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从陈丹青谈起

　　两名正在发育的女孩子，被其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儿童福利院以“痛经”的名义非法割除 了女性生理上最重要的器官——子宫。本来该案只是福利院一个公家单位非法，如果另 一个公家单位——南通城东医院（国家一甲医院）不配合实施这一非法的话，就可以制 止或阻止其非法不能得逞，或不能轻易得逞。可是，这家医院居然愿意非法配合了福利 院的非法——它们成了“伙同”，成了“同谋”。一切都是以公开的、更似乎做好事的 正当理由——两名女孩是智障，月经麻烦，要痛经，所以它们要抢先下手，一切都是为 了她们好，成全她们……

　　非法割人家的健康器官，还要声称为她们好，难道这就是为了保障残疾儿童的人权？正 在发育及发育成熟的女性，初潮及月经是极其正常的生理现象，月经期间通常要有不同 程度的痛经，几乎多数女性都有这一现象，而且呈周期反应——难道这就是麻烦的理由 ？依据它们福利院和医院领导人的经验和逻辑，要想不麻烦、不痛经都要“一割了之” ？

　　在中国，如此反常（反人权）现象多多，已经到了几乎人人熟视无睹的程度。做合法的 事情往往不如做非法的事情容易，所以“割子宫”的事情只需一个“痛经”的理由就可 以了，管它什么法律什么人权什么人的尊严。在我看来，“痛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痛经”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多年都在压抑着 ，甚至有不少知识分子的“子宫”已经被某些机构和某些手术台给割掉了——不“痛经 ”了自然也就不会“生育”、可以公然麻木人生了，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 拥有正常“子宫”的知识分子，总想着“育人”、“创造”、“繁衍”，不怕“痛经” ，享受“痛经”，也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认为，自由职业画家、清华大学博导陈丹青教授就是这样一位遭遇“痛经”的知识分 子，他喊着“痛经”，同时保护着自己的“子宫”不被割去，依然申请辞职走出“大清 门”（清华大学），对于2005年的春天来说仍然是“早春”行动，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气 魄——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内的BBS网站也遭遇类似因为“痛经”而 被迫割除“子宫”的突然事件。去年发生的有关涉及教育部的BBS事件更具关联性：
2004年10月29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曾贴文，作者自称是2004年南京师大女生被 勒令陪领导跳舞事件的当事人（该事件后来被武汉《新周报》曝光，据说结果成为《新 周报》被停刊原因之一）。这位当事人在文章中说这些要求女学生陪舞的领导就来自教 育部，而她本人直接陪舞的就是教育部某某领导，并公布了该领导当时给她留下的电 话。此事在高校BBS上转载，引起高校师生以及舆论对教育部门目前存在的腐败行为提 出了严重的批评。有猜测认为，这件事情加速了教育部对高校BBS的关注和整肃—— “割子宫”。

　　此事发生，令人无奈的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要么不“痛经”，要么“子宫”被割继 续坐井观天，选择哪一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丹青教授乃是当代最率真的艺术家，曾经当了8年知青，现在还以“从来没忘自己一 直就是个老知青”自居，1982年29岁时到美国，2000年47岁时回国奉献自己的“子宫 ”。他在出国前的1980年就以《西藏组画》获得名声——日后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奠定“江湖”地位。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 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4年底，他以连 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对高校扩招、 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谋饭碗”体制下造就的毕业生“有知识没文化”、“有 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现象表示出忧虑和深恶痛绝。直到他“愤而辞职”， 使他成为了全国艺术教育界瞩目的焦点。或许是见多识广，艺高人胆大，他今天以敢说 真话的知识分子著称——同时又承认话语的无力：“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一个教授，一个艺术家，如果 “子宫”，他该怎么活下去？

　　回国五年来，陈丹青先生在与高校及媒体人士的多次对话和交流中，他很坦然地说自己 是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的——这在27年后的今天仍然是 很难得的，或者说今天的同等学力者想进中央字头的正规高校研究生班也是不大可能的 ——学历、资格缺一不可。在今天这个认“本子”不认“同等学力”的时代，是培养不 出几个华罗庚、几个陈丹青的。当然，华罗庚是自学成材的，陈丹青在1978年以前也有 着同等学力报考——当年他以知青身份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 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类似BBS式的留言：“我是知青， 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后来被录取……直到今天他还刻意 提到自己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过两年所谓研究生课程”外，“我的文化程度 只是小学毕业生”。他还说现在“当我每年审看博士生报考表格时，我发现自己既不具 备报考的学历，更不具备国家规定的种种条条框框”。国家为什么这样强硬规定呢？因 为“我们所属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统统归文 化部、宣传部领导，这两个部，当然，归这样领导——犹如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 …环环围绕着‘中央’”，而“中国现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中国当今美术界，是 行政美术界”，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因为“体制警告大家，并成功地使大家随时随地地 自我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饭碗’”——又似乎与四十多年前毛泽东一呼天下应的“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出一辙。

　　为了饭碗，只做敢做的工作，不敢做能做的工作，责任也是挑最轻最小的担，还要防止 被抓住“辫子”（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回忆文章提到所谓“四人帮”之一的 张春桥名言：“工作由他们做，责任由他们负，辫子由我们来抓”）。权力就是体制， 体制就是饭碗，面子可以输得起，但肚子可是饿不起的呀。所以，至今陈丹青还感到体 制的阵阵“寒风”，念念难忘“千万不要忘记饭碗”这句“中国真经”——即使唐僧在 世，根本无须去西天圣土取经，因为这味“真经”本来就根扎东土“大唐”。

　　陈丹青先生在2000年以前的日子是在美国纽约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生活的，十八年的艺 术熏陶和自由创作，使他在今天有底气以各种形式持续批评“艺术教育之弊”，以及对 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比如他谈到“三农问题”——也是体制问题之一：
“现在的中国农村为什么衰败？没有私啊，没有私产哪会有公心？物质的精神的视觉的 心理的，都没有自己的东西，生活本身也就不再是你的。世世代代，这个院子是你的， 院子外面的桃树枣树竹林子是你的，你怎会不侍弄不爱惜？国家现在停止农村赋税了， 休养生息，都是老办法，都在往回调整。回到常识，多少代价，多么难。”比如对电影 艺术，他同样指出要警惕“美”后面的“匮乏”，亦警惕“旧”后面的“恶”。他提到 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好看，“但我不会用那样的方式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其他东 西。”“当年的红卫兵也是这样，因为没长征过，没穿过草鞋，没抗战过，所以要打着 红旗要穿草鞋重走长征路——所谓人生模仿艺术——抗日，对经历的人是血与火；
对我 们，是艺术，是电影和小说。”对于高等艺术院校“政教合一”模式，他不知提到多少 次，其中多是激扬文字。比如他回国以后将多次演讲、对话、批评和评价及其他写作文 本收集起来，起名《退步集》公开出版——“退步是为了向前”，一时“洛阳纸贵”， 获得好评——他在新书中所言说的“退步”理由正是这些激扬的真话，值得深思的如 “我回国后看见，美术界的官方性质丝毫没变，不但没变，而且我们的权力比二十年前 大得太多了”。

　　不过，今天，陈丹青先生已经向清华大学递交辞职报告了，想结束其“正在担任所谓绘 画博士生的导师，是一名所谓责任教授”的非典型时光，以便恢复他自己的本来身份— —自由职业画家。该辞职报告于2004年10月15日递交后遭校方情辞恳切地挽留，除正带 的六位研究生外不再招生外，续签合约两年至2007年研究生毕业离职。在他的“述职与 感想”一文中，特意提到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 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认为这是一种学人的品格，或许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痛 经自由”的立场吧。

　　2005年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出彩的地方，与2004年春天相比似乎有点微不足道。单从知 识分子出书来说，去年有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 查》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获得海内外的广泛叫好和畅销。今年，除了一位外国商 人兼作家的《江泽民：他改变了中国》“出口转内销”获得一度畅销外，目前为止惟一 和章诒和、陈桂棣、春桃相提并论的畅销书就数陈丹青的这本《退步集》了——2005年 1月出版，2005年5月第4次印刷，扣除2月份的春节，每月印刷一次近万册，现在已经高 居全国各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前茅。

　　陈丹青在2005年春天被广泛关注，先是他向清华大学递交辞职报告事件引发的，在媒体 的高曝光率下，他遂成中国新闻人物。但作为他新书的读者，我并不关心他的被媒体广 泛关注，而是他提出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正在遭遇的“痛经”感，以及有被“割子宫” 或主动送割“子宫”——极少数捍卫“子宫” 者和知识分子保持“痛经自由”的现 状。应该说，今天的陈丹青教授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公开表达出来是所幸的好事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退步集》注意到这一点。

　　陈丹青作为当代优秀知识分子一员，显然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论做着很多人不愿意 做、或者无意识做的“恢复常识和记忆”工作——意识到“痛经”，还要忍受“痛经” ，“孕育”新生命——艺术创造、艺术活力。他观察到“我们好像不在乎常识，不在乎 记忆，我们所竭力构筑的，似乎总是所谓‘上层建筑’——我们的艺术学院在教所谓的 ‘美术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谓博士生正在逐年递增，我们的美术界天天高谈所谓世纪性、国际性、历史性、当代性等等耸人听闻的大话题，种种杂志、研讨会、拍 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办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 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可是在这 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悬置、长期缺席。用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就是文化上的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过像个游泳池；
无木之本 是长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过像大大盆景。”

　　当年，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以“美育代宗教”，现在都快一个世纪了，蔡先生的理想有 没有实现？陈丹青提到“要说美育”，“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的‘五讲四美’（笔者注 ：现在不提了，但换个花样内容不变。因为中国喜欢运动式的教育，时过就弃如破履， 再换个新名词），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之类， 说明什么呢？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他有点痛心疾首地说“美育”之 美化国民之心的重要性：“我想，要是我们全国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说的大型国家美术馆 ，情形不至于（今天）这个样子。我在国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的美术馆的国民，与 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由于，太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文化艺术所要呼 唤的“魂”，只是“常识与记忆”，西方人所知道的“魂不附体”，建立在精心留存西 方乃至世界文化的“体”，只要“体”还在，文化的“魂”就有个依附之所——“要我 说，文化艺术的‘体’，就是美术馆。”意大利有梵蒂冈美术馆，法国有卢浮宫美术馆 ，英国有大英博物馆，俄国有冬宫美术馆，西班牙有普拉多美术馆，墨西哥有玛雅美术 馆，美国有大都会美术馆，埃及有开罗美术馆，德国有柏林美术馆，土耳其有君士坦丁 美术馆。可在“诺大的亚洲，没有，一座也没有”。看我们北京三联书店旁边的中国美 术馆，还不如三联书店有知识分子氛围和人文情怀，有一次笔者路过美术馆，发现人挤 来挤去原来是一套纪念邮票的首发式——周围都是邮票贩子（北京倒爷）在抢吃“头口 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图“倒买倒卖”赚大钱。这样的美术馆，如何挤身进入世界十大美术馆呢？

　　“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远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 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理由——所有过去 的艺术，都已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在陈丹青的这本文集中，两次引述了英国批评家 约翰·伯格的同一段话，为的是恢复常识和捍卫记忆的工作。不过，他不得不忍受生活 中这样的质问：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正如“中国人你为什么喝牛奶吃面包”一样理由 似乎正当但又无比荒唐，陈先生回答说“问得好！好问题”，但他却说不知道怎样回答 ——这是一个令人多么寒碜尴尬的问题啊。可是他现在要回答了，而且是理直气壮地高 声回答：“我不知道！”

　　应当质问的没有人去质问，不值得质问的却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比如陈丹青举 例说，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他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中央美 院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的一张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这样的怪现象 任何没有人质问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与今天北大、清华高校BBS被限制是一样的，又有 谁拿出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在替学生们呼吁？再说，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 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用丹青先生的话（无比悲哀地）说，“然而还是叫北大 ，还是叫清华。”这不足怪，因为“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 已不在帅府园”了。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 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 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全中国 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 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当年吴冠中先生感慨“一 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现在陈丹青感慨“大家主动失声，装聋作哑。吴先生不是 在说鲁迅，也不在说齐白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格哪里去了？我们的勇气和良知 哪里去了？吴冠中还是民国青年，还顺着‘五四’余脉，可是‘五四’的语境已经没有 了。”或许，按照“清宫戏”皇帝爷“让我再活五百年”的话去做，恐怕中国知识分子 已经连“经”都没有了，更何什么“痛”呢？

　　北京的某位教授，因为邀请某女画家去酒吧遭拒，遂恶语相加“还想不想在美术圈子里 混”。这样的流氓教授，不但不会“痛经”，而且还可以实施学术强暴、权力强暴—— 当然是建立在以自己的快乐廉价换取别人的痛苦之上。陈丹青教授提到这一故事时同样 感到深恶痛绝和批评的无力。不光一个女画家如此遭遇，更多的学子都在遭遇没有“痛 经”和没有“繁衍和创造”的功利兼暴力教育、威胁教育。他说，“人文教育艺术教育 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 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 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何必认真。”这总是一种反话正说，艺术家是最值得认真的职业，陈丹青何时不 认真过？中国想建世界一流艺术高校，殊不知世界一流高校是没有围墙的。而中国不但 要在大学周边建造水泥的围墙，还要打造隔断信息交流的无形围墙。这只会进一步拉开 中国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要紧的是恢复常识和记忆。”

　　陈丹青先生曾经“斗胆”提出过两项自称“愚蠢的妄想”：一是“中国油画”四个字， 是“行政思维”、“群体思维”，顺着这一思维……提出的所谓“艺术个性”是不可能 的，而“创作趋同”，势在必然。二是面对媒体时代的孩子们，尽快建立多媒体教学， 不要再培养大量的所谓纯绘画画家。我们会亲眼看到，视觉艺术的未来趋势是形形色色 的图像，而不是“纯绘画”。我深为理解陈先生的良苦用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何尝不知 道“痛经”之“痛”，但没有这个“痛”，又如何维持一个正常的“子宫”去孕育当代 和未来呢？又如何使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得以在在中国产生并走向繁荣呢？

　　一部《退步集》，满纸“痛经语”——这可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 独白”。通过陈丹青先生的海外自由职业经历和无遮掩的独特见解，我认为可从中看出 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不是什幺不幸，而是大幸——当下的中国，尤其是文化艺术领 域是需要这样发出一种声音的。要想使这一大幸“得逞”，目前要坚持的还是恢复“常 识与记忆”，继续坚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下的“痛经”自由，捍卫“子宫” 不被政治或行政权力、权威势力割去，孕育新的个性，新的艺术生命，实现真正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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