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驻足2004年

　　【内容提要】　该文通过对恐怖主义、国际热点问题及美国的决策等方面的论述,总结了2004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指出2004年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提出对现时代的特征应有新的理解,对当前的国际关系应有更深入的研究,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学会辩证地思考和面对未来可能更多的矛盾和多变性。

　　【关键词】　全球政治;安全;国际关系

　　概括2004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可以说,这一年保留了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特质,是各种恐怖主义袭击频繁和剧烈的一年,是美国继续遭受严重外交挫败的一年,是国际间的对抗性不断强化的一年,也是现阶段国际关系之不确定性加深的一年。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并未逆转,从局部观察,消极因素却有所增多,国际格局的矛盾与超级大国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的折冲多变而诡异。

　　一　全球恐怖主义的猖獗

　　2004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最受世人关注的事态之一。近三年来,全球范围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而消失,反而令人惊恐地不断增加。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地区的恐怖袭击继续存在,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工作由于自杀性爆炸和武装派别的攻击陷入困局,东南亚一带(以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和印尼全岛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恐怖主义显示出日趋活跃的迹象,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生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由于领导人多次遭受未遂刺杀和多起爆炸事件而被称做“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之一”,多民族、多宗教并且一直在同分离主义势力斗争的俄罗斯,成了近一时期恐怖活动的中心舞台之一。几乎所有这些恐怖主义的活跃范围和危害性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反恐斗争越反越恐”,常常是各国媒体放在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恐怖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则表现出世人的担忧。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行动证明,尽管基地组织失去了塔利班政权提供的地盘,但它们却获得了更大的势力范围,网络在不断扩大:从阿富汗、中东、西亚、南亚,蔓延到北非、中亚、东南亚和前苏联的每个角落;活跃于伊拉克一带的扎卡维,散布于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祈祷团以及中东地区形形色色的巴勒斯坦激进的武装势力,表现出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更加顽强的生存能力。恐怖活动的攻击目标正在从占领军或政府中枢设施及美国本土或盟国的基地,扩大到更易遭受袭击的普通民众,扩展到反恐机构无力顾及的领域。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各种全球性问题中最严重的一种。与传统的国家敌人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形态,跨越了国界的范围,无视甚至挑战主权观念。在它看来,现行国际体制隶属于美国的霸权,服从于西方列强的利益,现今多数的恐怖主义组织行为具有强烈的反美、“反霸”色彩。它们充分地利用了美国主宰下的国际体系里的各种矛盾、错误和失败,例如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超级大国对以色列的无理庇护以及西方一些人鼓吹的“文明冲突论”、“邪恶轴心说”,以此作为对全球各个受压迫地区和遭受不公正待遇人群的感召,提醒受压迫阶级注意自身日益恶化、无望无助的艰难处境。正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危险在于国际反恐斗争的失误和“基地”等组织的煽动,已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国家和下层民众,要么把本国当成是西方强硬势力的打击目标和改造对象,要么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即将来临的和不可避免的严重对抗的陪葬物。

　　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完全错误地设置了打击目标,正在滑向十分诡异、难于捉摸的方向。在“九一一综合症”的驱使下,美国的言行经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其政客不停地变换说辞,用笨拙的手法粉饰真实的目的。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论坛上越来越多地被人抓住把柄,在世人眼中,这个实力超群的国家显然无法恰当运用自身的力量。反恐联盟本身也显示出奇怪的特征:有些国家不情愿地追随美国,表面上捍卫、实际上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英国政府从伊战开始时的高调随美,到近一时期少见的沉默寡言,反映出这个欧洲大国处境的困难;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或消极观望,或批评嘲弄。布什政府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系统,不仅让美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也使现有国际维持安全的系统漏洞百出。伊拉克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尴尬处境,既是当今国际反恐斗争之有效性的一种测试仪,又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明知错误所在、却又无力纠正的矛盾写真。

　　值得研究的一点是,萨达姆的暴政以及布什政府的渲染掩盖了超级大国对手的复杂性。以伊拉克为例,在美国及其盟友面对的敌对势力里,包括拉登的追随者扎卡维一样的“蒙面杀手”和从外部进行渗透的组织、新的恐怖主义国际网络、萨德尔武装一类的强大地方政治宗教势力、反对外国军队占领的民兵和志愿者、失去特权的旧政权残余分子,可能还有个别国家的军情部门和政府势力。伊拉克的现状证明,由外部势力强行扶植一个政权是多么困难,有时显得可笑,“输入性体制”终究不服水土、难以扎根。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美国决策当局和国际主流传媒那里,“恐怖主义”标签显然被滥用,任何反抗现存秩序的武装斗争都无法幸免。它不仅无视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存在,也提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不良倾向,即将残杀无辜的行为与合理的反抗斗争混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杀对暴政的武力抗争或各种民族解放斗争存在的可能性,把主宰性国家的狭隘定义强制扩展为普遍原则,把个别国家的意志与要求同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决议捆绑在一起。这是应当提请人们关注的一个危险倾向。

　　二　美国的误导与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决策层对目前的危机形势似乎视而不见,反恐政策还在我行我素,以暴易暴。正是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力度越大,反而树敌越多,让民众和世界感觉越不安全。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表面上目前的伊拉克是关注的焦点,其实中东问题才是所有麻烦和冲突的核心,中东好比是整个国际恐怖活动最重要的温度计:中东和平进程推进了,巴以双方矛盾缓解了,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就可能趋缓;假使中东问题停滞不前,甚至继续深化,穆斯林下层民众的不公正感就会上升,针对西方特别是针对美国、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也不会停止。

　　一般而言,国际反恐斗争不应当依靠超级大国导向,而是应该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的力量,各国认真协商、坦诚地交换意见,争取达成共识。实际情况却相反,由于超级大国的误导,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和矛盾。这不仅指美国和它的传统盟友之间的严重裂痕(包括它同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及北欧一批国家围绕伊拉克战后派驻北约军队或训练伊拉克警察问题上的分歧),更指美英联军行动对国际法原则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和长久不能愈合的国际社会内部裂痕。

　　美国当局倾向于把恐怖主义说成是一种极端的宗教偏执情绪所导致,说它背后是对美国价值观念的一种仇视态度。事实上,恐怖活动之所以加剧,重要根源在于不公正感在上升,而这种不公正感的背后是战乱造成的贫困及无望无助,是单边主义式的强硬打压和对以色列的庇护政策。没有对恐怖主义深层次根源的认识,就不可能找到未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钥匙。伊拉克战争绝不是真正的反恐战争,而美国却以种种理由“论证”这是一场反恐战争。美英联军及其盟友目前在伊拉克的各种努力,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目标之上。本应完全由伊拉克人民在后萨达姆时代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前途,却被美国冠以反恐的名义,打击萨达姆统治的基础、反美的宗教派别和其他不遵从美国的势力。反恐战争在这里已经变味。

　　从全球范围观察,现在反恐联盟关注过多的是军事层面,政治调解和外交手段往往不受重视。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重大教训就是:它在军事战场上能够速胜,在政治上则表现拙劣,外交上失去广泛支持。超级大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严重挫败,美国民众也对自身的安全缺乏信心。2004年是布什政府外交不断失败的一年,留下了自越战以来罕见的失败记录。

　　三　国际热点的持续高热或升温

　　超级大国的失败与误导,体现出现有国际秩序的紊乱,同时加深了形形色色的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2004年有一系列的事例足以证明,在当前各个地区热点和潜在冲突里面,相当一部分与美国的我行我素、不当干预有关,少数事态(如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冲突)反映出各国内部原有的危机进程,几乎所有危机都体现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缺失与矛盾。

　　1.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美军对萨德尔城、纳杰夫、费卢杰等伊拉克境内城市的攻打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自杀性爆炸和流血冲突,几近令现政权失去对形势的控制,使什叶派内部出现分裂前景,使整个国家面临长期内战的危险。伊拉克危机是当代国际政治各种危机的集中表现之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支配国际秩序的一个缩影。伊拉克危机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汲取教训。

　　2.巴以之间无止境的报复性袭击。以军的定点清除和威慑性轰炸与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势力组织的一轮又一轮自杀性袭击,不仅令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也加剧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内部的争吵。围绕沙龙政府从加沙地带单边撤军的计划,以巴各自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歧,它们是2004年中东热点的最新表现,体现出中东和平进程的艰难。

　　3.前途未卜的朝核危机。尽管有2004年夏天的第三轮北京六方会谈,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前景仍不明朗,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权者始终不断的威胁性言论和朝鲜出于对自身生存的担忧而加紧进行的各种“先军政治”举措。从各方面看,东北亚这片区域不只是冷战的最大一块遗产,同时是孕育未来冲突的温床。

　　4.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对峙。不管外界猜测是否属实,伊朗已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头号调查对象,成为西方国家联手防止核扩散的最新目标,也使人们对于下一届美国政府按照伊拉克模式打击伊朗的担心变得不无道理。2004年夏天,布什政府在美国乔治亚州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大中东改造计划”,预示着伊拉克或许只是“山姆大叔”出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而伊朗则可能是下一个,特别是布什连任的话。

　　5.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国际化。北部非洲这一区域难民形势的恶化,造成西方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升高,迫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如果真的遭受制裁或军事打击,这个非洲穷国有可能短期内出现国家完全失控、邻国和周边地区麻烦不断的局面。苏丹的糟糕形势是许多非洲国家类似情况的突出表现,它们或者是被现代文明社会遗忘的角落,或者是遭受了粗暴无礼和外人强加的“改造”计划。

　　6.俄罗斯外高加索一带的麻烦。车臣叛匪的恐怖袭击加剧了不断恶化的形势,普京对此的强力镇压和相应政治变化,给这个仍处在艰难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增添了几分不确定的因素。外高加索地带的危机形势是这个国家经受的重重压力的侧影,民族矛盾和分裂问题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挑战。

　　7.格鲁吉亚的裂变。面临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地分离出去和俄罗斯“先发制人”打击的内外双重压力,格鲁吉亚原本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更加危难,内政外交动荡不安。而超级大国美国远在天边的所谓“支持”,不仅多半口惠而实不至,而且大大加深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积怨,加剧了这一区域冲突的危险。

　　8.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争吵。在别斯兰人质惨剧之后,围绕普京政府新的反恐措施的出台,特别是政治体制为此做出的相应调整(尤其是在强化中央权力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出现了被称做“冷战式交锋”的唇枪舌战,一些欧美国家指责普京过分强硬和专权,而莫斯科则批评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不论国际观察家所谓“蜜月期结束”的评语是否合适,俄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在2004年的确产生了新的裂痕,给大国关系增加了些许不确定因素。

　　9.东南亚面临的恐怖威胁的上升。伊拉克危机的深化和美国的强硬姿态激活了东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网络。2004年,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在这方面遇到的新挑战可能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大麻烦的前奏。在这些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恐怖袭击威胁的增大,更加深了民众对前景的担忧。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曾经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近些年它们试图同中国建立紧密关系,但是这些国家的未来却被恐怖主义罩上一层阴影。

　　10.“台独”势力引发的危险。陈水扁在2004年3月有争议的“连任”,“台独”势力渐进式的“小步快走”以及美国不顾中国警告、一味向台湾地区销售先进武器等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导致台湾海峡成为近一时期东亚地区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处置“台独”势力的挑衅是整个国家艰巨而棘手的重要任务;对于美国而言,面对海峡两岸统独之争是它保持在东亚影响力的复杂“艺术”;对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台独”诱发的军事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最令它们害怕的事态。

　　11.军备竞赛的继续。从表面上看,现有的各种大国关系相对稳定,一些传统的大国间矛盾有所缓解(如印巴之间、中印之间),大国强国彼此对抗的意愿远远小于它们相互合作的可能。然而,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美国的诱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大国强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各国静悄悄地都在做着强军扩武、预防不测的准备,个别国家甚至走得更远(如美军在全球的重新部署、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新动作、外太空领域的竞赛等),引起世人的不安和相关国家的警惕。

　　四　新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2004年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中,存在许许多多难以定性、可能消极也可能积极的事态,它们从不同侧面显示出当下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多变性。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每到此时便会表现出某些非理性的姿态。美国的国内政治往往引发其国际政治表现的失常:要么过分强硬(如将贸易赤字和失业增长归咎于他国),要么完全回避(如对于联合国安南秘书长的批评)。任何国家很难将这一年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某些说法视为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认真而长久的承诺。阿富汗、缅甸、柬埔寨、印尼、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也在2004年进行高层次的转换,一样地竞争激烈并充满做秀成分;但与美国略有不同的是,多数地方的“选举后综合症”更为严重,党派之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减缓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与“文明冲突论”的自我实现仿佛相抗衡,文明间对话沟通的努力也在加强。2004年10月初,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的欧亚首脑会议便是明证。来自欧亚大陆的几十个主要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响应中法两大国的倡议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一方面要打击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行为,另一方面增进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和地域间的理解与交流。联合国的努力则是另一个典型。安南秘书长在2004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大会议开幕式上,重申了在国际社会避免狭隘的价值判断、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与压迫、尊重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宪章精神;他同时不点名地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战后清除异己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所有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应遵守法制规范、尊重民主程序。

　　欧洲联盟的扩大是2004年国际政治舞台上值得一提的“亮点”,也是欧洲战后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15个成员国发展到25个成员国,从西欧扩展到中东欧和地中海区域,尤其是吸收了前苏联在中东欧的一片战略疆域,扩大后的欧盟在经济总量上可与美国一比高下,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原本具有优势的区域一体化方式可望起到对其他地区的示范作用。有必要指出两点事实:第一,此次被吸收入盟的那些中东欧国家所谓“维谢格拉德集团”(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等)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加入欧盟,是与过去十余年它们自身艰苦而卓有成效的社会经济转型分不开的。第二,在扩大后的欧盟,法国和德国(一定程度上包括西班牙和荷兰)继续扮演着“核心发动机”的作用,这在防务、外交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尤为明显,它们代表着西欧的典型形象,提示着欧罗巴合众国的未来角色;而意大利、英国等追随美国的老牌欧洲大国,则在不知不觉地被“边缘化”。

　　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议论,成为2004年下半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实这方面的讨论早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已经有许多探讨和建议,今年之所以成为焦点,一是因为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联合发动攻势,力争成为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是由于2005年联合国创立60周年,安南秘书长为此成立了讨论联合国改革的“名人小组”。然而,从各方面因素综合衡量,短期内真正实现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理会的变革并不容易,几乎所有强有力的候选国都有强有力的反对者(中朝韩等国质疑日本,意大利不同意德国,巴基斯坦抵制印度,巴西面临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兄弟”的竞争),更不必提那些实力弱一些的竞争对象(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美国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也有各自的战略考虑,其分歧之广泛、深刻,可能抵消改革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合力。例如,美国不止对德国加入安理会不太热心,它也不愿意因成员数量增长而降低安理会原本不高的工作效率。

　　如同近几年总体趋势一样,石油价格在2004年呈现相当不稳定的走势,并且价格持续上扬。在纽约、伦敦等全球主要石油市场,2004年10月的基准石油期货价格一度接近60美元大关,多半时间维持在45美元之上,比6月底上涨了近20美元,自2002年初以来已经涨了30多美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石油输出大国的政局动荡(伊拉克战争和战后的麻烦不断,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的政局动荡,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危机连连),工业大国的石油消费增加(中国和印度在2004年上半年石油进口分别增长40%和11%,英国最近10年中第一次变成了石油进口国),石油输出国组织供应余力不足(仅仅沙特阿拉伯一国拥有足以影响油价的生产余力)以及新探明的石油储量达不到人们的预期,不稳定性加剧投机行为,等等。其中,“政治溢价”可能起主导作用,它从能源这个侧面提示了当代世界经济的政治化。证实国际安全格局对国际社会生活的另一个有效事例则体现在外资投向上:当代史清楚地显示,凡是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的地方,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就比较大,如中国、越南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凡是战乱频繁、内部动荡、政治混乱的区域,即使自然资源雄厚、教育水平很高、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效果,投资者常常裹足不前,俄罗斯和南美一些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对待此类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常常比纯粹的经济学范式或政治原理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在世界经济2004年新一轮的曲折行进中,“中国主题”发挥着日益增大的作用。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中国继续充当世界投资者首选地(500亿美元以上)的角色,为拉动全球经济在困难时期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重心做出调整,从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反恐、缉毒、打击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转向经贸领域的合作(选定了交通、能源、通讯和农业四大领域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起到了区域经济“发动机”的作用。不难理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也面临来自各个方面不断增大的压力、排斥和质疑:中国商品出口遭遇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排外主义”,如欧盟对中国的大量反倾销诉讼,西班牙鞋城埃尔切发生的焚烧中国鞋的恶性案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生的不加通告便大批查抄和没收中国货物的事件以及巴基斯坦当地雇主与中国承包商的冲突,等等,世界上几乎各大洲的各个角落,都能耳闻目睹类似的事件。2004年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各种说法不绝于耳,中国在一些西方大传媒那里经常被视做当地企业破产和失业数目增加、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扬的“罪魁祸首”,连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采取“降温”措施的力度大小,也成了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好坏的“测速仪”。“中国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相反相成,成为2004年国际传媒和许多国家激烈争辩的话题。

　　五　对时代特征的再思考

　　显而易见,机械地套用“和平与发展”的命题解释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用它来说明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可能使公众产生误解。对现时代的特征应有新的理解。

　　所谓的和平与发展,首先是指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至少在目前阶段,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保持了比较稳定与合作的态势。尽管存在摩擦与矛盾,但主要大国之间既缺少全面战争的准备,也没有彼此开战的意愿。与冷战时期相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离我们更远而不是更近。当然,这种稳定只是相对的,不排除局部对抗和经常性的摩擦,但这不说明长期事态的走向。

　　其次是地区冲突的边缘性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给人的印象是热点更多了,冲突更频繁了。但是,仔细考察后却会发现,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虽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它们毕竟处于工业化发达地带和新兴工业国家群之间的缝隙地带,如伊斯兰新月地带、外高加索地带和南亚次大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仍然在有效运转,它们是西欧地带、北美地带和东亚地带以及这三大区块的邻近国家和附属地区。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程度不同地保持了增长的势头。

　　最后(或许更重要的)是重视民生和人权的现时代特质。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应当承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总的要求和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各国发展民生、尊重人权、改善治理、提升经济的。即便是安理会的某些强制性决议,也不必然造成军事冲突的后果,何况多数国家解决国际冲突的主导思想依然是以对话与合作方式,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地处理问题。人类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手段有了重要改进,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安排也有了新的内涵。

　　然而,必须冷静地意识到,上面所说的“和平”仅仅是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消极和平”,即不打枪、不开炮的无战状态,并非“持久和平”,不是全球对抗因素的根除和国际关系法制状态的实现。像各国国内的民主化过程一样,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任重道远。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在起作用,尤其是美国经常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麻烦制造者和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地区性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制约这种霸权的各种力量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俄罗斯、西欧、日本与美国既有矛盾,更有共同利益;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依然处在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转型的中间阶段,对美国的科技、贸易、教育和投资等方面的巨大能量有很大的依赖。各国都对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抨击,但它们也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或遏制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里的各种重大消极事态。除了霸权主义的因素之外,也应承认,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的属于民族宗教之间的隔阂,有的可归咎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落后,有些甚至处于前现代化的状态。综合考虑和评估,在相对和平与不断发展的主流下面,很难避免类似霸权战争、局部冲突、恐怖袭击等消极事态。

　　从2004年这个特定的时点观察,国际形势充满了矛盾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了某些积极迹象,如印巴关系的改善和南亚热点的降温,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欧洲与亚洲对话合作努力的加强,各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信息革命的深化和通讯产品的不断出新,国家间、区域间相互依存的扩大与深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网络的继续铺展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有种种担心、疑惑和不安,比如担心油价持续上升导致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再度衰退,不安地注视着美国在伊拉克的鲁莽行为所遭受的惩罚,害怕恐怖袭击的瘟疫和核扩散的阴影,提防伊斯兰世界进一步被激怒,更不希望见到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文化、民族、种性和地域挂钩。再以对美国的分析为例,一方面要看到美国近期在伊拉克的失败和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的挫折,看到美国对于世界政治的强大支配性和严重消极作用,看到五角大楼、石油财阀及美国本身具有的难以遏止的贪婪和危险的攻击性,对它们抱有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看到美国媒体对“虐囚事件”的曝光,看到美国公众对此类事件持有的厌恶心态,看到美国党派政治和权力制衡机制对白宫政策的一定约束,看到美国一些传统盟友对伊拉克事态及美国的某些错误言行的抵制,用复杂的眼光、从动态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既不能因为要与美国交往而放弃对美国应有的批评,又不可由于讨厌美国的霸权而无视这个国家体制上的某些优点。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需要对不确定性有更深入的研究。与确定的关系及趋势相比,我们面前不确定的东西更多,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推进和国际政治的演化,这种不确定性将有增无减,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人类取得的进步,不是表现为对不确定性的征服,而是对它的洞察。这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要学会用辩证的逻辑去思考它。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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