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中国应警惕新加坡

　　在新加坡，李光耀是一个铁碗反共政治家，新加坡共产党就是他的手里被扼杀，但新加坡却能始终得到大陆当代政治家的好评。邓小平就曾经说过：“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新加坡是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就连引用水都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1961年9月，李光耀在电台广播里说：“我们单独生存不了”。新马分家时，李光耀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

　　可正是这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1960年至1984年间， GDP年均增长9%，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今天它已经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骄人的发展成就，使得李光耀1984年7月24日在国会总结辩论时就说：“如果没有行动党，就没有现代的新加坡。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如果新加坡国民大唱人民行动党好，李光耀不会觉得受之有愧。

　　世界上不少政治家对李光耀也评价很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新加坡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与金融中心之一，这应归功于李光耀的卓越领导和远见”。不过，不同的评价背后，有着不同的意味。无论尼克松、里根、布什和撒切尔夫人怎样赞美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美国和大不列颠都不会向新加坡看齐。但在东亚其他威权政治国家，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却有别样的光环。

　　难以复制的“好政府”

　　李光耀是“好政府”的实践者，他有时也不免会现身说法。

　　1992年11月20日，他在“创造21世纪论坛”上宣称，“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各国的所有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

　　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说自己需要坏政府。李光耀妙就妙在把好政府跟民主和人权对立起来了。照他的观点，李光耀与其说是新加坡内阁资政，不如说更像一个政治保姆，而且是一个希望别人效仿的政治保姆。

　　甚么是好政府呢？李光耀说这要看人民的价值观而定。而且在他看来，亚洲人重视的东西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

　　问题是，如果个人自由缺乏，国民不能畅所欲言和表达自己的意愿，人民的价值观又从何得知呢？

　　不过新加坡政府的廉洁有效，在世界上确实是首屈一指的。李光耀在回忆录里甚至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茬子。”如果仅就政府的廉洁而言，新加坡的治理经验确实有值得借鉴的一面。

　　但是，自信再往前跨越半步，就可能变成了傲慢。1992年11月18日，李光耀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商业大会上的演讲中说：“高层政治领袖如果能够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贪污之风就可以铲除。”这不是什么新鲜见解，二千多年前的《论语》里就有类似的名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李光耀无法回答，如果高层政治领袖不这样做，那该怎么办呢？世界上可是不乏马科斯那样的政治领袖。倘若领袖原来是以身作则，后来要以身作贼，怎么办呢？况且威权政治之下，好政府到坏政府的转变，可能就是转眼的工夫，就像唐玄宗先是有开元盛世，接着就是安史之乱。“好政府”难以复制。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尤其对政治腐败已经严重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新加坡版的终身制

　　去年，李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健康状况和能力允许，我就会继续担任国会议员。……我仍然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当年他力推引进新血计划，杜进才等数位老同僚都被他更新掉了。1981年8月，在四位部长引退的告别晚宴上，李光耀说：“我和我的资深同僚所面对的问题相当简单：怎样做好准备，以便在人们不再需要我们之前，可以随时引退。这是重大的考验。如果等到我们身体衰弱，不能再发挥充分作用时，而环境仍然不容许我们引退，我们就失败了。”

　　可李光耀自己却可能在新加坡政坛上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光耀转眼间就81岁了。在1992年11月辞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位之前，在这个位置上呆了38年。到1990年11月吴作栋接任总理为止，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5个月之久。

　　在威权政治国家，在没有任期限制的情况下，退休问题最能反映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这这个问题上，李光耀有他的闪光点。

　　1990年11月18日，也就是离任总理之前，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听起来感人至深：
“假如我保持身体健康，思想敏捷，我可以掌管新加坡多十年，很少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不会一朝醒来，医生突然告诉我，‘你必须到医院作检查。’并且从医生的神情看来我知道那将不会是例常的检查。……因此，我的最好选择是现在就移交。”

　　后来他甚至为自己卸任总理一职感到庆幸：“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但李光耀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政权之外，可以说，他创造了新加坡威权政治模式下的“半退”。在吴作栋任总理期间，他是内阁资政。用李光耀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今，他的儿子李显龙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还是资政。

　　李光耀会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新加坡的贡献。他在回忆录里说过：“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此时，恐怕李光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新加坡离不开李光耀，还是李光耀离不开权力。

　　经济发达并不自动带来民主

　　新加坡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1959年李光耀当总理时，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美元，到他1990年卸任时已经达到12000美元，1999年则是22000美元。

　　尽管李光耀自己说过：“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能随之而来。”可是迄今为止，新加坡坚持的还是威权政治模式。

　　这也可见，经济发达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就会随之自动产生。相反，经济发展倒会成为反对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理由。这时的理由不再只是说威权政治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是说民主政治会破坏政治和社会稳定，会破坏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等等。1991年，李光耀在东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大谈保持政治稳定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加坡“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任何一个新加坡领袖，都不能太过重视政治理论而忽略了稳定和有规律进展的实际需要”。

　　李光耀发表这番高论的时候，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一万多美元。不知李光耀的心目中，新加坡要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才有成功推行民主政治的可能。当然，新加坡是对经济发展自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反证，但不是惟一的例子。威廉二世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也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经验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有可能比落后国家更加娴熟地运用威权政治的统治方法，比如借用民主的一些外壳。表面上看，新加坡存在多党，除了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等合法政党存在。但人民行动档一党独大的地位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通过指控反对党政治家诽谤是维护一党独大的手段之一。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2001年1月20日，他无法偿还赔偿金而被法院宣告破产，不但失去了担任非选区议员的资格席位，也不能参加2001年国会选举。因为新加坡宪法规定，被法庭宣判破产者，不得担任国会议员或参加国会议席选举。

　　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有评论家就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

　　就此而言，威权政治并不是文明政治。在威权政治下，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可能变成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新加坡威权政治希望的是，国民肚皮是饱的，脑子是空的，骨头是软的。但是，由于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政府廉洁，等等，李光耀在充当威权政治旗手的同时，也成了威权政治声名的挽救者，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挽救者。

　　不过，亨廷顿1995年所做的一个对比，却值得那些要以新加坡为榜样的国家注意：“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存留；
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新加坡将继续是只懂得大象习性的小老鼠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就是实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不受意识形态或任何教义的束缚，完全是服务于确保新加坡的安全与繁荣。

　　这一外交传统的确立，是基于李光耀对自己国家处境和出路的清醒认识。

　　1973年，他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地处亚洲的最南端，战略位置重要。当大象横冲直撞时，如果你是它们身旁的一只小老鼠，又不懂大象的习性，那你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自从李光耀上台之后，新加坡一直是一只懂得大象习性的小老鼠，也正是因为这样，新加坡才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得以存在和发展。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需要一个势力均衡的世界，而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有赖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三角关系的稳定。可以说，维持这种平衡不但是新加坡过去的战略选择，而且也将是李显龙执政期间的战略选择。

　　李显龙访问台湾是新加坡维持西太平洋地区平衡这一政策指向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新加坡一再说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并不等于它认同大陆一个中国内涵的理解。如果大陆的一个中国立场可能危及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新加坡就会把砝码移到台湾一边。在新加坡的立场看，这也是一种平衡。新加坡之所以这样，是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早在1996年3月李光耀就曾经发出呼吁：“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新加坡不会在无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成为大陆一个中国立场的盟友或者捍卫者。这对大陆来说，也是一个警示，那就是，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陆如果不能灵活务实就可能在东亚陷入孤立境地。

　　可以说，和中国大陆合作，但始终保持距离，是新加坡的生存需要。新加坡不可能跟大陆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反，它会始终警惕中国大陆打破西太平洋地区的平衡和稳定。如果中国大陆把奉行威权政治模式的新加坡当成样板，那是恰好符合新加坡的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力量会因为大陆的另类而留在西太平洋！大陆不但需要警惕新加坡威权政治模式，也需要警惕新加坡这只小老鼠的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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