，就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取得新的胜利。由于“左、右”比“社、资”更加模糊，更具随意性，就更有利于他们玩弄左的词藻，欺骗民众。作者指出：“关于‘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确有论清楚的必要。”此话甚好！但从反左反右的角度，却很难“论清楚”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

　　人类社会的左右之分，据说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会议时第一二等级即僧侣和贵族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和平民的代表坐在左边。前者倾向保守，后者倾向革命。所以，从此以后，人们便把主张激进、革命的群体称为左派，把倾向因循、保守的群体称为右派。在我国的民主革命时代，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被认为属于左倾的左派，反对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则被认为属于右倾的右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常把对共产党政府的态度作为划分左中右的标准。这在《毛泽东选集》中多有论及，此处不赘。

　　经过“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左中右的划分实际上有了新的含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步还是倒退。如果认为它是进步的，虽然有些超前，但毕竟把社会带进了社会主义；
那么，支持这个“革命”和“革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及它的领导者，当然是左派，而反对它们的无疑就是右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大倒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因此，情况恰恰相反，对它们持批判态度的，应当被认为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派，是名虽不至而实已归的左派，维护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则是货真价实的右派。

　　但“中国特色”的左中右之分却完全颠倒过来了。以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为例，很多右派分子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实际上不过是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里的某些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批评或建议，对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只发表了一些修修补补的主张，还没有足够的见识和勇气，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但不管怎么样，对于专制主义的冒犯和专制制度的改良，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是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实际上都是民主革命的左派；
而设置“阳谋”圈套，诱人入“罪”，以维护专制统治、拒绝改良的那个人物及他手下的喽罗打手，才是真正的右派。然而，历史却如此无情地嘲弄了善良的民众：提出改良的批评建议的左派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所有维护这专制制度的打手、积极分子，却都被誉为左派，提升重用，名利双收。

　　这个历史的颠倒一直延伸到现在。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如果按照左和右的经典定义，左代表激进、革命，右代表保守、顽固。那么，代表社会进步的左派，就应当是这样的社会力量：他们主张深化改革，推动民有经济向垄断领域进军；
鼓吹政治民主化，反对以党代政、一党专政；
宣扬废止舆论导向，取缔文化专制主义；
推崇集会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等等。这些见解和政策取向，都属于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范畴；
而那些坚持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坚持维护“三垄断”的专制制度的势力，无疑是拉着历史车轮后退的顽固派、保守派，是真正的右派。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左右划分，那么，反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这股代表着封建专制和垄断的势力，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的开展。他们梦想着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同全球化、现代化的现实和趋势格格不入。但是，以《大公报》文章为代表的自命左派显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用“反党反社会主义”来定义右，就表明他们志在维护现有的专制制度。在他们的笔下，专制制度的坚持者维护者是左派，而主张深化改革全面改革的反倒是右派。如果不把这个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争论反左反右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

　　《大公报》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于把右定义为“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规定“‘反右’至少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这就把近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积极分子遗留下来的紧箍咒，重新套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在那次反右运动中，批评党支部书记、认为镇反肃反扩大化就是反党，指出合作化过于草率、统购统销有缺点就是反社会主义。当然，时至今日，如此荒唐可笑的推理是不会再出现了，但这种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却没有消除。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右派百宝囊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涵，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得到扩充。有一个例子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7年，有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篇学习心得，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股份制是介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中间形式，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
作者把这种所有制形式称为“社会所有制”，并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就是这样一篇作为学习心得的理论思考文章，左派阵营竟然发动了凌厉的攻势，进行围剿。某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国务院某部委直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分别召开了批判会，会议声讨，文章批判，攻击那篇《思考》的作者“与我党的根本宗旨相对抗，与我党的党纲党章相对抗”，“与中央的基本方针相对抗”，“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违反党章违反宪法违反邓小平同志的基本理论”，等等。一份会后的通报甚至还提出开除作者的党籍，撤消他的职务。请看，一篇讨论股份制的学习心得，居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可见，在“左派先生”那里，把对手加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罪名，简直易如反掌，容易得很。

　　近几年来，报刊上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很少见到了，甚嚣尘上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喧声。现在，《大公报》的文章给那些自命左派的积极分子检回了两根“反右”的金棍子，一根是“党的领导”，一根是“社会主义道路”。它们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的两大原则，也是划右派六条标准里的两大标准。有了这个武器，就可以横行天下，把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拒之门外。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要不是用行政体制改革之类不痛不痒的概念去偷换，而是真正要实现政治民主化，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触动执政党和专制制度的神经。即使拿中共十三大通过的党政分开来说，要把国家权力交给政府，也会被认为是大大削弱党的领导，完全可以提高为“反对党的领导”，更不要说是提倡权力制衡、三权分立、舆论监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废止舆论导向、肃清文化专制主义这样一些改革取向了。在自命左派的人看来，这些不都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由此可见，用“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来定义右，并且主张把“反右”列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实质上就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拒绝放弃垄断经济，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这种心态是右还是左？抑或是带引号的“左”？

　　（四）

　　要正确评价改革的是非得失，完全没有必要从反左反右的角度去“排除左右干扰”。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对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家对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改革作出自己的评价。应该允许所有公民发表自己对改革的意见。左的也好，右的也好，带括号的“左”也好，都有自由评点的权利，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谁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谁也没有权利剥夺别人发表意见的自由，更没有必要把别人对改革的评价归类为“左”或右或左。就目前的改革形势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评价改革，而是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继续深化改革？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山穷水尽。这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岿然不动，拒绝改革，导致腐败丛生，贪贿遍地，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改革的精神动力丧失殆尽，以至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允许民有企业向垄断领域进军的文件“36条”，遭到某些垄断部门的抵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因此，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前进，健康发展，就必须改革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体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十多年来，改革的指导思想一直被禁锢在斯大林主义的樊笼里，跳不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框框，至今依然，所以举步维艰。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需要全国人民都来思考，来讨论，大家献计献策，群策群力，使改革摆脱进退维谷的僵局。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有义务尊重别人发表的意见。《大公报》文章主张把“反右”列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要剥夺一部分公民评价改革、发表意见的自由；
而五十多年的历史表明，那些被认为是“右”的观点，往往是经过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真理是不可能垄断的，它愈辩愈明。我们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允许人们各抒己见，经过充分的探讨，才能明辨是非，发现真理。想用“左”和右的划分来限制以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发言权，至少是非常不明智的。至于想发动反右运动，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中国已经不是近五十年前的中国，人民也不再是近五十年前的人民。奉劝自命为左派的先生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200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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