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上邪下毒说“作弊”

　　一

　　我念本科时，大概在1993年左右，经商、赚钱的风气还很浓，正是不时兴读书的年代，考试作弊现象便愈来愈突出，竟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学校不得不步人后尘，走一极端，新出台一项土政策，声称今后凡考试作弊被当场抓获者，一律退学。那年监考老师似乎也特别起劲，一场下来在一个考场就抓住三四位。为了兑现政策，学校真就拿那些人开了刀，勒令退学，很是凄凄惨惨过一番。

　　或有关系到家的，不知道磕多少头，烧多少香，转多少弯，才疏通关节、网开一面，说某人某人的作弊是被动的，和其他人不一样，死刑够不上，死缓，留校察看一年，终于分别了处分的等级，算得上作弊事情里的“作弊”。

　　我觉得正是由于这后一类大大小小的“作弊”事太多，流风所及，覆被了本该清净的校园、考场，作弊现象至今才有进一步恶化之势。所以，考场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症状的一个具体性体现，和人为制造的那一系列的关卡、土政策密切相关。这是很明显的。正因为口子开得很小，而关卡又多，坐在关卡之位上的尊神才能极尽所能地运用手上权力，控制他人命运，营私舞弊，牟夺暴利，影响了后来者的价值取向、人生信念……

　　作弊生们就曾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道：“既然社会以不正常的眼光看待分数，那么我就可以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得分数。”

　　那意思是说，上邪下毒，假如我流氓了，那也是由于你流氓在先的缘故，咱俩是捏在一块儿的。

　　二

　　现在，学生们的作弊早已不单单为了考试过关与及格了，也为了拿一个高分，取得一定的实惠。分数是和奖学金、助学金、评“三好”、入团入党、这卡那证乃至毕业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能够体现一个人全部的只有分数，能力高低赖纸面分数决别，没有其它形式的、客观的衡量标准。

　　一位考生事发后就曾讲过：“要是大家都实实在在地学习那也算了，可现在是漏题的漏题，照抄的照抄，你不跟着干，只能在后面稍息，除非你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瓜。我作弊技不如人，被抓住了，但对当时的作为，我一点不感到后悔。”

　　排除一定的偏激，心平气和地反躬自问一下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漏题”在我们这儿很难避免。

　　我本人参加研究生考试那年，就知道全国统考的政治课上的一道十二分大题，赫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老师考前串讲班的模拟试题，而且原封不动。花钱听他“串讲”过的，考完后欢天喜地，我们这些没参加的，都有错过后怅然若失的遗恨感。

　　这种事多了，考前串讲就具备了一定权威性，传出去，人人都觉得钱是花得值的，因此现在的大学其它正经事干不了，可是这个班那个班办得特别多，全是帮我们应付各色各样考试。有的就成了“上班”专业户，一年一年泡着，什么也不必干，生给熏出来，成仙得道了——只要舍得，一年一年地考，中专、大专都能考上研究生，或者拿个证，紧着脚逃出国门，做“鬼子”去。

　　实在泡不过的也都成老油条了，抱着赌一把的心理上场，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开自己作弊一把。学历教育便越来越畸形化发展。

　　更有那些名牌学校，他们之能名牌，也和其关系通天，能搞到压题率很高的模拟试题有关。记得上中学那阵，老师们为了得到这些学校的高考、中考模拟试题费尽心事，也送也攻，才谋来一两份，拿回家仔细研究，重点宣讲，其诚不亚于在谋划一场意义非凡的战争。而今思来才觉到了它的荒诞不经与无可奈何。

　　想一想，连这些最高级别的考试都搀杂了大量的人为因素，公然“作弊”，真不知道如何组织次一级别的那些考试了。

　　至今我都很难想象，在我们这里曾经也借鉴西人形式，于民国时期教授治校期间考大学由各大学自行命题而不泄密，大概那时候的大学教授们“主人公”意识比现在强，更懂得遵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吧，当时也没人想过居然能够办班儿赚钱。

　　理论上我是十分赞成各大学自行命题的，它的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考试时间与内容能够自由控制，不必大一统，将全国的人纳入同一时刻，考同一张试卷，而可以分期分批交叉进行，学生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交替报考几所大学，不至于一锤子买卖。一旦都考上，择优权掌握在学生手中，不再仅仅是学校——没有优势或吸引力的学校会自动被淘汰，学校之间就有了竞争压力。这些压力反向作用，会迫使学校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别出心裁一些，让学生学一点真正有用的知识、技能。

　　这些话好像老生常谈了，其实理论上谁都知道，真正落实起来却非易事，如何保证不漏题就很费思量。

　　还是需要考试的。

　　更有不少党校以及这校那校的，招来不少各级大官，不怎么上课，有的连正规学历都拿不出一个，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却在念着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考试却都由他人代笔，公然作弊。这又怎么说？他们所拿的学历还算不算？影响如何？

　　因此，考试是件费思量的事。学的东西更是匪夷所思。

　　三

　　谁都懂得，要把学而无用、明显荒谬的东西及时筛选出局，但大中小学教科书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考取哪所学校往往不由自主，学生、学校对教材都没有太多选择权，课程如何安排更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明知道不好的也得教、也要上，一本教科书今年用了，明年还能用，可以十几、几十年不变，内容既与时代脱节，又过时、陈旧，甚至讹误百出，没有创新、主见，形成恶性循环则上课记笔记、考试考笔记、考后扔笔记。

　　有了这样的限定，学习用功的反而很可能考不好，平时不上课的考前突击一下反会得高分——如果突击都没有时间的话，笔记又为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和诱惑。

　　既然这样，从上至下都不太把某些课程上的学什么真正放在心上，那么在学生们眼里，考这些课作弊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许多是“无用”的知识，现在的工夫不过是把笔记上的先搬脑子里，再把脑子里的挪到考卷上，难道不是吗？

　　一位在高校执教多年的教授曾随手翻译了人民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外语教材，上面正儿八经地写道：“马克思的伟大学说是万能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地方，现在都燃烧起了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烈火”“资本主义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所幻想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实现了”“我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却经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科学技术革命受到极大限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技革命硕果累累，并利用它们造福社会”……

　　不知道这样的教材人大现在还用不用，有没有修订、修订了多少，反正我对它们十分熟悉，本科、研究生时期都是这么学过来的，一直到21世纪都在这么学着。

　　我还知道人文、社会学科中有不少书上的不少地方，都像上面的话那样很绝对、很武断——学生们若是单单学这些空荡荡的响词不变成傻鸟儿呆掉才怪。而对它不学习、不记忆反倒脑子不生锈，清清亮亮呢。

　　再要有什么外力逼迫你把这些响当当的词压进脑袋瓜儿、搬到试卷上，我看直接照抄笔记亦无须痛心疾首。

　　前一阵我们曾经批评过现行中学语文课本，感觉它选文质量不高，不顾及学生心理特征，缺少时代气息，所选范围狭窄，美文不多，许多信息重复设计，徒增负担等，我看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状况要是不作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依然会很低，主动参与意识仍旧会极弱，消极怠工的方法就是逃课、缺课——一当上不好课了，我们还能避免考试作弊吗？

　　都这年代了，谁还愿意把大好的青春时光苦苦消磨在记忆陈词滥调、磨练应试技巧上，而不是为未来的事业打牢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呢？

　　竞争太残酷也是一方面。我国每年投入的教育资金一直在全球倒数的位置上徘徊，增长率还比不了学生人数上的增加——单看绝对数字确实上涨了，可是相对数字不升反降。它牵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数量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录取学生数占适龄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我国的却是千分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过去，采取什么样的招数都顾不得、值得一试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作弊事情要想得到根本性的杜绝，我看不太可能、也不切实际，只能作为一种愿望或期待。

相关热词搜索：下毒 作弊 蒋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