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绿色中国与未来世界

　　什么是绿色中国？我理解，绿色中国不光是我们的山好水好，它更多地是一种健康和谐的制度安排。

　　国家发展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国家各个方面也要健康与和谐。正如生命体中的营养要能补偿能量支出的道理一样，劳动成果能够返还劳动人民，形成国家体内支出与补偿之间的良性循环，这是生命成长的条件，也是国家健康发展的条件。绿色是生命健康的标志，也是国家健康的标志。能够将劳动成果反哺给劳动者的中国才是健康、和谐并能得到人民支持的绿色中国。

　　通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可以说明白这个问题。1948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研究中印两国的学者会发现， 中国1952年的土地改革最彻底，清除了寄生在农业劳动上的剥削阶层。而印度的土改不触动私有制，私有权大部分保留了下来。结果是在印度，连修一个桥、造一条路都很困难。每一块土地都得付钱，投资从A点到B点，中间有大量私有权截流。也就是说，整个劳动成果先由私有者截流，最后才能形成投资能力。投资产生效益后，再由私有权二次截流分红，到劳动者那里已是微乎其微，远不足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支出。结果造成生产力的萎缩。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私有权的中间截流环节。

　　人富了就有富贵病，这就是营养不能被良性地吸收，形成脂肪肝这类病，而革命本身就是消除这些病的大手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把蒋介石时期国家肌体中的出现的多余的“脂肪”和“赘肉”全铲掉，打通“营养”即利润返哺劳动的私有权截流障碍，形成营养和血液的畅通和良性循环及相应的健康的国家肌体。此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非常快。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开始快速和大规模的发展。今天我们享受高速公路，就受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土地革命。人民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才会有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没有这样彻底的革命，其经济自国家独立后一直落在中国后面。1962年的中印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制度之战。中国方面是已得到土地的农民战士，为命运而战；
印度方面则是国家雇佣军，为薪水而战。中国军人势如破竹迅速取得了胜利，可印度议会里的大资产者们的争吵还没有结束。制度不同，人的精神状态也就不同。这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绿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

　　绿色是平衡和辩证而不是形而上学。比较而言，东方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绿色。东方思维重艺术，西方重力量；
东方以少博多，西方以多压少；
东方重经验，西方重理论；
东方重结果，西方重程序；
东方重经验，西方重逻辑。逻辑是一种程序设计，很重要，但它一定要和经验结合在一起，没有经验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正如没有谈恋爱的人跟谈过恋爱的人谈不到一起，结婚的人跟没结婚的人谈不到一起的道理一样。老人与年青人说的同一句话，意思是不一样的：前者有经验，后者只有逻辑。所以，知识光靠逻辑推理是不行的。西方文明历史短，其思维中缺少经验积淀，总体说来，在灵活地把握主客观关系的实践方面，西方人比东方人有明显不足。

　　比如饮食。东方的菜肴是非常丰富，不说菜谱，光面食就几十种，这是西方人不可思议的。但是东方的吃饭工具却是最简单的，就一双筷子。西餐远比中餐简单：牛奶、面包、牛排，然而他们要用一大堆钢叉子和一大摞盘子。目的就是吃饭，但手段繁简及其灵活性方面却大不相同。

　　再比如治病，一个小小的感冒，西医的做法（现在中国医疗改革走的是西医的道路）是先化验，等拿到一大堆数据后，医生才给你下结论。中医只要号号脉、问一问、开几块钱的药就能把病治好。可中医没有那么多化验数据，不能量化，这在西医看来就“不科学”。

对于中医来说，如果把病人没治好，那肯定是个庸医，不管医治的过程合不合理。西方则不然，不管治死治活，只要治病程序是对的，医生就是好的，就没有责任。治疗结果并不重要，程序就是一切。中医成本主要用于治病因而极低，西医成本主要用于完成化验程序因而极高。

　　再看军事。西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讲究主力决战，日本学德国军事理论还实行“肉弹”战术，用投入兵力总量来计算胜败。用东方战争艺术衡量，类似发生在台儿庄的那种会战没有艺术可言。国民党学的是日本的打法，日本又是学德国的兵法，以兵力投入论胜负。毛泽东则不同，采用“十六字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目的就是要获得战争主动权。在军事竞赛方面。西方看重的是量的多少，东方则以结果论输赢。中国核武器要几枚就行，注重威慑效果；
而西方则要几千枚，其实几千枚和几枚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西方人一定在数量上要取胜，其思维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增量的过程，这就是上世纪美苏“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思维基础。

　　从国家改革来看，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还是摸着小石头过河，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慢慢探索前进，积累经验，整个改革过程富有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而苏联的改革跟打仗一样，敌人来了就用几个大“格勒”战役拼命死顶，决不退一步，甚至动用后备力量，不计后果。戈尔巴乔夫改革从大手术入手，直接切入政治“心脏”，大刀阔斧，没有弹性，硬是把苏联放在“手术台“上给解体了。苏联本来只是一个“病人”，却到最后被戈尔巴乔夫治成了被肢解的“死人”。

　　总之，东方的思维方式是艺术的，西方的思维则是偏于形而上学的。与见癌细胞就知道要“化疗”一样，西方思维是通过大面积毁灭性自杀而实现杀他，而东方则讲究辩证治疗、虚实转换，讲究釜底抽薪。

　　华夏文明是东方文明的精华。中国的文明传承几千年，其部分原因在于其绿色和生态的生产方式即精耕细作的小土地农业生产方式及由此派生的集约型的城市经营模式：一小块土地可以养活很多人。且不说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能屹立于世界数千年之久，就说现在象重庆这样的城市，那里山多地少，集约化经营和土地的高效利用经验却很有成效。用少量的资源来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就是一种集中应用于东方的绿色的并必然要对资源日益紧缺的未来世界有示范意义的新文明形式。

　　值得提醒的是，今天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在有些方面有“将洗澡水连同洗澡婴儿一起倒掉”的倾向：我们在改造小农业的同时也连同其中的生态农业抛弃了，结果反而破坏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禽流感就是最好的说明例子。农户鸡本来好好地在自然环境中自由放养，可现在人们非要给它们建封闭式鸡场，将它们在高密度笼子里静态饲养，将自然生命变为可定时批量生产的产品。为了成批催生，不惜给它们使用特殊饲料，几个月就能长大。这样养出的鸡就渐渐失去其自然抗病能力。与人群产生“萨斯”的道理一样，成群的鸡高密度静态关养，禽流感自然会大面积发生。现在我们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都是在走西方成本累积型发展道路。这在西方可以，因为欧美国家有世界资源支撑，其发展模式暂时还可以走下去，但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不行。西方发展模式最终会因其成本过高而衰落，其文明也必将为新的文明即以东方和谐思想为基础的文明形式所取代。在这个历史关口，但愿本具为世界提供新文明潜力的中国，不要因不自信而提前跳上西方“泰坦尼克号”并随其一起沉没。

　　历史表明，旧文明的衰落与新文明的诞生并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永远与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为正比。目前的世界还是一个“丢手绢”的体系：强国总是将手绢“悄悄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能捉住谁呢？这就要看谁在其发展进程中走入文明发展的死角。

　　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正在为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这说明中国目前是在吃自家的饭即用自家的资源在为别人即西方人干活。这样并不合理。现在西方给我们指出的是一条高成本的不归路，一旦我们走入死胡同，世界就会出现一片“快点快点抓住他”喊声，那时谁也不客气。被捉住的人的命运必然是任人宰割。清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有许多刀子插在中华母体上！苏联倒下时，更有许多西方资本家将苏联的财产洗劫一空！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谁倒下，刀子就会指向谁。

　　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保障中国发展安全的关键是依靠中国人民，因为依靠自己的人民远比依赖洋人更为安全。同时中国不能在洋人后面爬行，要走一条新文明即绿色、和谐、健康、自主的，一句话，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主的首先是人民的，这与民主首先是人民民主的道理一样。人民是支持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的基本力量。

　　现在的世界问题很多，而西方人治理这个世界的方法却很少。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则是“路有冻死骨”；
一部分人穷得要命，另一部分人富得要死。“9.11” 实际上就是南方国家活不下去的人被逼到极端的表现，它敲响的不仅是美国的警钟，同时也敲响了西方发展模式的丧钟。在这种模式中，文明被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南北世界犹如今天的富人豪宅小区，有钱人花钱将自己反关在铁门铁窗“笼”里，与外面的穷人彼此防备，不敢也不愿交流。人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严重“发炎”；
萨斯、禽流感、疯牛病等此起彼伏，物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也严重“发炎”。对此一筹莫展的美国人除了挥舞拳头外还是挥舞拳头，这说明美国已没了治理世界的能力，其发展模式已走到死胡同。小布什率领美国大兵犹如西班牙斗牛，谁抖红布就冲向谁。他刚上任时说“中国威胁”，中国没有抖红布，于是他就冲到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牛气冲冲地对着伊朗。反恐几年，世界形势越反越恐，天怒人怨，整个世界被小布什政府搞得一塌糊涂。

　　“风水轮流转”也是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中国曾是传承传统农业文明最久的天命古国，其辉煌上下也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最后衰落。资本主义新文明随着十字军东征到了意大利，再到西班牙、英国，最终为美国所传承。现在美国把这个西方文明推到了极端：南北差距伴随“恐怖主义”同步增长的现象说明高成本的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已近终结。

　　看来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已病入膏肓，仅用抗生素或大面积“化疗”的西医方法已不能治愈，它需要“中医”调理。在这方面中国人有丰富的经验。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活农村之“血”化了城市之“淤”；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平津和淮海下药，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今天，中国政府也在从“新农村”入手来为城市“消炎”。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表现在北方的“炎症”，也要从南方下药。一句话，今后治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东方药方，

　　正如太阳从西天落下，还得从东天再次升起一样，世界东方将是继偏执的资本主义文明之后新文明即绿色文明诞生的地方，而东方中国将在这个文明大转换中担负重要角色。

　　来源：《绿叶》2006年第4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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