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文明的歧途：从“理想国”到“疯人国”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使像雅典城邦这样的民主制政体也不能保证她自己不犯错误，雅典公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赞成处死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有什么不对，但这一事件却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后果的灾难性是通过两千年的历史慢慢地展开的，起初的后果之一就是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制的由衷反感。柏拉图目睹了他的老师被处死的过程，在他的心灵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使他怀疑乃至否定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并由此幻想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这种幻想通过文本保留到今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柏拉图的辉煌著作《理想国》。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理想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以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出来的，但柏拉图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除了说话的语气和追问的方式来自苏格拉底，而其所表达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柏拉图自己的。在柏拉图看来，拥民主制的政治家都是些道德败坏、不负责人的人；
而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或者是他构想理想国的一个灵感源泉，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家是哲学家当国王，国王是哲学家的“真正智慧的国家”。依柏拉图理念论，理想国理念所对应的理想邦国曾存在于远古，而现代国家都是这个理念不完善的形式，因此完善的现代国家的实现就是复兴理想国理念。

　　柏拉图从年轻时代就跟随苏格拉底学习达八年之久，之后他游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地，通过消化老师苏格拉底哲学，结合爱利亚、毕达哥拉斯学派观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一度希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时代，希腊雅典城邦从黄金时代步入危机，波罗奔尼撒战争把雅典拖入了灾难，雅典文明开始走向衰落；
雅典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似乎说明民主政制并非是最优秀的制度，战争中的决策由一个智慧的独裁者独裁似比民主决策更有效率。在希腊世界之外，民主制是稀缺的，君主制更为普遍，在爱琴海地区马其顿、色雷斯、弗里基亚，乃至爱琴海地区以外世界的国家或地区波斯、中国（柏拉图时代希腊人很少人知道赛里斯，即中国[1]）、印度、埃及、巴比伦都不是民主制。对于柏拉图来说，民主制是他从出生就看到的雅典城邦社会的现实，君主制反倒是遥远的、稀罕的。他通过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死“看透”了民主制的危害，既然他心目中的苏格拉底是智慧公正的化身，那么处死老师的政治制度一定是反智慧，不公正的，因此他幻想比雅典民主制更高级的政治制度的理想政治制度。

　　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
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柏拉图认为家庭和私有财产是造成国家分裂和党派纷争的渊薮，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后当然就必然要实行共产共妻[2]。而一旦取消了罪恶的根源——私有制和家庭，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许多高尚的品质就有了形成的条件，在理想国里，一要智慧、二要节制、三要勇敢，四要公正。在这四种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公正。让我们来看柏拉图的公正或正义观是什么样的，通过下面摘自《理想国》里的对话来体会：

　　“苏格拉底：每个人都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除此之外，司法还有别的目的吗？”

　　“格劳孔：这是它的惟一目的。”

　　“苏格拉底：这是个正义的目的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大概也可以根据这一点达到意见一致了：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和干自己的事情。”[3]

　　“有自己的东西”如此说来柏拉图理想国里不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了吗？当然不是。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设计中，一、二等级的（统治者和军人）中取消了私有财产，这里的“自己东西”应理解为公产分配给自己必要的维生的、或工作所需要的工具；
所以正义的意义关键就落在“干自己的事情”上。柏拉图接下来的对话就重点放在“干自己的事情”的阐述，他的正义观就集中在这一点——公正就是“每个人只做一种合乎他本性的工作”，后世人谈论柏拉图的理想国除了“哲学王”就是这个“本性-工作”观念。可以把柏拉图的这个正义观叫做本性说。什么是合乎本性的工作呢？

　　“苏格拉底：你再想想，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有个木匠想做鞋匠的事，或者有个鞋匠想做木匠的事，彼此交换工具和招牌，甚至一个人想做两个人的事，你想这样换着干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假如有一个秉性该做手艺或者该做买卖的人，为了捞到金钱、地位、势力等等，企图挤进军人的行列，或者有一个军人，企图挤进谋国者和监国的行列，其实是不配的，却换上别人的家伙和职务••••••这种彼此交换••••••会把国家毁了。”（省略号本文作者所加）。

　　“格劳孔：绝对是这样。”

　　“苏格拉底：这三个等级是互相干预、彼此代替是国家的大害，应该说是最大坏事。”

　　“格劳孔：正是这样。”

　　“苏格拉底：这损害国家的最大坏事，你说，岂不是不公道吗？”

　　“格劳孔：当然就是。” [4]

　　鞋匠如果做木匠的活，或者木匠做鞋匠的活，那必然给国家很大的损害；
同样，一个秉性该做手艺或者该做买卖的人，也不该想去觊觎官员、军人、监国的位置，理想国的三个等级（哲学王、官员与军人、农工商）是不容变乱的，他们的本性就像金、银、铜铁的本性严格区别一样。——把正义定义成每个人按自己的本性“有自己的东西和干自己的事情”，柏拉图的正义见解似乎很质朴，也使人感到很意外，理念论的柏拉图似乎使一个对希腊人之天才的形而上学思辨才能心怀敬意的人失望，公正理念的柏拉图解释理应有更深刻的内涵。然而柏拉图大概就是要在使人感觉失望后然后吃惊，他要表明自己的正义观与“政客们”的不同。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根本不需要花费时间与他人进行无聊的辩论，或在公众前煞有介事地讲演，哲学王既把权力与智慧集中到自己一身，自然就能根据每个人的天性分派不同的工作，使社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不过对于那些对本性说抱怀疑态度的人疑问显然很多：一个人为什么天生就只能做买卖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呢？一个人的“本性”如何与他所从事的工作对应起来呢？一个人干他本性应该干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然深究起来，即使同意柏拉图的意见——一个人的确存在与另外任何一个人相区别的“本性”，可是接下来的问题，由谁来洞悉一个人的本性并分派他们分别去做木匠、鞋匠、官员、军人、监国呢？以柏拉图的意思推论，自然是哲学王最有能力洞悉（因为他是最智慧的哲学家），并且最有权力分派（因为他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即使是像希腊那样的小国寡民（雅典城邦有几十万人），由哲学王来甄别每个人的“本性”，并按本性分派职业，这个工作也是太繁重了（何况像波斯那样的大国了），考虑到每天有人死亡和出生，由哲学王一个人干这件劳神费力的事恐怕得不偿失，因为国家还有许多大事等待哲学王处理。那就需要国王成立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人事部，禁止任何人自由找工作，必须听从计划委员会人事部根据人的本性统一分配工作。你怎么能保证一个本性是木匠的人的确被分配了木匠工作而没有被分配鞋匠、官员、军人、监国工作？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替柏拉图着想，既然是哲学家统治的王国，哲学王选派的计划委员会成员肯定是智慧、节制、勇敢、公正的，既然如此，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给每个人分派的工作都是“按着人的本性”分派的。

　　柏拉图的“理想”似乎已经使一个现代人发笑了，哲学王也许自信他能洞悉他人的本性，但实际情况是人的本性并不一定能被他洞悉，柏拉图似乎忘记了他钦佩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切皆流，万物皆变，无物常在，你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5]。人不是生来就有什么恒一的所谓本性，一个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使自己有所专长，一个瞎子为了吃饭选择了作流浪艺人的职业，他的“本性”是否只配做流浪艺人？如果他不是幼年失明，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将军，他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是艺人还是将军——本性说只能导致荒唐的分析。即使我们相信柏拉图自己挑选的哲学王的确最智慧、最公正，如何保证他的计划委员会人事部的人都和他一样智慧又公正呢？如果和他一样智慧公正，那么这些人就应该也有当国王的权利，而不是做计划委员会委员，那就应该导致公民大会的自由选举（这显然已经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了）；
如果不能像哲学王一样智慧和公正，那么你如何杜绝他接受贿赂而使一个本性是鞋匠的人当官呢，或者一个本性当官的人遭无端诋毁而被分配了鞋匠工作？柏拉图理想国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用公正和正义的名义维护“理想国”中森严的等级制并限制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

　　柏拉图没有意识到他思路的错误，其实他并没有深思他所处的雅典民主制的意义，民主制的缺点是否在僭主制、君主制那里能被克服，他的理想国一旦施行是不是必然导致君主制甚至比君主制更邪恶；
以及民主制的优点在僭主制、君主制那里是否存在——希腊文化的繁荣是否可以在一个君主国里也能创造出来，等等。柏拉图也许看到雅典公民为了自己的目的进行种种积极的活动（这正是雅典人充满活力参与社会的表现，也是他们创造伟大文明的原因），他目睹公民大会里的执政官为达到自己政治意图而诡辩，似乎缺乏正义，所以柏拉图希望人人不要有非分之想，政治家像哲学家那样爱智慧。但柏拉图没有深思正义，也没有深思自由。人人都听任哲学王根据自己“本性”的安排，是否剥夺了除了哲学王之外其他人的自由，人人都不渴望金钱、地位、名誉是否会使社会失去创造力；
热爱智慧与正义是一回事，达到正义是另一回事。从哲学王个人的抽象正义观念出发是否能保证每个公民的正义的实现呢？赋予理想国以正义的名义上的品质是否能保证它本身真的实现了正义呢？哲学王自己确信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最正义、公正，国家也就把所有对于正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哲学王的个人品质上了。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既然最智慧那么他的品质肯定是最高尚的，他的绝对权力也就自然是正义的最终体现；
他当然不可能理解后世历史学家（19世纪英国阿克顿爵士）关于绝对权力的危险的警告——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腐化，这句名言还可以作适当的引申——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罪恶。其实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政客们固然诡辩，或者如柏拉图形容的那样不诚实，但政客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政客们的辩论角逐的最终结果也许不能达到绝对公正但多数情况更能够接近公正，其实我们除了假设神明（以及后来的上帝）绝对正义，人类所实现的公正和正义总是相对的。政客们通过演说把道理摆在雅典的公民面前供他们选择，比起自信自己绝对公正的国王做出的决定更可能公正，这也正是雅典民主制优越所在。可是柏拉图却由衷地反感民主制，他头脑里美妙的理想政治就是反民主制；
正因如此，他对个人自由充满了由衷反感。柏拉图只有抽象的正义观和实现此正义观的理想途径——哲学王的个人意志。

　　尽管如此，柏拉图既然把公正或曰正义作为理想国的品质，人类难道不应该为这个理想奋斗吗？柏拉图的理想难道不是与理性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致的吗？事实上柏拉图赋予正义的含义与当时希腊人理解的正义的不同乃至对立还表现在他对希腊人平等理念的攻击。他的非理性的攻击被柏拉图的研究家早就注意到了，但他们似乎不情愿动摇柏拉图在自己心目中作为人文主义的启蒙导师的位置，只把柏拉图的观点当作所谓历史的局限，即希腊城邦内部不平等的现实使柏拉图不能平静地思考正义的含义。柏拉图总是调侃式地谈论平等和希腊人基于平等理念的正义，他讽刺说：“把平等给予平等者和不平等者。”后世乌托邦主义效法柏拉图对现实世界的否定，都把现实世界不平等用来攻击人类社会平等理念，认为人权的平等是虚伪的；
他们要把虚伪的平等打破后建立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平等”非虚伪性表现在平均分配产品，其次是压制个人才能，他们认为个人天才总是妨碍现实平等——即妨碍乌托邦“真正的平等”，因而一般乌托邦主义者都讨厌个人天才，希望人人像蜜蜂和蚂蚁那样雷同。不过细心观察恐怕蜜蜂和蚂蚁的诸个体也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这说明即使在昆虫社会，乌托邦的“真正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实现，鉴于人类个体志趣、才能、品格乃至长相、身高、体重的差别，人类要想实现乌托邦“真正的平等”退化到蚂蚁和蜜蜂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退化到细菌，或干脆退化到无机物的分子、原子。

　　后世乌托邦的平等主义与柏拉图理想国的等级秩序似乎有所区别，其实二者的区分是表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比如所谓科学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劳动者先天优越，因此对于社会寄生者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劳动者和寄生者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他们不过是以“真正平等”的名义颠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显然“真正的平等”在“科学乌托邦”理论中只是掩盖新等级制的口号。尽管柏拉图本人并没有直接说出他弟子说的话——一些人天生是奴隶，而另一些人天生是主人，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无疑是来自他老师柏拉图的本性说；
而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奴隶们天生是主人，而过去的主人天生是奴隶，词语上似乎颠倒了，其实就反对人类文明平等的理性自由主义理念——人的基本权利平等，同时承认个人自由与个性、天才的张扬——来说，柏拉图理想国与后世乌托邦主义完全一致，柏拉图理想国是所有后世乌托邦主义的鼻祖。

　　与柏拉图的——公正就是适合人的本性来工作、人的先天本性对应不同社会等级——的认识不同，梭伦、伯里克利的公正和正义观更反映了希腊雅典人的一般看法。梭伦曾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废除债务奴隶制（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者将被充作奴隶）的自豪：“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伟大母亲，黑土可以作证，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现在已经自由[7]”；
而修昔底德所记录的一篇伯里克利（Periclēs，约公元前495-前429）的讲演，其中一段话或能反映雅典人关于平等与正义的一般观念：“我们的政治体制与别处实行的制度不同，我们并不照搬我们的邻国，而是要成为一个榜样。我们的政府是要使多数人受益：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民主政府之故。我们的法律在私人争端中，将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正义，但是我们不会无视优秀人物的要求。如果一位公民卓尔不群，去从事公共事务，待遇比别人优厚，但这不是特权，而是对其品行和贡献的嘉奖；
贫穷并不是一种障碍••••••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扩及日常生活；
••••••当别人选择他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8]”（省略号本文作者加）如果把伯里克利的这段讲演词放到他身后两千年的新大陆的美国总统林肯的讲演集中也不会被轻易察觉，“为所有的人提供均等的正义”、“贫穷并不是一种障碍”、尊重每个人对自己道路的选择自由，这才是人类理性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平等以保障个人自由为前提，每个人具有平等发展自己的机会，社会提供每个人张扬自己天才的机会，至于在这个平等机会的前提下，你获得权力、荣誉、地位、思想和艺术成就，那是社会对个人成就的奖赏，社会不会因为你的天才使你赢得了荣誉和财富而认为社会体制造成此“不平等”是不合乎正义，而反过来有意去压制你的天才。

　　当然，雅典平等理念的民主制是雅典有公民权的公民的民主，并不是所有人的民主，但精英民主保证了雅典的繁荣，正是在雅典精英民主制这种人类历史上理性平等理念的前提下，雅典以区区几十万人口（最繁荣时期30万左右，和北京郊区的卫星城差不多）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在哲学-形而上学、科学、文学、艺术最光辉的典范。人类只有在经历文艺复兴，尤其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雅典民主制和他们的理性平等理念结合基督教精神才复活为欧洲精神，使无数天才和创造力充沛的伟大人物有机会在世界历史中表现自己。很明显，起码在雅典伯里克利这样优秀的政治家，平等的理念几乎达到了我们现代理性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程度。而作为一位能理性地驾御民众的杰出政治家，如果伯里克利的看法过于激进那就很难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要知道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总统就是因他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以此理念解放黑人奴隶）而以身殉国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伯里克利的平等理念符合希腊（起码是雅典）的一般观念，尽管“雅典人”的概念没有包括在雅典的外邦人和奴隶，但我们不能对雅典人太苛刻，过高地要求他们与我们完全一致。

　　民主制可能犯错误，雅典在与斯巴达长达三十年的波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败说明，民主制并不能保证决策的一贯正确，但斯巴达的军事胜利是否就说明军事共产主义是更优越的政治体制呢？其实，在某种历史情境中，历史微观的选择（如波罗奔尼撒战争中，历史似乎选择了斯巴达的胜利和雅典的失败）并不一定反映历史理性，这里所谓“历史理性”当然也不是超验的，而是从回溯的历史宏观中显现出的理念。斯巴达的军事胜利只是暂时的，其军事胜利并不说明历史理性就是历史选择军事共产主义，否则两千年来人类逐渐地、后来日益广泛和普遍地复兴希腊民主制（以及廿世纪斯大林军事共产主义覆灭）便是不可想象的，从这种意义上，应该说历史理性最终选择了雅典民主制。而且当初雅典以引导青年堕落的罪名处死苏格拉底的错误也比僭主制、君主制要人道得多，她允许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向雅典的公民们为自己辩护，君主国的国君要处死某个人只需要一个命令就行了。而且雅典人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去死，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可以选择生，只要逃亡外邦就行了。可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他不容忍雅典的错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只能在民主制的雅典才能成长起来，他没有给雅典修改自己错误的机会，他留给雅典人的话是“我去死，让你们生。”苏格拉底选择了死，因为城邦判他死刑。这在雅典城邦的确是犯了错误，而在年青的柏拉图看来却不是错误而是十足的罪恶。在《理想国》中流溢着柏拉图反民主制的情绪，这种情绪使柏拉图对自己理想政治国家的思考带有很强的非理性成分，他通过宣扬集体主义进而实现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攻击，他由衷地讨厌个人自由。而苏格拉底则是一个个人主义者，K•波普尔的分析表明，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和歪曲了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

　　与雅典民主制的理性自由主义相反，柏拉图则从斯巴达看到了集体主义的美妙，他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并与集体主义截然对立 [9]。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个人就是自私的，柏拉图说：“部分为整体而存在，而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也根本不允许任何人的心灵习惯于凡事凭自己的直觉做••••••无论在战时与和平时期——他应该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随他。即使在最小的问题上，也应当听从领袖，譬如他可以起床、活动、洗脸、吃饭••••••一言以蔽之，他应该告戒自己，经过长时间的习惯，从来（永远）不能妄想独立行动••••••这样大家将在共同体中度过，没有法律或意愿比这更出色••••••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该强化。无政府主义的一点踪迹都应当彻底地从所有人生活当中除去，甚至包括那些受人类支配的牲畜。[10]”——柏拉图多么赤裸裸地表达了他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他崇拜绝对权力的命令主义，他把限制个人主义扩大到个人生活的细节（起床、吃饭、洗脸之类），甚至要把他的极权主义纲领贯彻到动物界（牲畜）！他谴责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的高尚和极权主义的必要，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开创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法西斯的国家至上主义以及马克思乌托邦集体主义的先河。

　　个人主义是否就等同于利己主义并与集体利益完全对立呢？一个雅典的雕塑家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必须固执自己的审美观，他不能太照顾过路的人的意见。如果把过路人的意见看作是集体意见因而是一定意义的集体主义的话，起码在雕塑艺术品创作这件事情上，个人主义更可能创作伟大作品，而集体主义则不能。斯巴达泯灭人的个性，强调集体主义的整齐划一，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留下，为了“平等”而“剪掉长得最高的谷穗”，“甚至歌颂斯巴达人的著作也要雅典人来写”（顾准语），其“文明”根本不能与民主制和自由主义的雅典创造的伟大文明奇迹相提并论。个人主义也并不与利他主义矛盾，一个人救助一个孩子脱离生命危险只不过是坚持了自己下意识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在这种意义上他依然是个人主义者——我不能背离自己的良知。不仅个人主义并不与利他主义冲突而且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一个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仅并不以损害集体利益为前提而且是人类文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发明无不凝结着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使个人自我成就感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

　　当然即使理性自由主义者也并不否认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联系，问题是如果区分“必要的利己主义”和“绝对的利己主义”（或狭隘的利己主义）则必须诉诸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境，而不能把“利己主义”一概拒斥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一定意义的利己主义也并不与集体利益完全冲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说，比如，即使一个十分自私的鞋匠，他的拼命劳作只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并不是为了别人脚指头的暖和，但他的利己主义客观上实现了利他主义，增进了社会集体的利益。“自私的基因”保障了地球凝结成有力量的个人，如果把人的自我生存本能也斥责为“自私”要进行消灭的话，那必然导致地球不能再凝结起任何独立的人，好在任何乌托邦理想主义者都不能实现消灭自私这“肮脏的人性”。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绝对利他主义者认为爱情具有自私性所以他情愿把爱侣奉献给其他追求者，作为个别行为是可以的，但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人人在对待爱情问题上都是利他主义者，人类肯定要绝种的。可见即使纯洁高尚的爱情也本原于“自私的基因”，一定意义的自私不是恶，而是善，是上帝造人的原动力。回溯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和顺应一定利己主义的社会比一个强制实施的集体主义社会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不仅有着高得多的效率而且表现出更高尚和仁慈。在廿世纪，正是那些口喊消灭阶级贫困的理想主义者人给人类造成了历史罕有的饥荒和贫困，正是那些高喊消灭自私之罪恶的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罪恶。

　　理想是很值得宝贵的，人类有理想才能改革坏的，发扬好的，人类文明才朝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但区分什么是好的和坏的，却是理性繁难的工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一个理性的理想比如一个最合理的国家的理念追求总是我们制订和改进法律的思想基础，一部按照每个人的自由可以和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那些法则的有关人的最大自由的宪法，总是一个必要的理念。但在理想理念的追求中，如果以为理想国理念可以成为现实的知性概念来具体地实现起来，就将偏离理性的道路而导致非理性。无论是最大限度的平等还是最大限度的自由（绝对自由、绝对平等）作为理想的极大值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一旦当作现实的目的而着手实行，除了用伪善的标签来标榜，实际的情形必然是对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反动。这样看似好的理想目的却因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追求而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理想理念在现实世界不可能有自己的对象，她像地平线一样永远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如何奔跑去试图接近她，却总是离我们那么远。

　　理想国——最智慧的哲学王、真正公正的社会制度，初看起来似是不错的乃至诱人的理想，设计理想的社会制度——激荡起柏拉图以后的哲学家纷纷构建自己的理想，他们以为社会如同机械师设计机器一样可以在书斋里设计出来。K•波普尔认为，实际上你可以设计一座幼儿园、学校、图书馆，也可以制定一项教育改革方案，或者增加富人交纳所得税的法案，这些都是原自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理想，但全面地设计一个国家——总体的社会制度，则超越了“理想”限度，社会制度是在人们的“零碎工程学”设计、施工和完善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也不能人为设计。非理性主义的破坏——烧毁帕特农神庙、烧毁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焚书坑儒，固然使文明遭受打击。但看似美好的“理想”——彻底消灭旧时代“罪恶”的社会制度，建立无限美好的理想王国，哲学家做国王、人人从事适合本性的职业——一旦付诸于实践便导致人类文明的浩劫、极权主义的来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计划的名义使国家经济紊乱和生产倒退、社会生活的单调以及人权被肆意践踏和罪恶横行，总之导致整个社会的非理性主义蔓延，而且破坏力更大，因为它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的名义召唤人群，所以更具有欺骗性，从而带来更为巨大的祸患。——这个教训当然是人类在廿世纪才获得的。

　　柏拉图要求人们“控制某些快乐和欲望”，这自然不坏，但一个人希望获得金钱、地位、势力是否就是坏事呢，恐怕还是要取决于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如果是合法的方式那就不仅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动力。这并不是说应该鼓励人不择手段地满足自我贪欲，也不是反过来说反对一些隐士和苦行僧的生活，而是说对于大多数过着伦常生活的人来说，得到快乐和满足适当的欲望不应该受到压抑。希腊的世界之不同于印度婆罗门、中国儒家、犹太世界，正在于希腊人张扬了阿波罗太阳神和狄欧尼索斯酒神的精神，他们追求自由而不放荡到失去理性，严密地思想而并不冷漠禁欲。柏拉图身处希腊民主制世界而不能看到她对人类其他种文明的超越，恐怕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柏拉图的理想是建立在对雅典的批评基础上的，他的批评并非全错，但他的批评却为人类种下了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种子。

　　人类社会更像一个有机体，而不是被人工制造的机器，它是“生长”成的——人类一代代零碎的改革、建设，而不能通过某个天才人物重新统一设计出来，哪怕他宣布自己是救世主，是在人间实现天国计划的导师。如果用强力非要进行总体社会制度的设计，社会的有机体在遭受巨大伤害之后总要自行调节到施行设计前的“健康”状态，所谓“自行”就是社会取消突兀的人为痕迹——以社会中个人的求生本能和避害本能为动力。这个经验教训也是二十世纪才被人类普遍地认识到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柏拉图有二十世纪人类的经验和教训。

　　与伯里克利自由民主的雅典政制现实比，柏拉图赋予他的理想国以更多的美德。而关键问题是，在一个哲学王绝对专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些美德如果不流于空洞的形容词，如何实行起来，如何体现出来，有没有衡量的标准？——除了理想国的美德标签，柏拉图似乎没有深思，如果某个“理想国”的“哲学王”自封自己的国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智慧、节制、勇敢，并且达到了公正——通过计划委员会的天才工作使每个人从事适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你如何衡量他的自封是名副其实还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后世的历史说明，把一切美德和社会正义寄托给“哲学王”是危险的——整个国家都被悬在“哲学王” 的“正义”与“美好”的自我标榜中为所欲为。既然民众认可了哲学王的智慧和公正，那么他行为的为所欲为就一定是智慧和公正的——智慧和公正如果不是通过权力制约反映出来而是依靠哲学王的人格来体现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此，智慧和公正也就失去了任何衡量的标准而变成自我标榜、吹嘘和宣传。

　　由此看来，不仅柏拉图的正义观——仇恨人类自由、建立严格等级制是反动的，而且他把所谓正义寄托于哲学王的所谓智慧和公正的理想与人类自由民主的普遍理想也是背道而驰的。K•波普尔的揭示或能显出柏拉图这位表面的理想主义者而实质的集权主义者与雅典城邦民主理念的根本性差别，波普尔说：“他（柏拉图）所理解的平等主义运动（当然是雅典城邦的平等主义运动）代表了所有他仇恨的东西，在《理想国》以及后来的所有著作中，他的理论主要是对平等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有力挑战”[6]。因此，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人类开放社会（民主自由社会）的第一个劲敌。

　　在晚年，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Siracusa）碰壁之后，在《法律篇》中他继续完善他的理想国。关于理想国里的共产共妻制，其中共产的制度也许不难设想，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可以作为参考，但共妻共子要比共产实行起来恐怕要麻烦一些，《理想国》设想以优生原则分配男女结合，子女由集体喂养，杀死畸形儿和低能儿（这无疑也来自斯巴达），他的《法律篇》中却找不到关于如何保障共妻共子社会的法律构想，比如一旦共妻，原则上女人就应该满足任何男子的性要求，如果女子拒绝而发生强奸，那么法律如何裁定——是被强奸的女子犯罪还是强奸者犯罪？再如不是靠母爱而是靠公共责任，当避孕可能时，如果大家都逃避养育孩子的责任（既然孩子已非自己私有），法律如何保证人类不绝种？等等。本文将在后面提出，这也是人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疑问——在一个自由与必然完全无矛盾的理想国里，是否性欲随时得到满足，除了家庭形式之外满足的可能方式是否可能产生矛盾，一旦有矛盾当然就立即反动了无矛盾的理想国本身，我们知道动物世界也有家庭，似乎植物是没有家庭的，因为花粉的传播往往依赖于蜂蚁和风，是否理想国要把人或起码人的生殖器官改造成植物或植物的繁殖器官呢？对于一个想了解“理想国”里具体情形的人来说，疑问是很多的。

　　柏拉图的哲学影响深远，他的哲学上承苏格拉底，下启亚里士多德，是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然而柏拉图的哲学尤其他的政治哲学中的主观拟想成分给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也带来了严重而恶劣的后果，最终使人类文明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走向了歧途。

　　二、黑格尔历史主义决定论

　　实现理想国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在人类社会实现理想国的可能性，只有知道能否实现才能涉及如何实现。柏拉图构思了理想国，但他的设计并不具体：人类实现理想国的实现途径；
假设理想国能够在地球上实现的话，那么哲学王如何诞生，他是被某个集团指派还是自封，哲学王如何选择接班人；
以及，如何测量人性以使社会结构符合哲学王的完美规划。柏拉图对于理想国能够在人间实现的证明并不充分，作为对古老宿命论的继承，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决定论似乎是以气势磅礴的宏伟思想系统充实了柏拉图的构思，论述了人类精神和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并浪漫主义地“证明”自由王国的来临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环节，当然也是最高环节。他只是变换了名词，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变成了自由王国之类。

　　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对立统一的，当黑格尔说自由和必然对立统一时，我们并不反对，因为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的创造，大家都愿意引用自由驾驶车辆与交通警察维护秩序的对立统一的例子。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更加大胆，他认为自由与必然统一为更高的绝对精神，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外化。

　　理性哲学也并不讳言绝对精神，因为我们可以在宇宙自我创造性的意义上认为那个创造者上帝就是绝对精神，在这里“理性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似乎有了同一的所指，但这不是黑格尔的哲学。当黑格尔声言康德的物自体可知的时候，他的哲学已经僭越了理性所能容忍的范围。人类文明发现的“理性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什么区别呢？理性上帝与绝对精神的区别是，理性主义哲学（如康德哲学）认为，理性上帝如何创造世界，比如在未来时间的无限的可能世界中上帝选择哪一重，人类不知；
而黑格尔认为他已经洞悉了绝对精神如何实现自己的道路，他已经把宇宙历史的发展变成了“科学”，这样，黑格尔辩证法“科学”就把变化的世界看成了被一个不变的世界支配，在他眼里宇宙的历史走向早在宇宙产生前就命中注定了，一个不变的“绝对世界”支配着变化万千的世界，而且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绝对世界”——所谓绝对精神发展自己的“绝对科学”——就是黑格尔先生自己的辩证法“科学”（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由于黑格尔并不了解历史事件与物理事件的关系，他就把宇宙历史中的随机事件、人类自由意志都打扫进了“必然律”的口袋中，他说偶然总是反映着必然，而必然总要用偶然来实现，如此黑格尔辩证法实际上通过否定偶然与必然的分立性（各自独立性）把偶然性取消了，他没有认识到历史事件中那种不反映任何必然性的偶然事件的存在，“非决定论”和“非完全决定论”没有进入他的思维；
这样黑格尔就把“科学”与古老的“命定论”结合成一个，蚂蚁行走的路线，人脑中产生一个稍纵即逝的想法，在黑格尔先生“绝对科学”看来大概都包含在先定的“绝对精神”中，这种“命定论科学”为后来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思想基础。“自由王国”既然被“必然王国”所命定，理想国的实现可能性就算被“证明”了，尽管大家在黑格尔哲学中看不到哪怕一个物理学式样的证明；
可对于不能明确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大众来说，他们在黑格尔云淹雾罩的言辞中模模糊糊地认为——这位大人物可能真得已经发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命运。——这里有惟恐自己说看不见皇帝新衣就是蠢人的心理。

　　具体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自由王国”的现实体现是什么样子的呢？绝对精神如何自我运动实现这个环节呢？奇怪的是黑格尔并没有把自由王国的实现设定在高高的天庭，他的自由王国的理想与绝对精神外化的现实通过辩证法统一起来。他认为个人自由、民主（在黑格尔的语言中民主是“一种现实的决定个体的意志”）的最高形式是君主制，黑格尔说：“在国家的完美形式中，每一个和一切要素都达到了它的自由存在，这种意志就是一种现实的决定个体的意志，它就是君主制。因此，君主制的宪制是发达理性的宪制；
而其他一切宪制都属于理性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低级水平。[11]”这里“君主制的宪制”是否是“虚君的政制”即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呢？黑格尔这个“完美的国家形式”显然不是指这种政体，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说：“最终的决定，绝对的自我裁决构成了君主的权力”，“整体中的绝对的决定的因素••••••是单一的个人，即君王”，“没有君主••••••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12]”，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君主拥有绝对权力是自由达到了必然性的自觉，在这种绝对权力统治下才能构成他所谓的完美的国家形式。黑格尔不是否定东方专制主义吗？他为什么认为欧洲的“完美国家形式”是君主制呢？这是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要求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总要回到它的起点，西方君主制已经是对东方君主制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回来之后已经发生了飞跃。从一个人的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到少数人自由的希腊民主制，再到全体人自由的现代普鲁士君主制，绝对精神在否定之否定后回到起点已经不同于那个起点——民主以君主制的形式实现了，全体人的自由就是全体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与君王意志作为世界历史必然律的一致性，因此全体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就是绝对地服从君王。——这就是黑格尔伟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中，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意义是普鲁士国王已经通过哲学家黑格尔的大脑完善了通达自由王国的道路，作为最智慧的哲学王的思维中既然已经有了洞悉历史发展轨迹的伟大规划，人民难道不应该把服从君王的意志作为自己全部自由吗！

　　如果说柏拉图以斯巴达人的政治体制用来作为他构想《理想国》的灵感源泉，那么黑格尔的自由王国则摹写了普鲁士君主制，绝对精神命定的“自由王国”似乎比柏拉图“理想国”多了几分诗意——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里驱赶出去了，但就人们一般的崇古心理来看，现实的普鲁士君主制似乎又比希腊斯巴达军事共产制更少诗意了。二人理想国诗意有满足读者文学好奇心的功能，在这个文学功能之外，更多的功能则是对人类政治理性的危害了。黑格尔的“创造”在于他用繁琐的句法表达了和柏拉图质朴的对话同样的向往——极权主义。如果阅读黑格尔的《美学》你知道他对于希腊文艺是推崇的，但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他认为希腊民主政治并不是高级的政治体制，它只不过稍微胜过东方专制主义，只有普鲁士的君主制才是世界历史发展中最高形式。他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分析也许不无可取之处，但更多基于他的民族主义偏见；
在他的视野中东方只不过是世界历史的地理分布的起点，是早已经被西方超越的过去，是世界历史的低级阶段，而普鲁士的君主制是世界历史的高级形态——这种自以为是的现代部落主义带有对普鲁士统治者的谄媚情绪。黑格尔比柏拉图更赤裸裸地赞美君主制极权主义，而且他的赞美更“理性”（当然也就更具欺骗性），论证了人类自由与极权专制是统一的，或者说极权是自由的最完美形式，所谓自由王国，那里有一位——“绝对自我裁决的君王”（参阅K•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如果检讨二十世纪专制极权主义的起源首先要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是柏拉图极权主义的现代接力者。黑格尔辩证法是一个如此奇妙的东西，它竟然神奇地把自由民主与专制极权统一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把荒诞和危险的“辩证逻辑”显现为“绝对真理的科学”的是黑格尔那浩繁的卷帙，而且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自有人愿意推销他的辩证法“命定律科学”。或者只有黑格尔同时代的叔本华看穿了黑格尔哲学的嘴脸，叔本华把黑格尔的哲学形容为江湖骗术[13]。不过，更多的人并不认同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挖苦，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大学课堂上被教授们严肃地讲解，被认为是比自然科学更“高级”的“科学”。自由民主可以与专制极权统一起来，或者说自由民主的最高形式表现为专制极权——在黑格尔只不过是个文字游戏，但经过社会革命家把黑格尔哲学经过并不费力的再加工并包装后宣传，使人群信以为真时，就演化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运动，文字游戏终于转化成了二十世纪血淋淋的“红色”幽默。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一切觊觎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提供了最丰富的理论基础，不仅战争状态需要绝对权力体现民族精神，而且和平建设时期亦需要这样的统帅。于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者有理由说自己是个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做自己的统治者，人民统治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有一位最能代表人民意志的领袖来统治，难道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统治者不是人民统治自己吗！难道民主与集权不是辨证统一体吗！如此辩证法魔术就轻而易举地把一切独裁者变成自由民主的最伟大实践者。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来说，在他们没有弄清黑格尔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就容易为他的名声所震慑，甚至越是不理解黑格尔说了些什么越可能对他崇敬，他渲染了一种认真研究的、学院式的哲学氛围，但如果我们对他的哲学认真地分析就容易发现，他忽而是个“诗人哲学家”——以浪漫幻想代替理性研究，忽而是以科学家身份重现了中世纪的魔法师——在其貌似高深的哲学中充斥着隐语和变幻莫测的魔法。当我们研读他的“精神现象学”我们简直被他的魔法给吓唬住了——“以为神”，可一旦我们学习他的“自然哲学”才知道“庞然大物”并不真正懂得他所言说的东西。有人怀疑黑格尔是否诚实，这是题外的话，暂不论。不过黑格尔的哲学也许并非一无是处，他的“历史哲学”被认为是博大精深的著作。在欧洲乃至东方，四处散落着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然黑格尔的确开创了一种不好的思维方法或曰贫乏的文风——在貌似学究气十足的论述中充斥着幻相与妄言。他宣称康德哲学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应该推翻，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物自体更可知的东西”了，“科学的真理体系，只能是真理存在的目的。出一把力气，使哲学接近科学的模样，终于能够丢掉爱智的称号，成为真正的知识”[14]。能全观物自体，获得超越现象直观本体的绝对真理，黑格尔大概把自己当成上帝了。

　　马克思把黑格尔看成是自己的伟大老师，但他不满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王国并不仅仅是存在于精神中的理想，更不是精神外化的合理的现实存在——普鲁士的君主制国家，自由王国存在于必然律所命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如果说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即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显现，马克思做了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决定性的改造，马克思认为，不是绝对精神，而是物质或者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发展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15]。马克思认为，理想国并不是在思维的理想或“合理的现在”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而形成的无产阶级掌权的现实世界中，所谓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即用暴力进行批判，马克思的理想国就是暴力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形成的公有制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理想国共产共妻一致，《共产党宣言》也宣称共产主义不仅共产而且共妻：“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与用共产制代替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的设想平行，马克思设想用共妻制消除卖淫，如此共妻制马克思共产主义可以称作乱伦主义，乱伦主义如果是共产主义的必然实行的制度的话，我们尽管不能以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武断地说马克思共产主义道德观是禽兽主义或魔鬼主义，但我们可以指出一个生物学发展中的不自洽，种的繁衍的繁荣一般有杂交优势，而近亲繁殖则反动进化，如果共妻制实行，那么人的姊妹、母亲不仅是别人的妻子也是自己的妻子，这是否导致近亲繁殖，而近亲繁殖将使人类这种生物退化。如果有人反驳说，人的人性是反感近亲繁殖的，所以共妻不会造成人种退化，而问题是难道人的人性在爱情与性欲满足上的排他性不是更反感自己的爱侣与别人共享吗！无产阶级的诸个体是否能“高尚”到欢迎世界各地的本阶级的男子到自己家里共享自己夫人并把这看作是伟大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实践呢？如果宽厚的读者说这样的问题太尖刻而不够人道，那是因为马克思共妻主义太不人道了，从共妻制总是要推论出不人道问题，共妻主义恐怕连畜生道的畜生都不齿，因天鹅与猕猴也因分有上帝的道德律而比这种“高尚”到极端的卑鄙无耻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更接近人道些。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这种共妻制是否上帝诅咒的制度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无疑是对欧洲基督教伦理的反动；
共妻制实行的惟一可能途径恐怕是——人类灭绝，因为在没有智慧生命的星球上才存在“共妻”，对于无机物来说，它们中任何两个个体（如原子）可以被它们自己看成彼此拥有对方。从共产主义共妻制理论我们已经领略了“社会历史必然规律”反讽意味，马克思共产主义比黑格尔赞扬的普鲁士君主制似乎更浪漫一些，也更多非理性和邪恶一些，因普鲁士君主制无论如何也还不至于反对人道的基督教伦理。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尽管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名词分别——精神或物质，但他们二人都认为历史发展存在一条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的、铁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早在人类产生前甚至在宇宙产生前就被决定了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如同达尔文发现了有机体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
这个规律决定了颠覆不破的真理——伟大的理想国一定能够在人间实现（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就一定要存在）。——这就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决定论。

　　理性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历史理性的反对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同黑格尔——合理的就将成为现实的，但这里关于什么是“合理的”却与黑格尔意义不同，关于——你怎么知道你思维中判断的“合理”就是历史理性本身——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对于有限的人类理性来说，所谓“合乎理性的”对于历史宏观的回溯可以有比较明确的意义，比如我们可将人类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探索看作是对希腊雅典民主制的复兴过程；
但即使如此言“历史理性”也是具体人所见的历史线索，所谓客观的（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历史理性是没有的；
就未来的将发生的历史来说，“历史理性”即使在具体人的所谓历史线索意义上，也只能是大致地猜测，而不能认定，就是说，“历史理性”在完全决定论的形式逻辑知性判断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从这种意义上，理性自由主义者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者（我确切知道的是我无知）。也就是说，“历史理性”只是形而上学的理念，而不是可以科学认知的概念，我们承认历史理性存在，就像我们承认上帝这个理念存在于我们理性中一样，但我们又同时意识到，关于“历史规律”这个理念的理念论不可能是知性判断的形式逻辑系统，也就是说关于“历史规律”不可能是人类的知识，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上帝的“知识”，但人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觊觎上帝。

　　但是，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却与此相反，他不仅认为存在历史规律而且可以发现历史规律——人可以洞察上帝的全部奥秘。但他们的所谓洞察又极端含糊，经不住最起码的追问，比如这样的追问：在黑格尔产生之前，历史主义科学家是否能事先计算出黑格尔先生的思想出来，如果历史真能成为严格的科学，就必然存在这种计算。但如果计算具有能行性，那么黑格尔哲学应该提前诞生，为什么不是这样。接下来还可以把这个悖论推广：如果存在这种计算，那就意味着“我能知道未来人所知道的”，一个历史主义科学家不仅可以比黑格尔更早发现“历史奥秘”，还可以计算出未来一千年或一万年后的人知道的东西，但历史主义“科学家”似乎都没有这个本领，比如他们似乎都不知道一万年以后有本什么通俗小说在流行，更不知道这个小说的情节。假如他知道的话，他现在就应该写出来，但他一旦能写出来，就显然不是一万年以后的小说了。推而广之，如果“历史规律”真可以是“科学知识”的话，那么一个“历史规律科学家”就应该计算出人类未来所有科学家的发明和艺术创造，比如说，所有人类未来的科学定律都应该被现代历史主义科学家计算出来，所有未来文学或电影胶片都可以通过计算变成书和图像，影现在现代人的电脑和电视屏幕中。我们知道，历史主义决定论者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他们声称办到了，那就意味着未来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创造，因为他们的创造不过是在重复先前历史主义决定论者的计算结果，但这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矛盾（参阅K•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开放的宇宙》）。但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却极端固执地认为——的确存在关于历史规律的科学。问者说，你怎么知道“的确存在历史规律科学”？历史主义决定论者的回答一般选择类比说——既然在物质世界存在客观的科学规律，那么在人类社会也必然存在支配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碰巧被革命导师发现了。行星既然存在准确的运动轨迹，难道人类社会就不存在这种运动轨迹吗？

　　这里首先有一个逻辑问题——类比是否可以代替论证呢？回答是绝对不能代替。不容否认即使在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中，类比对于科学家灵感的启发也是有价值的，但在自然科学的论证体系中，绝对不允许用类比代替论证。行星轨迹规律的存在并不是“人类历史规律”存在的证明，比如你不能认为自由落体存在定律就认为某人散步路线也存在定律，除非某人从高空坠落符合自由落体定律，其他情况下凡是人类个体的自由意识支配自己的活动都没有什么定律可以事先计算他的“思路”和“步路”（散步路线）。自由落体是纯粹的物理事件，而人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支配的身体活动尽管包含着一系列物理事件但不能完全还原为物理事件，所以不同于纯粹物理事件，而一般被称作历史事件。而纯粹物理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除了假设上帝可以作为二者的同一性基础，人类的思维永远不存在将二者用同一种形式逻辑文本统一起来的可能性。历史并不是紊乱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理性存在，但历史事件又不是完全决定论的宏观物理事件，所以不能因为宏观物理事件存在完全决定论的形式逻辑系统（科学），就认定历史事件也同样存在完全决定论的形式逻辑系统。微观物理学（量子力学）也不是完全决定论，量子运动与意识自由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我们还未知的联系，但我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意识的自由不具有还原为任何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的可能性，否则就与宇宙的自我创造性相矛盾，创造不能被计算，否则就不是创造，而历史之被名曰历史就在于宇宙的自我创造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

　　理性自由主义哲学之所以说历史主义决定论是贫乏的，是因为尽管历史主义决定论者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哲学的论述并没有实现自然科学的严密的思辨逻辑，然而他们却标榜自己的类比的和幻想的浪漫思维有如自然科学的严密性。历史主义决定论者都自欺欺人地标榜自己的主观构想是“严密的科学”，这不仅亵渎了自然科学，也玷污了哲学。尽管我们不能划一条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完全明晰的分界线，但基本的区分是存在的，这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不具有科学的可证伪性。以这个基本区分衡量，如果有人对你说他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一如自然科学家的发现，他一定是在撒谎。人类社会的未来不是一个被事先决定的过程，社会的运动也没有如行星运动那样鲜明的轨迹，如果有人用类比混淆你的思维你不能被麻痹。波普尔认为：“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16]。

　　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认为自己所信仰“主义”是“科学”，然而我们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即看不到牛顿自然科学运动定律的方程也看不到这个规律为什么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人类社会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最智慧”的“哲学王”的意志为什么却可以“改变世界”呢？马克思的名言——以往的哲学都是描述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问题是要改变世界；
当革命人民运用天才的革命导师发现的“历史规律”改变世界——这本身就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悖论，假如真存在所谓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话，那么不仅哲学王（或革命导师），而且优秀种族和优秀阶级的意志当然也于历史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因为自己本性优越而把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改变世界的运动，他们整天睡觉和整天革命都不能影响普遍规律的运动。而“历史规律”的发现者却又宣称，历史规律的实现必须靠优秀的种族和优秀的阶级的革命实践来完成，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完全依靠于优秀阶级和优秀种族的意志。对于这种自相矛盾，只能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解围——本性优越的人种和本性优越的阶级能根据领袖和导师指引的道路“顺应”历史规律，以便使理想国来临的早些，按马克思的话是“减少分娩的痛苦”。顺应历史规律的“顺应”意思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以“优秀阶级（或优秀人种）的意志为转移”的“辨证统一”。而革命导师所颁布的“历史规律”中并没有制定精确的时间表，那么历史主义者认为可以跑步进入理想国也就被大众默认了。一般来说，大众容易被激进的历史主义蛊惑，而并不在乎这种主义是否合乎思辨理性和逻辑，他们一般不能认识到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就是诡辩论。而一般历史主义决定论者都愿意用诡辩论含糊那些本来并不清晰的工人阶级（或日耳曼人）的大脑，以激发他们把自己不甚明白的理论当作玄妙的“科学”崇拜，从而把他们的愚昧和野蛮精神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出来以破坏旧体制而建立“理想国”。于是，他们便认同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为了尽量减少无限美好的理想社会来临时分娩的痛苦，对历史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本性优越的先进分子应该去尽可能多地消灭那些阻碍历史必然律车轮前的反动分子。

　　三、实现“理想国”的两种途径：种族屠杀与阶级屠杀

　　k•波普尔说：“马克思用物质，用物质和经济的利益，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
同样的，种族主义用某种物质的东西，即血统或种族的准生物学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成为自我发展的本质的，是血统而不是‘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本质的命运”[17]（省略号本文作者所加）。波普尔认为，物质基础论和血统论其实对于黑格尔主义的精神论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更具体化了，更接近了社会的现实，方便了政治家（希特勒、斯大林）的可操作性。

　　与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实现诉诸哲学王相比，历史主义决定论者有所发展，他们认为不仅依靠哲学王（即革命导师和伟大的元首）还要依靠某些先天优越的人群。只有依靠这些先天优越的人群自觉地顺应历史规律——消灭反动阶级和灭绝某些愚昧种族——人类才能在地球上实现理想国。上帝的“选民”概念最初来自于希伯莱人的《圣经》，上帝选择希伯莱人作为自己的选民来实现上帝的意志，至于如何实现，希伯莱先知只能得到某些暗示和启示，他们并不知道上帝的长远规划，或者说上帝并不事先告诉希伯莱人自己的意志是什么。历史主义决定论者与希伯莱人的差别是，革命导师或伟大元首已经洞悉了上帝的意志——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发展规律已经作为具体的文本存在，“普遍的历史发展规律”选中了（或说决定了）人类中的优秀分子来拯救世界并实现理想的自由王国。K•波普尔认为，在二十世纪，“选民说”首先是种族主义的主张，上帝的权利意志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日耳曼人做自己的选民，因此作为日耳曼人实现自己伟大理想的最大障碍，犹太人的被集体屠杀——在希特勒的哲学中——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逻辑推理；
而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模仿，马克思主张人类普遍的发展规律决定了无产阶级是这种伟大选民，实现的途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是这个过程中最革命的阶级，它之能推翻资本主义而实现理想国是历史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为了减少理想国降生时分娩的痛苦，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地从肉体上（和人类精神中）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因此世界上再没有比剥夺资本家财产和把资本家流放和屠杀合理的逻辑了。K•波普尔说：“它（选民说）的种种特征为两种最现代形式的历史主义所共有——一方面（右翼的）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另一方面（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种族主义以选中的种族（戈比诺的选择）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命运的工具，最终获得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以选中的阶级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创造无阶级社会的工具，同时这个阶级也注定获得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18]既然某个种族和某个阶级幸运地被上帝选中，那么他们中的领袖自然也就是“理想国”的哲学王了，哲学王的命令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历史主义决定论者认为某些种族或者某些阶级先天地具有优越性，这些优越性是由这些民族或者这些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本性说的渊源当然是柏拉图，而本性说必然导致存在先天的等级制。十八世纪开始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使人类认识到等级制是罪恶的渊薮，那么为什么十九、廿世纪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却重新拾起本性说呢？他们当然不会说自己是等级制的拥护者，他们的辩证法是：只有在这些本性优越的种族或阶级的带领下人类才能达到理想境界——在人间建立没有等级制的地上乐园，就是说本性优越的阶级或种族，他们利用自己的优越性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他们之优越正在于比那些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主义者更高明。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反复说明：人类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现实的不合乎理想，只要优秀种族或优秀阶级进行社会实践——斗争，人类就能达到自由王国，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规律。

　　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和古代历史上的暴君和独裁者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与民主的维护者。极权主义者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对自己的极权主义的解释是：为了达到人类理想国的自由我们必须限制反动阶级和低等人种的自由，为了理想国的民主早日实现我们必须接受领袖和元首所代表的优秀阶级和优秀民族的专政。这样，民主与自由在极权主义者那里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变成了杀人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你可以杀死一个犹太儿童或资产阶级的子女，你不必受什么良心谴责——如果你和历史决定论者一样具有推动历史规律运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话——

　　纳粹党卫军：你的父亲是犹太人吗？

　　犹太儿童：是的。

　　纳粹党卫军：你将被送到集中营然后等待处死。

　　犹太儿童：为什么？

　　纳粹党卫军：为了在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纳粹党卫军甚至可以表现的非常“仁慈”）孩子，请原谅，要知道为了人类建设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你必须用你的死为人类做贡献，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决定了你必须被杀死。我正在为理想国的来临做一项伟大而神圣的工作——清理你们这些犹太垃圾。

　　纳粹党卫军杀人哲学的内心逻辑甚至是很真诚的，自我感觉很崇高。一般来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

　　表现出这样高尚的历史使命感，当然历史场景比表现历史的戏剧中的对话要复杂得多。一个资本家的子女可能作为无产阶级的敌人从肉体上消灭；
也可能为高尚的无产阶级的使命感所感动，从而迫切地希望把自己改造成背叛自己阶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可能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父母亲打死。而一个无产阶级的青年在接受了历史主义决定论以后使命感可能更强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们把抄家、武斗、杀死反动的阶级敌人的行动看作是解放全人类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他们有理由认为，既然消灭资产阶级可以使理想国早日来临，杀死他们难道不是功德无量吗。这样，在除了战争和法律——法庭通过审判而剥夺他人的生命二者之外又多了一种剥夺他人生命的渠道，犹太人和资产阶级因其人种本性和阶级本性的恶劣天生地应该被杀死，因为他们是理想国来临的障碍。“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明确性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按照马克思的解释，阶级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剥削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间接地占有剩余价值的阶级）都是资产阶级；
同时资产阶级还用来表征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查验是否犹太男人可以通过看他阴茎的包皮是否被割去而得出结论，可“资产阶级意识”则没有阴茎包皮那样的明确性。资产阶级意识的“本质”主义使“资产阶级”概念不具有人类法律文本的严密性，所以即使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作为整体是诚实的，还是不能保证它的每个成员诚实（马克思著作中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我们把“流氓无产阶级”用来表征那些依靠自身的苦难和愚昧而希望为所欲为的人，那么，“资产阶级”概念就非常容易地成为流氓无产阶级打击、栽赃、陷害他人（不管无产者或资产者或其他）的咒符。就是说如果一个无产者是诚实地履行他的阶级本性的职责，他欲消灭的是资产阶级；
如果他不够诚实或者即使诚实却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模糊性缺乏洞察力就可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历史决定论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杀人比纳粹法西斯以人种标准杀人更残酷和邪恶一些，因为即使我们认同无产阶级和日耳曼人因其阶级本性和人种本性具有先天优越可以随意杀死资产阶级和犹太人，但前者更可能多地导致滥杀无辜，这就是为什么被杀死的资产阶级和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人被杀死的人数比犹太人被杀死的人数要多得多的原因（前者——前苏联、中国“文革”、东欧保守估计有数千万，而犹太人被屠杀只有六百万）。

　　廿世纪的极权主义者为什么比历史上的君主显得更残暴呢？“集体主义者••••••热心进步，同情穷人，痛恨邪恶••••••然而他们的学说却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误解之上••••••因此，他们的行动极具破坏性。人们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伤害，以至于人们的精神分裂了”[19]。与古老的专制君王相比，廿世纪的极权主义者以——为了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自居，他们把他们对群众的命令也用高尚的理想主义装点。他们因此有权力对个人自由进行干涉和压制，他们说——为了将来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来临，难道牺牲一点小小的个人权利有什么不可以吗？人们似乎忘记了，民族、国家是由单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了个人自由，那么民族、国家的“自由”也就成了极权主义者的为所欲为的自由。不过，经过极权主义者的“教育”和恐怖主义的压制，人们已经仇恨起自己的个人主义——我为什么会对领袖的教导和他发动的运动表示怀疑呢，难道他不是代表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吗！一个德国纯种的日耳曼人（血缘上分析，所谓“纯种”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的天良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话，要适应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也不得不精神分裂，他一面要高呼拥护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一面他的同情心又在夜晚折磨他的灵魂。当然这种精神分裂还有人道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他被“真理”（即杀人哲学）反复说教之后，他会尽力说服自己不再让所谓庸俗的良心折磨，他告诉自己——理想国的来临总是需要一些血的代价，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既然注定要消灭一些人，那么一些人因不合历史规律而惨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此时，让他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他可能认为是神圣的事业。

　　如果说在“哥白尼革命”或“工业革命”之类的名词中“革命”的意义是指人类知识的飞跃性进步的话，屠杀哲学则采取“革命”的顾名思义的直接意义——把他人的生命剥夺和终结。即，革命不是温情浪漫和请客吃饭之类，革命是你死我活，革命需要的是野蛮人的勇敢（对敌人）和军人的作风——坚决服从（对领袖）。在斯大林专制时期，著名的“莫斯科审判”中，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托派分子在秘密审讯时被告知——为了党的利益，你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接下来，理由依旧冠冕——既然你已经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为了党的利益，你必须被杀死。党的利益！什么是党的利益呢？所谓党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党是先进阶级的最广泛的代表，所以党的利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利益，为了这个最高利益当然可以无须审判而把沙皇一家秘密枪杀，哪怕其中的少年并没有犯罪，为了最高利益，多杀或杀错几万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列宁曾平静地回答哲学家罗素关于为什么杀死几十万农民的质问：因为他们妨碍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为了最高利益当然也无须审判而将数百万原苏联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犯”处决；
当然最主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必须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更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事吗！党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利益，而斯大林同志代表党，所以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因代表党的利益因此代表最广大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斯大林同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斯大林同志命令“清洗”异己分子难道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吗！难道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就是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吗！所以无产阶级“民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清洗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果有人怀疑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怎么办？回答是只有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才会怀疑，而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都是别有用心的，当然也是落后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因此这些怀疑者必将灭亡——被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改造后不再怀疑；
或者依然怀疑，那就只好被处决（读作：清洗阶级队伍）。

　　如上的逻辑对于现代许多人是十分熟悉的，曾被认为是普遍的“科学真理”。如果上述逻辑被现代舞台的演员来朗读，我们甚至不会发笑，因为无论是在原苏联还是中国那些含冤而死的人的地下灵魂（假如有灵魂的话）也许都和我们一起聆听，我们只能说这个逻辑很荒诞，此外似乎应该像在地狱里旅行的但丁一样保持沉默，还是把人类对罪恶的诅咒让那些冤死的灵魂对地狱里的极权主义者去说吧。

　　什么是普遍的社会科学真理呢？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宣称，科学真理就是被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过的正确命题，有如自然科学的严密性，而社会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无产阶级和优秀人种消灭资产阶级和卑劣人种的正确性。——这样的真理观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屠杀理由的性征表现在，所谓反复证明，就是被杀死者的死亡就是被杀死者有罪的证明：他们如果不是罪恶阶级为什么正在被屠杀呢？落后阶级和人种正在被消灭的事实本身就是本性优越的阶级或人种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本性优越的证明：我有权杀死你是我掌握真理的证明，反复屠杀就是反复证明真理的真理性。对于海盗来说，他们尽管杀人不眨眼，可是他们未必从真理的高度认识到海盗的杀戮是值得向自己的子孙炫耀的光荣事业，他们一旦进入老年可能就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深知海盗职业是个被人诅咒的坏职业（也可能自知之明地知道自己在犯罪）。但廿世纪的杀人哲学则从哲学的高度得出“理性”的结论——杀害无辜并不值得惊愕恐慌，因为不仅绝对不是犯罪而且是为理想国来临所必须采取的革命行动，屠杀资产阶级和犹太人的哲学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一样是放到四大海洋都有效的“科学”。初级“理想国”之所以还不尽人意，是因为屠杀还不够，剥削阶级和犹太人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缘故。总之，在杀人逻辑盛行的王国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疯狂，他们在真诚地追随伟大导师和尊敬的元首为了“真理”而奋斗着，他们认为只要彻底消灭反动阶级和罪恶人种，理想国一定能实现。

　　四、阶级屠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优越论思想溯源

　　应该说，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并是杀人哲学的第一发明人，这是因为，通过屠杀异邦人群而占领广大的领土以获得更大的统治权甚至也不是野蛮时代的专利，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文字发明的时代）武力征伐实现更广大帝国的观念依然统治了漫长的时期，但战争的冒险性使通过大范围杀人获得胜利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所以“屠杀”还没有形成“哲学”。在古老历史时期，广泛地杀人主要应用在战争状态，一旦战争结束便恢复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形态。二十世纪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则发明了比较系统的杀人哲学，与以往杀人自发性之不同表现在其彻底的革命性，即通过系统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论述广泛地杀人——有计划地屠杀一些落后种族和落后阶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历史发展所必需的。马克思历史主义决定论认为人类的以往历史而积淀形成的自然主义的社会机制——资本主义，是完全邪恶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写文明——把旧文明打碎重造新的。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国也不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上的恢复，而是要实现人类种族的纯粹化——纯种的日耳曼人的帝国，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模仿。

　　“疯人国”的发生也许不应该全部归罪于历史主义决定论者，然历史主义决定论的确是“理想国”演变成“疯人国”的最丰富的思想资源。波普尔认为，与柏拉图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有许多看似优秀的品质，他同情工人和贫困者的命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工厂里的童工的死亡表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义愤。但是我们在向马克思表达敬意的同时却又不能放过他的错误，尽管马克思不能为廿世纪“疯人国”里的灾难负全部责任，然而分析他的思想之与灾难的关系是思想家绝不能回避的，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心在一定意义上掩盖了他的极权主义本质。一个貌似天使的魔鬼其实比面目狰狞的魔鬼更可怕，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比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了更大灾难的原因；
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再没有比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人类文明造成如此巨大、广泛和持久的破坏的了。K•波普尔正是以这种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下面就简述波普尔的这些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误区之一：资本主义只能被暴力摧毁而不能革新。必须承认，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K•波普尔把它称作无干预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后来法制的资本主义或曰干预的资本主义）中的残酷和罪恶现象是绝不容许回避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起码在情感上是正义的。然而马克思的正义性却被他所发展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决定论大大弱化了，以至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实践者彻底淹没了。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不厌其繁地论述了两种历史的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集中到越来越少人数的资本家手里；
另一种趋势是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断地增加。这两种趋势意味着无产阶级人数将日益增加，而资产阶级人数将日益减少，由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造成的苦难增大，到了无产阶级不能承受时，革命必然爆发，从而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发展必然性要求，他们的胜利必将稳操胜算。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建立在这种资本集中和苦难增加的历史分析之上的。应该承认，马克思以他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为材料分析得出资本集中和苦难增加的历史趋势是存在的，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论述贴近历史真实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材料。但是，历史发展的非决定论性预示着，历史不是永远从同一种历史条件出发，历史本身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发展走向，它不可能被马克思所限定的历史材料所限制。马克思忽视了，或者说他以自己的原则出发拒不承认这一点：即资本主义对自身的不断调节作用，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种调节可能对他的预言提出挑战，即资本并不一定集中于少数人，苦难也不见得一定不断增加。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自我更新。后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不允许使用童工；
不允许随意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
反托拉斯法限制了资本的过分集中。其实，在马克思晚年，新的材料已经使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材料陈旧过时，而马克思在旧材料基础上的结论已经出现了危机。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改善，马克思所确信的在越发达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越大的结论落空了，实际上恩格斯已经承认——英国无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这样的表述无论如何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讽刺，显然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革命的早日到来以便让马克思的预言成功，他们似乎并不希望工人的条件得到改善，相反，他们希望工人的苦难不断地增加，以便激发产业工人起来革命用暴力将资产阶级推翻。不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资本集中和工人阶级的苦难增加——以便使马克思理论预言尽快实现。这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的自身调节对工人利益乃至人类文明的价值，认为这是别有用心和欺骗伎俩，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是十足的伪善；
另一方面，为了使马克思预言成功，他们采取对资本主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期待着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放火心理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人类文明的反面——恐怖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改革都是无效的，劳动法的建立、工人的工资调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统统都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暴力、流血、摧毁国家机器才能迎来最美好的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似乎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准则，他们的暴力崇拜必然使他们的理论日益荒谬邪恶。马克思主义从拯救人类悲惨命运的初衷出发，可是却逐渐走到自己的反面，希望悲惨命运日益加剧，以便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暴力真能解决理性才能胜任的工作，那便使人真的相信——地球上的确存在“神迹”了。

　　当然马克思的继承者也有温和的一派，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他们主张可以通过议会达到掌权的目的。但这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认为，通过议会道路掌权之后，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控制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赖着不走，从此后再不允许其他党派掌权。如果有人问，你怎么能保证无产阶级永远掌权后比资产阶级多党派轮流掌权更好呢？他们说，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只有无产阶级牢牢掌权肯定比多党制的方式好。

　　无产阶级本性优越说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旦属于无产阶级就高人一等，因为高人一等所以他们不依靠制度而是仅仅依靠本性优越就能实现人类最伟大的“民主”，这似乎只有容易被欺骗的人才会相信。K•波普尔认为，依靠无产阶级“本性”优越而承诺过多已经使他们和某些神医承诺一种药物能包制百病一样——必然是江湖骗术。由此可见，即使温和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了民主制度的破坏者，他们的方针好比一个无产阶级的拳击手对对手说——因为我本性优越，今后我使用大棒，而你们只能使用拳头，我作为冠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这是波普尔的绝妙比喻）。这显然是霸道的，也不符合游戏规则。只有我的专制才会有人民的幸福——这个理论的发明家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古老的帝王，不过那时的“民主”是——只有通过一个极权的皇帝才能给百姓的纷争做主，这种理论在古代当时人并不感觉什么罪恶，只有到了廿世纪这个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才显得罪恶，因为它打击了人类理性苦苦探求的成果——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平等理念意味着，无论什么理由，任何貌似高深的哲学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某人属于本性优越的阶级可以支配他人命运；
或者，因为某人属于某个本性低等阶级（或种族）所以活该被杀死。

　　马克思的误区之二：人类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0]。马克思的暴力论基于他的阶级论，他认为阶级矛盾是完全不能调和的。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其说是“科学理论”毋宁说是一句口号，但明显是与人类历史完全背离的口号。实际上，民族战争而不是阶级战争才是历史中最普遍的现象。认为民族战争都是阶级矛盾引起的更是站不住脚的，民族战争的起因有的很复杂——宗教的、文化的、贸易的，有的很单纯甚至很偶然——如边界冲突或先定姻亲的违约。人类历史并非像黑格尔所说——和平时期是人类历史的空白（马克思的人类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论明显受黑格尔影响，用阶级战争占领空白），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建设时期，我们人类的科学、法律、艺术、宗教大部分都是和平时期建设的产物，用阶级斗争史概括人类历史是极其片面的。阶级斗争论抹杀历史的丰富性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偶然都是必然律的反映，既然这个历史必然律由阶级斗争推动，那么人类一切历史事件都可以挂到阶级斗争这“纲”上，这显然是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身上遗留的产物。这是一种把人类活生生的生活贬低到死物的层次的决定论，当然这也是马克思时代许多社会学家的想法——社会科学应该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和严密。问题是这种自然科学的严密在社会学领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一门社会学科运用数学越多则越科学，其实社会学对数目字的运用（如人口、版图面积等统计数据）都不是物理学那样对于数学的运用，企图在人类历史学研究中产生物理学那样的严格数学决定论发现永远是妄想。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却自欺欺人，愿意相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口号是社会学的“牛顿定律”（多么廉价！）。而马克思的“党性原则”（列宁语）又使他利用阶级论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提供依据，马克思“撕去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希望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不抱任何幻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采取对人类以往道德全然不信任的立场使他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鼓励阶级复仇主义和阶级恐怖主义。许多人早已经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人，只有阶级，人只不过是阶级中的木偶，这些木偶都因自己的阶级本性而行动，但这些木偶与真实的人类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一个中国人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呢——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日本士兵因为他入伍前是工人所以和被他屠杀的一个中国工人在“阶级本性”上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后者被前者所杀是“阶级内部矛盾” ——这样的观点除了魔鬼外恐怕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太可能相信。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继承的遗产献给文艺基金会，资本家富翁洛克菲勒对贫困国家人民的捐助，按照阶级论，这完全是剥削阶级的伪善和欺骗伎俩，这样的“阶级分析”似乎过于低估了人类道德——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其实人的行为绝对不会机械到被他所属的阶级所决定，无论富人或穷人、资本家或工人都有高尚者和卑鄙者，人性的善恶与马克思阶级属性没有对应关系。人是自由的，不仅拥有财富并不是所有个人价值所追求的惟一目标，而且即使把财富作为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划分的依据，社会的人是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的，一个人可以从资产者变为无产者，或无产者变为资产者，中间还有中产阶层，并没有什么恒一的阶级本性，“阶级本性”说比柏拉图的先天本性说似乎更显得荒诞不经。

　　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自我调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协作关系。法制的资本主义没有使工人的苦难增长，法律和工会的作用保障了工人的劳动报酬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一同增长。在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如现代美国和欧洲），如果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阶级对立关系发展成暴力的阶级战争，他们的希望即使不是出于对人类文明的仇恨，也是小气的、乡愿的、甚至卑鄙的。

　　马克思的误区之三：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精心构思的理论，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科学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石。也是我们要重点批判的理论，因为关于无产阶级是拯救人类社会脱离苦难的伟大选民说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既然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人类财富的惟一源泉却遭受剥削，他们砸烂旧世界就具有无上正义性。为了说明这个所谓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上千页的纸，是否反驳马克思的理论也需要这样长的页码呢？回答是不需要了，因为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历史已经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最有力的驳斥（所以K•波普尔批判马克思用了不到三百页，反驳剩余价值论只用了几十页，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不过二百多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建立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这两个理论可以表述为：1、只有工人的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
2、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表现在他无偿占有了工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外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两个陈述中重点是第一个陈述，即所谓劳动价值论，因第二个陈述是从第一个陈述推论来的；
如果第一个陈述不成立那么第二个陈述当然也不能成立。

　　我这里对剩余价值论的反驳可以和波普尔稍微不同，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把某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故无须把剩余价值论逐条驳斥。劳动价值论的立论基础存在着太明显的错误，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就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显出伪科学本性。比如我们知道敦煌的经卷价值连城（我举这个例子是因在一个朋友那里看了一卷唐人写经，印象深刻），它的价值是如何实现增值的呢？回答是——时间（而不是劳动），经卷在洞窟里一动不动地经历千年，没有人给经卷附加任何劳动，它当初被书写时的写工价值在当时人的货币价值很微小，但时间却把经卷的价值增加了。反驳者会说，不是时间把经卷价值增加，而是价值规律在发挥作用，经卷因稀缺而昂贵。反驳是牵强的，因为古墓里经常掘出谷米，古谷的数量同样是稀缺的，也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然即使作为古代作物标本依然有一定价值，却不可与经卷的价值增殖相比。价值并不完全对应所谓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时间在价值创造中可以脱离人类劳动而独立地进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一坛老酒的价值增值的“劳动者”肯定是时间，在人类味觉神经的体验中，是时间而不是工人把酒水变得醇厚，在某个时间区间内古酒价值的持续增值是绝对的。任何价值因都是被人类文明价值观赋予的，因此就必然以人类存在为前提，只要人类不灭绝则价值的增值并不仅是由劳动来实现。反驳者继续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总结，不能用此理论去解释敦煌经卷或古谷古酒之类的价值增减。那我们就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毕加索的绘画生产，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艺术品当然也是商品，他创造的价值如何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其劳动价值？如果社会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那么是否因为毕加索不是工人所以没有创造价值，价值的计量应该是画布、颜料这些工人阶级创造的商品价值来计算，如果以此计算显然毕加索的作品就应该和垃圾价值差不多，但这样的计算方式显然是老鼠的“劳动价值论”，因为由于老鼠没有审美能力而只有吃的欲望，在美术馆仓库的老鼠眼里，毕加索绘画的价值和垃圾的价值同等；
如果认为毕加索作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他劳动就应该和其他艺术工人没有区别，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算他的绘画也不值钱（他用了几秒种就在陶瓷上完成了绘画），但这显然是白痴的劳动价值论，因为只有智力残缺者才会认为艺术工人毕加索与其他艺术工人没有区别。由于我们人类大部分都不是老鼠和白痴，我们的价值论就与老鼠和白痴的价值论不同，我们认为是毕加索的“天才”（以及人类的审美眼光）才使他的“劳动”不同于一般体力劳动，他的艺术品的价值是由其天才被大众承认基础上实现的。

　　我们把上面的例子推论到一般，由于人类社会每个人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天才——不仅艺术家而且各行业的人都一样，劳动价值的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的，即使在统计学上有些意义，但其模糊性、不完全确定性足以抵消任何“剩余价值”的“科学计算”企图。比如一个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是在海边漫步发生的，这个灵感可能价值百万，可他似乎没有花费劳动时间，如果认为灵感不创造价值，那么不仅人类文明的一系列创造，而且蜜蜂创造的六边形结构都是无意义的；
相反，任何劳动如果没有灵感的体力活，劳动也就和牛马的拉车无异，是最少价值的。任何人类创造性劳动——如灵感——的价值都不能机械地计算，我们不知道人类祖先火的发现其价值究竟几何，杠杆、轮子的发明价值多少，——这说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伪科学概念性，因为任何人的“灵感”价值实在没有一种可与其他社会成员平均计算的量度；
接下来还可以衍生第二个例子，该服装设计师以自己灵感设计与开发商合作赚得了大量金钱，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全部利润完全是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剩余价值得来的，该设计师的灵感和向此灵感投资的投资者都没有参与该新款服装商品价值的创造，——如果说这种剩余价值论不是老鼠与白痴的价值论，而是“科学”的价值论，那么培养工艺美术服饰设计师的学校应该取消，银行应该关闭，既然工人的劳动可以超越任何设计和资本都能创造价值。——这个例子说明“剩余价值”的伪科学概念性。

　　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到任何科学技术进步，任何一项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如通讯、航天等）都使人类财富增加，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理论中，人类增值的价值都是工厂里工人完成的，而科学家的灵感、发明家的发明、资本家的投资没有贡献“剩余价值”一分，这种理论是违背人类常识的。人类常识也可能有错误，自然科学可以超越常识，但价值的判定却以人类常识为基础，比如金刚石的价值“本质上”和焦碳有着同样的原子（只是原子排列方式不同），但如果因此说二者价值均等则因违背常识而违背了事实，蚂蚁并不理解闪闪发光的东西为什么比黑糊糊的东西昂贵，但人类的价值观传统确实如此，否定这个常识也就等于否认了人类确认的事实。——这也可看出没有超越人类主观的完全“客观”价值，我们不知道物自体的绝对价值是什么。

　　马克思把丰富的人类生活（包括劳动）想得过于狭隘，仿佛大家都是养鸡场里下蛋的母鸡，低级到只有用记件方式统计所谓“劳动价值”。人类与母鸡的区别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而创造的价值不能用简单机械的方式统计。不可能存在一种计算出某教授培养出一个获诺贝尔奖科学家来的“劳动价值论”；
没有什么劳动价值论能计算出一个科学家的论文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货币价值（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的货币价值）。即使我们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看作是生产劳动，那么关于任何劳动价值判断也都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可以被“客观地”计算的。即使那些完全以实用目的而制造的商品其价值也不仅是使用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总是相伴而生。即使可以粗略地认为存在一个想象中的绝对公正市场使这些综合价值折合成货币价值，也不能被任何“科学理论”来机械地超时空地计算某物价值及其增减，由于许多情况下价值的增值与劳动无关，除了偷盗你就不能定义所谓“剩余价值”的严格意义，而“剥削”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成文法的依据。而如果按马克思理论消灭私有制、彻底铲除“剥削”，则因社会激励创造性和价值增值的动力丧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萎缩，在“计划”经济名义下使经济生活紊乱无序。人类社会可以通过所得税制度平衡社会分配差距、减少贫困，通过法律限制恶性竞争和垄断，通过法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但鼓动所谓“被剥削者”剥夺资产阶级私人财产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一种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犯罪。

　　在地球上，除了质量、体积、时间等物理学概念具有准确的量度（在大尺度时空这些物理量也因物质运动具有相对性），涉及到人类的价值判断都具有太大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比如某世界名人的物品和他那时代物品没有区别，但价值却高出其他同样物品数万倍，美国影星梦露的旧皮鞋的高额价值是制鞋的工人创造的，还是她行走的“劳动”创造的？在这个“小”问题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如何编造理由才能继续成立呢，既然它被认为是“科学”。“问题”其实并不区分大小，如果你说天下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有人用照片反驳说——这是一只澳大利亚黑天鹅，一个例子就足以驳倒那个关于天鹅白色的全称判断了。

　　即使我们抛开纷繁复杂的社会创造性活动，而把目光局限于工厂里的生产大路货商品和销售，现代经

　　济学家普遍认识到，生产要素论更接近于社会实际情况。由于科学不能进入价值判断领域，宣布自己是科学的价值论者对科学的理解肯定存在误解，生产要素论当然也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理论，但它显然比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更少荒谬。生产要素论对剩余价值论的反驳是致命的，你把一帮工人孤立于某个空间中（如太平洋中孤岛），没有银行，没有投资者，没有资本家管理，工人们的身体除了“生产”细菌外，恐怕再不能生产其他商品了。

　　显然，并不是只有工人的劳动，而是——科学技术专家的发明成果、资本家的投资资本、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和工人的劳动，乃至社会的消费者——共同创造了商品价值。四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离开科学技术专家的发明成果，离开资本家的投资和管理劳动，乃至离开文明社会，工人的劳动无法实现故不会创造任何价值。在创造商品价值的过程中，知识者（科学家、发明家）、资本家、工人、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依存关系。而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劳动者的工人不仅养活了寄生者资产者，还受到资产者赤裸裸的剥削，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资本家完全是不劳而获者，资本家的管理在马克思看来非但不是劳动而且充满罪恶，其他非劳动阶级——如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价值的创造者，至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人员如演员、警察、官员、士兵都没有创造劳动价值，因此都是寄生阶级。——这种思想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先天优越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导致廿世纪乌托邦专制主义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法律保护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结合自我管理和社会人力资源创造财富，这种机会的均等性并不区分贫富人群。而且财富的创造伴随着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所以是在为人类做贡献，一个健康的社会鼓励人人实现自我价值，只有个人的成功才有社会人群广泛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个人财富具有私人属性，但同时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财富的增值并非是劳动力单一创造的结果，“索罗残差”[21]来自于科学技术的隐性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谓隐性价值就是包含在科技成果中的价值，他们才是剩余价值最大来源[22]。

　　马克思不是从改进人类社会的管理制度出发，而是一边扒拉着计算剩余价值的小算盘一边着迷于暴力，他执迷不悟地认为只要经过无产阶级暴力一击，乾坤立刻清澈。他幻想只要工人阶级一旦掌权剔除了资本家的剥削管理，工人自己做自己劳动的主人，阶级消灭了，国家自然消亡，大众民主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实现。马克思把社会看得如此简单，是因为他未能深思人类的国家机制和企业的管理机制的复杂性，在他眼里，国家已经简化为一个工厂，在这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工厂里，只要剥夺者被剥夺的暴力革命完成，人类就将进入无差别和无矛盾的理想国时代，只因为高尚的无产阶级在永远统治世界。马克思应该知道历史上（如中国历史）那些被统治者打败统治者、自己变成统治者之后，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的事实，历史决定论“科学体系”的需要却使他不再顾及事实。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想象的如此神奇，似乎无产阶级的暴力是一盏“阿拉丁神灯”，好比期望一个炸弹爆炸正好把一堆钢铁炸出了一架灵敏机器一样，——如此暴力崇拜倘果然是科学，那么魔术师应该比爱因斯坦更称得上是伟大的科学家。磁铁的阴阳极只要敲掉一极，磁铁就统一为单极了，——不存在这样的物理学理论，因没有这样的物理事实；
马克思认为只要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就成了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单极了，未免太想当然（磁铁无论怎么敲打总是阴阳二极并存）。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见到如来五指以为到达天边，马克思以为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入美好天堂的最后一站，而他所处的时代是进入美好新世界的边缘了，如同孙悟空在五根“天柱”下撒尿作记号一样，未免太过天真。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建立在他的暴力崇拜哲学基础上，他把国家这样庞大的“机器”的功能仅仅限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暴力专政工具[23]，其管理职能、法律职能、分配职能、维护国土安全的职能以及维护教育体系、治安体系、交通体系、资源体系等职能被完全忽视了。而且国家在各种职能上司职的人也绝对不是由两个对立阶级所能简单化地描摹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廿世纪人类文明的大破坏，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理念使原苏联、东欧、中国复辟了专制极权主义的罪恶时代。既然消灭阶级是达到社会无矛盾的共产主义的途径，主动地消灭罪恶阶级的大屠杀在革命者看来就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必要手段，于是共产恐怖主义使山川变色，诸神惊栗，直至冤狱遍地，血流成河，文明涂炭，“主动革命论”把无产阶级共产党掌权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时间变成了魔鬼狂欢的人间地狱。

　　五、“理想国”名义的“疯人国”

　　共产主义“理想国”为什么会演变为恐怖主义的“疯人国”呢？这需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悖论性——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更少理性，也就更多悖谬，一种悖谬的哲学是容易产生疯狂的，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国”理论，然后考察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人国”的同一性。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真正解决。”[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社会哲学手稿》）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是极端贫乏和不完善的，而他竟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表明人类是多么容易受欺骗，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并非愚蠢而甘愿听信骗子的花言巧语，说自己的确能看见皇帝的新衣。

　　怎样的程度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让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呢？印度人甘地说，自然界固然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的贪婪。这话说得颇有智慧，但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在自己自由意志中不能严格区分出什么是需要，什么是贪婪，我们要登上月球如果是需要的话，想登上火星球恐怕也不能算是贪婪；
我要主宰宇宙——固然是贪婪，但我一无所求——当所有人这么想肯定使经济停滞不前乃至逐渐使人类文明退化，如果通过克制消费欲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那么印度的苦修者自认为基本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可是苦修者的大便对环境的污染的矛盾要靠什么消除呢？如果用现代化的设备处理粪便他就无须到荒山里苦修；
夏天忍受蚊虫的叮咬是否依然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蚊子和“害虫”在共产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你怎么能保证蜻蜓不因食物的缺乏而灭绝，如果有人想往古书里蜻蜓是否能招之即来？如果古书里的蜻蜓能立即随心所欲地“复活”在天空，你如何保证某人出于好奇把食肉恐龙复活而不危害人类安全？显然人作为自然界中有限的生物要想与自然界无矛盾地共处是不可能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何种意义才是个体和类的矛盾完全解决，共产主义需不需要“总统”那样的管理者？如果需要，他因此得到的“荣誉”是否意味着个体与类（总统个体与非总统类）的不平等；
如果不需要，那肯定是绝对平等了，是否说明人类已经像细菌一样所有的个体都基本雷同了，所有人都按固定模式生活？如果有人厌倦了单调生活而去冒险并试图统治他人是否转瞬之间使理想社会破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不仅各种矛盾全部解决而且“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似乎很令人神往，一个懒汉认为自己的全部能力就是游玩和睡觉，此外他的需求是性和吃，这是否说明人在向猪“进化”？如果有人认为我低估了共产主义道德，那你就需要向我说明共产主义道德是否能否定性欲和食欲。而我通过分析将说明，如果共产主义不是以灭绝人类的方式实现的话，像“共产主义新人”马克思之流依然存在性欲，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不可能克服。也许共产主义对于性欲亢奋者是个福音，他想比古代皇帝的嫔妃成群还要求多些，既然需求总能满足；
但对于自由思想家则未必是，如果“理想国”里“各取所需”，那么悖论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像我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敌人的人希望取消“理想国”的需求能否满足呢？如果说我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不配在“理想国”里生存，那么科学理想国的发明家马克思先生本人总配在“理想国”里生存吧，马克思先生的欲望能否时刻得到满足呢？

　　马克思把人类一切痛苦的原因都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上，而看不到，只要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摆脱人生痛苦。比如马克思本人对女仆的奸污导致了女仆怀孕，生下的孩子却记在恩格斯的头上[25]，——我们现在以人性的弱点分析，这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恶，因为从我们（当然包括我本人）的性心理分析，我们之所以没有犯马克思的错误只是因为我们克制了自己，但并不说明我们比马克思高尚；
但反过来说马克思这位“共产主义新人”显然不像耶酥基督那样神奇，马克思是作为一个生物人出现在世界中的，不是天国里与圣父、圣灵同一的救世主，因此仅就他的婚外性行为来看也不比其他资产阶级的先生们高尚。但马克思宽容自己人性的恶却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过火的栽赃——说她诞生之初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仿佛一切人性之恶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纵使以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婚外性行为并非不道德，但马克思先生向自己妻子女儿们说谎掩盖自己与女仆的私生子事实总不能说是善，这种马克思人性的恶总不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吧。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马克思既然是发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家，他当然最能当得起共产主义的新人称号，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第一个新人。既然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的发明家最配在共产主义里生存，而马克思先生有性欲，这就足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新人依然存在性欲。既然共产主义新人有性欲，那么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们一时不能抑止性欲是否表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存在强奸犯呢？显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这样的悖论：假如共产主义是无矛盾地无限美好那么就肯定不存在强奸犯，但共产主义既然是“各取所需”，那么一个有性欲的男人看到一个美丽女子一旦产生性交欲望，如果他需要性交而女子不愿意——女子认为自己所能有限，若他实行强奸，那么立即破坏了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因他的强奸行为而立即倒退到非共产主义；
如果他不强奸，他显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如此他既不能取得自己需要，就说明共产主义因他的不满足而瓦解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辩护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强奸”总是自愿的顺奸行为，因为马克思先生说自由与必然完全无矛盾。然而问题是，即使我们同意在人类内部如马克思那样的共产主义者总可以时刻找到满足性欲的异性伙伴，但自然是否听命于共产主义制度的“人与自然无矛盾”呢？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自然界的病菌也以进化出复杂变体的方式在与人类竞赛，我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造成性病的细菌存在，而一个年轻女子即使愿意“尽自所能”但因为害怕性病而不愿意和一个共产主义老头子性交也应该被允许，但她一旦拒绝显然就不仅破坏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原则，也破坏了“自由与必然无矛盾”的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共产主义老头子的自由与她的自由出现了冲突。当然，共产主义老头子的自由还可能更奢侈——想把自己变成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用以使性欲更强烈，不知他的自由如何实现必然。当马克思一本正经地书写“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时，大概忘记了自己的生殖器可能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

　　除了性欲得到满足的自由还有食欲满足的自由、感官观览美丽风景的自由，每一种自由都是无限，自然界能满足人类无限的自由吗？某人想吃传说中的龙肉，飞龙能否从虚空中即刻产生并引颈受戮；
某人想马上到百万光年以外的星球上旅行，超光速的飞船是否也能“必然”产生；
教皇想与《圣经》里记录的摩西谈话，摩西是否招之即来，接下来他要想见一见耶和华又如何满足；
最具叛逆性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一个人突发奇想要毁灭宇宙，自由能否满足？如何满足？如此看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全部解决”云云——可谓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胡说显示出哲学中的无耻可以达到怎样无耻的程度！如果马克思也和康德的学生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课，手心不免要挨扳子的，显然马克思根本没有认真学习必修课《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已经讲过，自由与必然作为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克服的。

　　马克思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表明他对科学是全然不了解的，他对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敌视表明共产主义哲学的反人类性。尽管他对人类文明所怀抱的洁癖在某些人看来总是“美好的”，而实际上是邪恶的。比如人类的生殖器官谈不上丑陋或美丽、肮脏或干净，它固然导致犯罪，但同时也是爱情的寄宿和发源地，是上帝所设计的人类种族得以延续的最重要器官，以为铲除了生殖器就能实现人类的纯洁显然是魔鬼的哲学（请参阅本文作者的剧本《鸡巴事件》）。同样试图通过消灭私有制而建立人间天堂并不比通过阉割生殖器而建立纯洁社会的理论高明，马克思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国是阉割人类文明发展的志向，这个志向一旦武装给广大的人群，偏执狂和疯子就需要用梦幻改变现实。

　　因此自由与必然无矛盾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悖论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信徒来说是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精神分裂症”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精神分裂症”在中国的变种便是“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精神分裂症”，这个分裂症也是从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的。为了实现“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无矛盾”，以命令世界顺应自己的理想国理想——让人的胆量逼迫大地和土炉子高产出粮食和钢铁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代离我们并不太远，那个时代的分裂症就已经比较剧烈了，尽管还只是更剧烈的一个前奏。

　　马克思很幸运，在自然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生存，而没有真实地生活在他设计的“理想国”里生存，至于马克思本人的“意识形态精神分裂”在他的时代还没有给社会造成明显的危害。而随着马克思信徒在世界里增多，“意识形态分裂症”导致的疯狂就随之蔓延开来，以致在共产主义“理想国”（或在通向“理想国”的道路上）里，即使人类个体中健康理性的人，一旦天天与如此众多的“意识形态分裂症”的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要想不发疯也是很难的。人类文明肌体出现的免疫力一时低下使马克思共产恐怖主义乘虚而入，江湖骗子的“历史科学”风靡一时，枭雄揭竿而起，俄国、中国、东欧社会革命相继发生，“红彤彤的新世界”似乎果然来临了。然而大规模的历史性集体犯罪也就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上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马克思主义者们把自己的权力欲用高尚的理想主义掩盖，他们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而这个“仆人”却禁止“主人（人民）”有自由思想，他们把一切异己的自由思想者都用资产阶级命名，命名之后就进行“合法”的杀戮，这是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告诉他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万恶之原。

　　革命者把自己的“革命行动”理解得比屠夫们屠宰猪羊更来得自然，准确地说是类如——医生消灭病菌，对于纯洁高尚的无产阶级和日耳曼人来说，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像病菌一样肮脏而有害，彻底消灭他们当然顺理成章。从柏拉图理想国的共产共妻设想开始，那种凭空虚构的理想已经具有反文明的荒唐和虚妄的成分。不过廿世纪“理想国”运动与柏拉图理想国的区别表现在，前者的缔造者认为，革命导师对“理想国”的描述是比自然科学发现更伟大的发现，因此马克思等人类先知的理想国不同于乌托邦空想，而是当之无愧的实实在在的“科学”真理。由于科学在自然领域的成功，使大众对科学的认识有一种近乎迷信的看法，自然科学的神奇使大众有理由认为科学的“理想国”的来临具有像日食、月蚀来临那样的准确性，既然人类先知马克思等人用厚厚的著作、诚实的态度阐述了“理想国”来临的必然性，那还有什么怀疑的，难道因为自己总搞不懂牛顿定律的复杂方程就怀疑牛顿计算的行星运动轨迹的准确性吗？当然不能。极权主义者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迷信把自己的面目狰狞的极权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同时他们又用“无产阶级民主”为自己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专政化妆，至于理论内部所有的逻辑矛盾都用黑格尔“辩证法”来弥合。当然“理想国”的所谓“美妙理想社会”毕竟是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要想使社会都相信这新装的美妙只能有一个途径——使人民处于疯狂状态，聪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知道要使民众疯狂除了历史主义决定论的“科学真理”的感召外还需要一定的政治手段。

　　“理想国”的极权主义（最高权力集中在“哲学王”）使人民相信国家进入了空前伟大的时代一般只需要这样的几个步骤：1、吹嘘：领袖是无比智慧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导师，所以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
2、洗脑：把社会封闭起来进行思想灌输，使人民只学习领袖的著作而杜绝其他任何自由思想；
3、威吓与恐怖：有一种危险力量正在威胁着人民的安全，必须与之进行殊死斗争，一切怀疑领袖正确性的人都是阶级敌人。4、统一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统一为一个人（元首或领袖）的思想，所有人都不允许有超出领袖思想之外的思想，因伟大的领袖已经替人民思考好了，那些个人思想都不过是思想垃圾，不允许人与人之间再有思想差别，人民就像纪律严明的军队。5、仪式和口号：通过必要的仪式和口号使人民时刻感激领袖的恩德。6、专政：把人民的敌人和一切“反动派”在肉体上消灭或投如监狱。

　　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德国纳粹法西斯的标志与斯大林主义镰刀锤子的标志具有部落图腾符号的一致性，二者可以互相变形而生成对方，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我们发现二者的相似性表现在更为普遍的方面。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德国纳粹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看出二者以历史必然规律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德国纳粹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发起人：毛泽东 发起人：希特勒

　　思想武器：马列主义及《毛主席语录》 思想武器：希特勒《我的奋斗》

　　 主旨：通过消灭罪恶的资产阶级 主旨：通过消灭罪恶的犹太人来实现

　　 来实现大同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千年帝国永久和平乃历史必然趋势

　　洗脑方法：砸烂封、资残余，消除一切非 洗脑方法：清洗一切非纳粹思想

　　 无产阶级思想，马恩列斯是世 只有元首的话是德国惟一正确的真理

　　 界上惟一正确的科学真理 凡是犹太人写的书都烧掉。

　　 把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书籍 凡是一切有悖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宣布为禁书 被禁止

　　恐吓手段：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 恐吓手段：德国外的敌人阴谋消灭德国

　　 社会主义才是人间天堂 德国不战胜敌人就要被敌人灭亡

　　统一思想：消灭一切异己分子——反 统一思想：德国最危险的敌人——犹太人

　　革命，不拥护毛主席就是“阶级敌人” 人人都要仇恨犹太人

　　仪式：“早请示晚汇报”和高举小红书 仪式：行纳粹礼

　　 佩带毛泽东像章 党卫军佩带纳粹标志

　　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口号：嗨，希特勒

　　用人标准：上层：阴谋家、野心家、投机份子 用人标准：上层：心狠手辣的心理变态者

　　 下层：没有文化的粗鲁野蛮份子 下层：没有思想的忠诚纳粹者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方法：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 希特勒个人崇拜的方法：广场上言辞激烈地讲演

　　 报纸大肆宣传吹捧 戈培尔宣传部吹捧

　　专政手段:群氓崇拜 专政手段：武力崇拜

　　逼供、栽赃、抄家、流放、杀头 通过集中营进行种族灭绝

　　 大搞红色恐怖主义 大搞白色恐怖主义

　　国民经济：剥夺私有财产 国民经济：不剥夺私有财产

　　大跃进时期出现严重的饥谨 战时经济迅猛发展

　　饿死四千万人口，经济接近崩溃边缘

　　 后果：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 后果：欧洲历史上的大浩劫

　　 处决及迫害致死人数待考 六百万犹太人被杀

　　试图在疯人院里疯人组成的社会中寻找正义的理念是困难的，疯人之间的关系有时表现的十分单纯和幼稚，有时又表现的非常残酷和暴戾。精神疾病患者的疯狂的行动并非没有受到他意志的支配，只是他的意志是偏执的。我们能否设想我们现代文明的社会的许多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疯子？假如有一种能够迅速毒化我们神经系统的病菌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忽然蔓延起来使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性思维而变成疯人，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我认为这种情形很可能与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形相类。由于极权主义的政治手段结合历史主义决定论的蛊惑，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仇恨当然比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仇恨更强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杀或被杀必然增强“理想国”的纯洁性。

　　共产主义“疯人国”里的疯人并非是神经系统的物质（神经元）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疾病——一种基于对革命领袖所阐述的“正义”支持的狂热和对“敌人”仇恨的歇斯底里，是意识形态的疯狂症。在疯狂症的作用下，如果领袖指出谁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对待敌人的残酷远甚于猛兽对待猎物。如果没有这种疯人的疯狂作风——表现出对灭绝生命行为的惊人的冷静和家畜屠宰场般的日常性，那么纳粹“焚尸炉”和斯大林集中营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火葬厂里的工人师傅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这在当时似乎是值得庆幸的，这意味着火葬厂工人师傅们的辛勤劳动为人民在奔向理想国的康庄大道上加倍地扫清了障碍，中国人民脚下踩着同胞的尸体，手举着“阶级敌人” 滴着鲜血的残肢断臂，一个个在彼此撕咬咀嚼同胞血肉的空闲时间，声嘶力竭、热泪盈眶地呼喊着伟大领袖万岁万万岁，“历史必然规律”果然使“理想国”以髑髅堆的形式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历史主义决定论盼望的“理想国”以“疯人国”的形式“实现”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历代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小人”充塞街衢，告密、揭发、落井下石等因为装点无产阶级“崇高”目的成为夸耀“有阶级觉悟”的光荣行为，人性之恶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大肆泛滥；
当野蛮成为被推崇的“常态”行为不断发生时，人性之善反倒变成了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善被障蔽与恶被推崇互为因果、推波助澜，推崇恶的方式是通过无产阶级崇拜群氓使人性中愚昧和原始恶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无产阶级先天优越的马克思主义群氓崇拜其实就是愚昧与野蛮被崇拜，当愚昧与野蛮被崇拜时人群仿佛重归祖先食人时代，理性之光就暗淡乃至熄灭了，道德的沦丧使发扬愚昧成了最光荣的产品，而知识与文化成了人人厌恶的祸水。知识分子也因巨大的恐惧而形成对仁爱与道德鄙视的思维定势，既然社会中戕害文明和崇尚野蛮已成时尚。这种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是比物的灾难更大的心的灾难，心灵被毒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理想国”的名义把中国变成了“疯人国”，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我们至今还在承受这种打击带来的伤痛（请参阅本文作者的诗剧《疯人国》）。

　　极权主义者以历史主义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并以“必然律”要求人民“顺应”“历史规律”在人间建立“理想国”的名义在廿世纪复活了专制极权主义。廿世纪历史说明，极权主义者通过把社会封闭起来对民众进行洗脑和恐怖主义威吓实现极权崇拜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以发动“清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纳粹法西斯建立第三帝国的“高尚”目的鼓动人群的激情，这些目的在当初非常激动人心，他们都可能是真诚地向人民许诺——按照他们的社会革命方案就可以使人类“飞跃”地进入无限美好的时代。历史地看，死后进入天国的宗教许诺是无害的，因为那是一种逃避的选择，无法认知其真伪，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天堂或地狱其实都无关紧要。但在人间建立天国的想法和希特勒要建立日耳曼高贵人种的千年帝国一样只能导致人类精神疯狂的“疯人国”。从“理想国”的幻想到“疯人国”的现实，这是人类文明的歧途；
好在人类已经从这布满了无辜者尸体的歧途中返回，但愿这样的悲惨历史在未来人类不会重演。

　　在地球表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会给宇宙带来什么影响，但它的确是宇宙中罕有的事件——这句话可以作许多解释，例如这些解释（同时意味着疑问）包括，从宇宙生成史上分析，正是地球表面人类精神的产生使宇宙历史成为历史学的历史，人类现象是宇宙复杂化的有序性结构发展到宇宙认识它自己的程度的标志。所以从宏观上说，宇宙历史在向更复杂结构探索过程中已经在运用宇宙的造物——人类的大脑，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的试错法已经达到了人类通过大脑指导下的自觉的目的性活动。认识到“意识形态精神分裂症”使某些阶级和某些人种对另一些阶级和另一些人种肉体灭绝行动——是人类非病理学的精神疾病——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理性试错的成果，至于追问人类精神先在的精神疾病外化出乌托邦，还是理想国理论如酶的作用促成了这种人类疾病，恐怕总是难以定论，或需要人类学存在论分析另行学说；
而本文只是简单叙述了人类文明走向歧途的历史现象（同时作为精神现象）。人类作为宇宙历史中出现的超大规模复杂性结构，对其精神分析的彻底性是任何人类成员都不能胜任的；
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地球生物集合，人类诸个体理性并不能时刻区分理性想象力和非理性想象力，所以自由选择的盲目性只有在较长的历史时间段落才能克服。人类想象力本身固然寄宿着非理性，但任何关于人类文明歧途是“命中注定”论都因正确到等于同意反复而只能视作形而上学咏叹；
人类是自由的，他们时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作为宇宙自我创造所产生的理性生物，人类在自由选择的坐标中最值得自豪的就是——能在历史教训中学习。

　　六、“疯人国”的历史教训

　　J•S•穆勒表达了这样一个关于民主的思想：我们的政治组织机构如何组织才能有效避免那些自称是人民救星的人和党派给人民带来太大的危害。东方的历史传统显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东方政治似乎永远是人民期盼着领导者的道德公正和超人智慧，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致的，即理想国的公正取决于哲学王的智慧，既然哲学王最智慧，他的王国肯定最公正。柏拉图的逻辑转变成廿世纪极权主义者的逻辑是：既然民主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那么一个代表着人民意志的领袖或团体的命令难道不是民主吗？当然是民主。——在这种逻辑中君王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最终体现为君王的权力和命令。而舆论是传播君王权力和命令的喉舌，任何对于君王的权利和命令表示怀疑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当然也就是民主的敌人。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的手腕，而只是日复一日的宣传，就可以很容易地赋予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王”这样的优秀品质——他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K•波普尔认为，人民作自己的主人，即人民统治自己的宣传总带有欺骗性，人民可能以推翻相威胁从而影响他们的统治者的行为，但在任何具体实践的意义上，人民从来没有统治过自己。民主政治并非建立在多数人应当统治的原则意义上，民主的无悖论的解释应该是——防止个人和党派的极权专制。

　　现代民主政治也可能犯错误，但欧洲美国的民主政制不可能产生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这样制造历史浩劫的独裁者，据说大独裁者犯“错误”的初衷都是非常美好的——为了谋求全人类前所未有的福祉这伟大目标，“错误”是缺乏经验和疏忽大意造成的。即使不把这种说法看作讽刺，假设独裁者当初的确是怀着美好的“民主理想国”的初衷，独裁者的行为说明，他们的绝对权力还是带来了比古代帝王更大罪恶，而且与古代帝王比起来其罪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美好初衷使罪恶变得冠冕堂皇。检讨二十世纪几位“最伟大”的独裁者，当初他治下的人民无不感激他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民主，甚至人民对领袖为自己做主的感恩戴德并非不是出于真心，但是历史的严肃性表现在，在“慈父般的”、“最英明的”、“最正确的”••••••的形容词背后总是饿殍遍地的灾难与血腥景象。

　　当然屠杀主义的罪恶哲学是不能长久地统治世界的，二十一世纪曾生活在“理想-疯人国”里的人类已经从疯狂状态回到了理智世界。检讨廿世纪历史主义决定论者所发起的为实现理想国进行残酷斗争的历史，容易发现：历史理性与人民选择并不完全一致。人民也是容易受欺骗的，尤其容易受群氓崇拜者的欺骗，廿世纪极权主义者个人崇拜的特点是，他们都以崇拜人民为旗帜，用诡辩论“科学”造成民主意义的鱼目混珠。

　　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器，也根本不存在某种神秘的“历史发展规律”命定某种优秀选民先天有权对劣等阶级或人种专政。“理想国”的发明家和建设者希望在砸烂旧制度以后必须实行优秀阶级或种族的专政，其实是在不自觉地运用强权即公理的逻辑。他们痛恨的其实并不是不公正，他们痛恨的是拥有“强权”的罪恶阶级和罪恶人种，他们希望在打倒罪恶阶级和罪恶人种的强权后，建立优秀阶级和优秀人种的强权政治，尽管他们总是说自己是人民民主主义者和平等制度的拥护者乃至建立者。“理想国”的发明家和建设者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国家有如军队和监狱的纪律严明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鲜明划分（如看守和犯人），军营或监狱固然是国家机器必不可少的，但毕竟不能把创造文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地方，如果独裁者把国家变成一座军营或监狱，果然能创造文明吗？廿世纪历史表明，如果这样的大军营或监狱能创造什么奇迹的话，只能创造极端罪恶以及罪恶加予人类的痛苦记忆，而人类文明只能遭受浩劫。自由能否被无限期地为“未来”承诺呢？——忍受奴役吧，当建成高级理想国就能得到彻底的自由了，现在正从初级理想国向高级理想国迈进。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说，自由应该属于现在，不应该被未来空洞地许诺。国家以牺牲其民众的个人自由为代价所得到的是专制极权的被纵容，“无限美好的理想国”绝对不会作为极权主义和罪恶的副产品而奇迹般地降临。如果民众的个人自由不能被现时性地保障，合理性的政治制度应该做到——民众有权更换政府，民主并不是专制者宣称的他代表了人民意志，民主是有效地防止极权的政治制度，“防止即使是坏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太大的伤害[26]”。

　　必须记住，世界上不存在“本性”优越的阶级或人种，如果某个阶级或种族得到极权主义的所谓本性优越的恭维并赋予他们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他们以消灭劣等阶级和种族的方法真去“拯救”世界，只能加剧自己的苦难乃至整个人类的苦难。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尤其应该防范这样的“辩证法”——为了达到民主我们需要一位绝对权力者来统治我们。民主不是集权主义者所标榜的——领袖代表“人民意志”的专政统治在“实质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独裁者往往最喜欢他控制的舆论宣称他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真正的最伟大的民主政制——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统治自己，当权力者同时是舆论的控制者那么欺骗和撒谎只是它的日常行为。在封闭的社会，人民经过不断的和日常化洗脑和单一思想的灌输他们就容易得出：所谓民主就是对国家统帅的绝对服从。

　　廿世纪的历史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基于他的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阶级理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国家理论。残酷的历史现实告诉人们，国家的复杂功能——各阶层人士在他们各自岗位的相互配合的效率——绝对不会因工人一旦掌权就能立竿见影地“美好”起来。尽管我们不能把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罪恶完全归罪于马克思，但马克思关于所谓科学共产主义的空想性是他天真地（同时是愚蠢地）认为无产阶级具有天使般的优越性和纯洁性，显然是廿世纪大规模历史性犯罪的思想基础。其实工人或曰无产阶级也是具体的人，他们有着人类一切成员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和恶劣品质。如果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受过几年“剥削”就有了超人一等的优越“本性”，所以打倒资本家之后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就肯定比一个没有当过工人的知识分子更可能有高超统治艺术，并且，旧时代的所有痼疾因为工人的统治而全部消失，如此理论若真能实现，无产阶级就只能用救世主降临来解释和形容了。

　　但无产阶级不是救世主，在原苏联、东欧、中国，没有资本家的工厂里效率低下、管理混乱，无产阶级组成的国家统治者不仅腐败成风而且人道主义灾难骇人听闻，由于没有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自行调节，国民经济体系严重失衡，民众穷困不堪，“理想国”变成了“穷人国”。廿世纪人类的最大讽刺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覆灭了——以高尚理想开始，以灾难、贫穷、疯狂，最后是覆灭而告终。如果说廿世纪人类苦难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证明了无产阶级阶级群氓崇拜和日耳曼种族崇拜的极权主义危害。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等人与希特勒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公敌。

　　由古希腊雅典民主演变而来的现代民主制当然也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但她是防止极权主义罪恶的惟一武器。当我们摒弃了有关人类政治的虚妄的幻想和对假民主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的自吹自擂，就会认识到人类目前对民主政治探索的切实可行的成果是：民主政治意味着人民有选择和监督权力的理性途径——诸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需要铭记的是，民主不是独裁者对未来“理想国”的空洞许诺——在天堂般的“理想国”里每个人都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必然和自由高度统一、完全无矛盾云云。我们这些在“疯人国”里生活过的人在表达对“理想国”发明家油嘴滑舌、胡说八道的义愤时，要尽力避免指责的浮泛，毕竟人类的任何个体都不能完全克服想象力中的非理性，而应该深思的是——人类文明误入歧途在未来时代避免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奢谈历史理性的客观真理性，但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历史理性实现的方式是——开放社会暨分权制民主。

　　(本文作者按：作者认为K•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二十世纪政治哲学著作中的杰作。对人类的历史和前途有所关注的人，尤其对二十世纪的左与右两种极权主义的罪恶有所反思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该著作。本文作者在最近几年时常阅读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的观点多来自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思想或该书思想所启发。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使更多的人阅读这部著作。)

　　[1] 古希腊人最早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的是在公元前416年到前398年担任波斯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Ktesias），但他的生卒年代有人怀疑。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沈福伟著），1985年版，28页。

　　[2] 见柏拉图《理想国》，参阅《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75页。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17页。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17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3页。

　　[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节。参阅人民出版社《希腊哲学史》（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第一卷，1988版，778页。

　　[8] 见修昔底德，第Ⅱ卷，第37-41页。

　　[9]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199-208页。

　　[10] 见《理想国》416e，458c，547d，563c；
同时参阅《法律篇》625e，633a，762b，780~783，806c，f.，893c，842b。

　　[6]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189页。

　　[11]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卷，88页。波普尔引文原自《黑格尔选集》第251页（第540节）；
第251页（第541节）；
以及第253页（第542节）。另外在黑格尔《法哲学》也有相似的段落，如该书第237~281节。

　　[12] 参阅黑格尔《法哲学》第279节。参阅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卷，104页。

　　[13] 见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叔本华自己为本书写的第一版序言，17页。“公正之士和无偏见者现在也可以从这里举的三个黑格尔哲学的例子中评判一下，究竟谁有所偏颇，是那个把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教师爷直截了当地称作是骗子的人呢，还是那个为了学术上不犯错误而宣布他是一个杰出哲学家的人呢？”——叔本华这里的“杰出哲学家”是指黑格尔，叔本华用三个例子指出了黑格尔在自然科学所犯的错误。

　　[14] 黑格尔的这段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的话有不同的译文。这里的译文是来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61页。与贺麟、王玖兴的译文略有差异。

　　[15] 马克思声明他的社会发展路线只适用于西欧社会，把他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可能给他带来侮辱，这可以看出马克思某些时期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但他对资本主义批判毕竟表现出更大的非理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非理性的鼓动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并不比马克思本人思想更少非理性。

　　[16] 见K•波普尔著《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81、147页。

　　[17]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112页。

　　[18]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28页。

　　[19]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卷，137页。

　　[20]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21]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Solow）提出了“索罗残差”概念，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价值增长的贡献外，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更重要的因素。

　　[22] 我在其他文章中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话，可以补充在这里供读者参阅：

　　科学家发明创造成果中包含的隐性价值几乎是没有限量的，而他们取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所以科学家的成果几乎无偿地贡献给了人类。真正受“剥削”的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家）、法拉第（电磁感应发现者）、爱迪生（电灯等多项发明家）••••••等科学家、发明家，是他们的智慧才使得现代人类劳动付出很小而收获很大，没有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蒸汽机、发电机、照明通讯设备以及计算机、运输机、挖掘机、自动化机床、自动化生产线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硬件和软件，单靠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不可能创造丰富价值的，如果没有先进技术那么工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皇论创造什么剩余价值了。然而科学家们不仅智慧而且高尚，他们一般不计较自己被“剥削”，更不会鼓动暴力革命打倒那些通过使用机器进行创造财富的富裕的现代西欧、美国工人，况且科学家的寿命不会超过百岁，即使他很悭吝，可他如何在坟墓里收取剩余价值呢。其实，人类生活中的“剥削”行为比利用有专利权的发明家更普遍的方面也许被我们每个人忽视了——如我们人类祖先使用火的发现，我们至今还在“剥削”着祖先的智慧。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辩护时似乎忘记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观点的荒谬性做一个鲜明的比喻来凸现，马克思把除了无产者（产业工人）之外的任何人（资本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官员、士兵、警察等）都不创造价值，产业工人是价值（剩余的和非剩余的）的惟一源泉，按照这种理论，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一群产业工人放逐到荒岛上他们仍能像在人类社会中一样创造价值，但是，凡是有起码头脑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很明显，工人作为创造价值的一分子不能脱离开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创造价值显然不是孤立的行为，马克思理论是极端片面的。

　　其实，中国在走过曲折的历史道路后，现在已经普遍地认识到，社会中的人都是“养活”和被“养活”的，是互被养活的，失去任何一个阶层的“养活”，我们的社会就不完整，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论的“养活”和“剥削”论是粗糙乃至无理的。马克思的错误是只看到工人的劳动而否认其他阶层人的劳动，导致他只看到工人“养活”别人，忽略了同时别人也在“养活”自己，这种自我优越性的恶性膨胀使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自以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领袖们逐渐丧失当初的正义性最终走向他们认为美好理想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及其他一切人类精神遗产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的”魔冠，在他们眼里就立即变成了妖魔鬼怪，必“砸烂”之而后快，使人类文明和道德律遭受了空前巨大的野蛮践踏和恣意破坏。

　　工人们当然有权利要求与自己劳动相当的工资，但是否把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都装到工人的工资单上才合理呢？如果资本家不能获得利润，那么企业也就没有任何运行下去的动力。如果企业不存在，工人又怎么能领工资呢？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士说，正因为如此才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显然没有理性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这有机体，他只看到资本家的“剥削”却看不到资本家管理的企业是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细胞。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讲，资本家固然获得利润，但是没有利润他又如何交税，国家的管理费用如何产生，一个不断产生利润的企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一个主观上为自己利润奋斗的资本家在客观上是为社会服务，例如一个保险公司固然为了利润，但它同时也为人群服务了，它使交纳保险的人能应付某些突发的个人灾难（疾病、失业、灾祸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体系，利润的激励作用使人类的个体尽力发挥自己的智慧，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的行为贡献了效益，群体资本家对效益的贡献是使得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从而降低了社会总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益——质量更精良，价格更优惠。资本家追求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个人之间拥有财富的差异比起社会全体人员面临“平等”的饥饿威胁（如中国的“大跃进”）的景况要人道的多，马克思对资本家追求利润的非道义性指责是狭隘的、片面的、乃至猥琐的。

　　[23]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0页。

　　[25] 见《读书》杂志，2003年第8期，李小江文《重理“宗师”遗产》：“他（马克思）的女佣海伦•德穆特生下了他的私生子弗雷迪•德穆特（1851~1911，熟练工人，未受教育）。‘恩格斯为了避免马克思一家发生家庭悲剧，不惜承担了私生子关系’，直到临终前才委托律师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而马克思夫人和大女儿燕妮至死不知真情（详见《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法]奥尔嘉•梅耶编，人民出版社）。”

　　[26] 见K•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卷，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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