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夏恩：道轨上的鲜血

　　（吴万伟 译）

　　大卫•休莫（David Hume）写到理性是“感情的奴隶”。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做出道德决定的时候，理性和感情在头脑里打了个平手。

　　伦理哲学家和研究人类做出是非选择的学者常常使用思想实验来梳理和提炼影响我们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别的假设在一些顶尖的心理学杂志上风靡一时。事情是这样的：一列失控的电车，道轨上5个不知所措的人，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在人行天桥上观看。他或许撞上或许撞不上头破血流的命运：你得做出决定。

　　那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你也站在天桥上。你明白如果你把这个大块头桥上推下去，他的身体落在道轨上就能阻止电车，以免把道轨上的五个人撞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肯定被撞死。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挽救5个人，把这个人杀死在道德上是允许的么？

　　在调查中，多数人（大概在85%）说他们不会把这个人推下去撞死。

　　通常，这个情形往往和类似的情形对比。道轨上还是不知所措的5个人，不过这次，你可以搬动道岔让失控的电车到另外的轨道上，但是那里站着一个人。因此，你仍然可以将死亡的人数从五人减少为一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会说，他们愿意上前搬动道岔。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反应差别这么大呢？

　　老百姓或许不清楚，但是伦理哲学家可以提供微妙的逻辑区分。在第一种情形中，胖子基本上就是作为工具，一种达到另外目标的手段。这个做法违背了康德认为人是目的，决不能被当作手段的基本原则。而且，在第二个情形里，无辜者的死亡可以被看作防止电车脱轨伤人这个主要目标的让人遗憾的附带后果。这个解释有时候被称为“双重影响原则（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不管旁边的道轨上是否有人，你都要搬动道岔。

　　但是在200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博士后约舒亚•格林（Joshua D. Greene）和其他四位合作者指出不管哲学家怎么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主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把人推下去，不管是接触他，还是看到他的眼睛，都引发强烈的感情反应，但是搬动道岔就没有。

　　格林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副教授，运用磁共振成像（MRI）扫描仪在实验对象身上进行这两个情形的权衡的反应。尽管两个小组都显示大脑中负责强烈推理活动的区域剧烈的活动，但是只有考虑天桥情形的人的大脑中负责感情的区域发生明显变化。

　　格林和他的同事把他们的发现描述为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莫的部分胜利，因为他说理性是“感情的奴隶”。但是更准确的说，他们把道德决定描述为理性和感情在思想上平分秋色的过程。他们还说，研究发现也是对传统的人类发展理论的打击，该理论认为随着我们日渐成熟，我们不再像孩子一样根据感情来做出道德决定。

　　在《心理学》杂志6月那期上，东北大学心理学研究生瓦德索罗（Piercarlo Valdesolo）和东北大学教授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进一步指出了感情和道德的紧密联系。他们让79名试验者考虑电车的两种情况。但是首先，他们让一半的试验者观看5分钟的“周末之夜的生活”让他们情绪非常好。另外的一半观看关于西班牙村落的乏味的资料片。

　　瓦德索罗和德斯迪诺发现观看“周末之夜生活”的试验者更倾向于说把胖子推下天桥。他们写到，很可能是因为观看碟子造成的兴奋情绪部分抵消了直接杀人产生的负面感情反应。德斯迪诺说“通过改变人的感情反应，我可以改变你的道德判断。”

　　哲学家常常警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不要考虑实验室，不应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做。但是格林,瓦德索罗和德斯迪诺指出研究结果至少应该让我们怀疑我们的突然的道德决定，不管这些决定看起来多么自然和明显。因为它们可能受到我们当时碰巧具备的情绪的很大影响。

　　格林和东北大学的学者强调和哲学原则不同，把胖子推下桥的行为与个人情绪零接触（up-close-and-personal aspect）是影响普通老百姓做出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在《语言与思维》（Mind & Language）杂志即将出版的新一期中，哈佛心理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马克•豪瑟尔（Marc Hauser）和四位合作者反驳说人们实际上都可以说是哲学家，至少在潜意识层次上。

　　豪瑟尔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即使在不惊动他们感情按钮的思想实验里人们对双重影响原则也非常敏感。即使把直接把胖子推下桥的不良行为剔除掉，多数试验者说他们愿意为了救人不可避免牺牲他人，而不愿意为了达到目的直接把杀人作为手段。他们做出这个区分即使后来他们也无法解释自己的选择。

　　在他即将出版的书《道德思考：大自然如何设计我们普遍的是非观》（Moral Minds: How Nature Designed Our Universal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Ecco)和最近发表的其他论文中，豪瑟尔暗示我们的头脑中或许有个充当内置哲学家的“道德装置”，可以，在感情或者意识到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之前迅速分析情形。豪瑟尔把这个装置比作让人们自然地毫不费力地获得和使用语言的心理本能。

　　这个类比含义深刻，引起人们对相似性到底有多大的疑问。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否像语言一样是普遍性的（无端的杀人是不对的），但是存在本地特殊性的巨大空间（在有些文化里，杀死结婚前失去贞操的女儿是允许的）？或者说小孩子很容易适应文化特殊性，由他的成长地点和背景来决定，而成年人适应就非常困难，就像40岁的人开始学习一无所知的法语？

　　豪瑟尔说这种和语言的类比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能否说它“无懈可击”或者“非常有用”仍然无法断定，但是学者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决不仅仅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格林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写到“我希望清楚理解思考的过程会能让我们更好的思考。”

　　译自：“Blood on the tracks“ By Christopher Shea

　　http://www.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6/08/06/blood_on_the_tracks/?page=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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