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宋教仁登南高峰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９０多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还是那么美丽，远处的钱塘江依然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湖边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雅人、贵人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元末遭火灾，明代再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１９１３年春天到来的前夕，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但他更在意的却是登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竹林摇弋，茶园隐约，看江波起伏。他与常人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感受。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最明亮的一刹那。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有一些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大体上不失公平，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２月２１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一则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
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
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１月２６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直言宋教仁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认为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２月２２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２３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
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借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这篇演说词两天后，也就是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即以《宋于二先生欢迎会》为题发表在《民立报》上。３月２日，《民立报》公开发表了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他当时的心态就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的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宋教仁身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２月１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
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３月１８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引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
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１９１２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
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他是同盟会领导层中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的六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有时会讨论这些问题，“每有辩议，独有钝初能本末悉举，众感悦怿”。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在回国前夕曾对他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月旦”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士大夫无不逆来顺受，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宋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２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３月１５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院（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３２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骛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开杭州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宋教仁倒在血泊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带着未竟的宪政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痛苦，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也称《讨袁宣言》）。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当年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任鸿年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对任鸿年、苏曼殊。

相关热词搜索：宋教仁 傅国涌 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