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学会与日本共处

　　营造探讨中日关系的宽松环境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学会与日本相处，首先就必须了解日本，起码有思考和探讨中日关系的宽松环境——自由的环境在可见的未来还是奢望。

　　客观地讲，中国对一衣带水的日本缺乏了解。

　　先是对“小日本”的蔑视，既然瞧不起，就不需要了解；
甲午战争战败后就是仇恨，既然有深仇大恨，情绪和先入之见也妨碍了了解。自1870年以来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著作，除了20世纪30年代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戴季陶的《日本论》堪称名著外，实在是乏善可陈。后来毛泽东把王芸生的著作找来临时抱佛脚，就是日本研究落后的最好注脚。

　　中国也缺乏研究和探讨中日关系的宽松环境。当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在2002年12月发表后，有的国际问题专家表现出不屑一顾，有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样的文章根本就不应该发表，还有的专家和官员干脆认为这样的文章兜售的就是卖国主义的货色。

　　这种反应的背后就在于这些人认为关于中日问题有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如果是考试的话，光华寮问题，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等，只会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凡是跟这个标准答案不一致的，就是错误的，就不应该存在。那么，这个标准答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什么使人们对这些答案如此坚信不疑呢？应该说学校和媒体几十年一贯的宣传灌输，在使得某些思想观念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方面功不可没。

　　这也就是说，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和民众，都是不喜欢言论自由的，舆论一律更受欢迎，也更安全。这种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压力与大陆言论不自由的制度环境相互作用，使得就独立思考和研究中日关系问题变得艰难而风险重重。

　　在这样的氛围中，由于“爱国主义”的政治正确和“卖国主义”的道德错误，无论是发表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还是推行某种对日政策，都不能不优先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然后再考虑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由于这种氛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自然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或者淡化的，期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在短期内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前景并不乐观。要彻底解开中日关系的死结，即使是政治家想那样做，也不能不顾及民意。由于问题只有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答案，那么无论是偏离还是讨价还价的妥协，都面临政治家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因此，选择强硬挺下去和拖延下去将难题留给后来的政治家，就是不可避免的抉择了。比如，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先搁置起来。如果在目前的条件下有政治家再往前走一步，认为可以进一步讨价还价或者通过国际法院来裁决，那可能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中国所有的公开言论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是来自日本还是其他地方的相反意见我们通常是看不到，也听不见。

　　正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复杂与敏感，更加需要宽容、理性的精神，而不至于因为忌惮犯了众怒而缄口。一如戴季陶当年所说：“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这就不能预先设定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是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我们必须先把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的文化政治意义搞清楚，也许明白了日本的文化心理，兴许给死人的牌位鞠躬不见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跟复兴军国主义也没有什么干系，就像给死刑犯收尸，清明节给他祭奠，算不得就是想要报仇或者想要犯罪。当然，是不是这样，需要自由的研究和充分的信息。否则，就是自缚手脚，既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国民到底是怎么想的，想法是否合理，等等，都得不到自由争论的验证。

　　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使得国民和政治家在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各种意见的充分争鸣中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那么，无论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都可能成为中日之间无法解开的死结和禁忌，而且随时都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这样一来，我们就自己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思维，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实际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戕伤，是爱国主义旗号下的理直气壮地害国。可以说，对中国大陆来说，营造宽松，甚至自由的环境，比就某个或者某些中日关系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更重要、更基础。

　　应该反思中国自己的责任

　　超越历史恩怨不是说不能提历史恩怨，也不是说要忘记历史恩怨，不是说要否认那段历史中日本的侵略性质，而是说应该站在更高视角看待历史恩怨。中国不应该是一个满怀仇恨的国度，中国人民不应该是一个心怀仇恨的民族。超越历史问题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

　　抗日战争结束快60年了，当我们一再为历史问题大动肝火的时候，就不免有这样的疑问：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或者说贼的儿子应该一直受到这样的怀疑？日本国民要背负这样的原罪多久？

　　在历史问题上寻找仇恨的理由非常容易。如果对比一下德国的表现，确实容易义愤填膺。可是在我们念念不忘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旧犹太人区的大街上那轰动世界的一跪，可是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所包含的博大胸襟呢？其实，即使从1870年算起，到抗日战争结束，中日之间宿怨也只有75年的时间，相对于历史的长河，这只不过是一个瞬间。我们子子孙孙必须不断地在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不应该千秋万代铭记仇恨。否则，怨怨相报何时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日本道歉问题。我以为，在一个强大、自信、目光远大的民族眼里，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在湖南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这就是最好的认罪！可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的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描写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很多恩怨是非主要应该留给去历史学家自由探讨、研究。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健在的人已经是屈指可数，父亲犯过罪，要儿子、孙子悔过认错承担责任，实际上是只会徒添新的争端！日本不还偷袭过珍珠港，难道美国不也一样有理由要求日本道歉、赔款等等？相反，战后日本的重建和经济起飞，美国功不可没。风物长宜放眼量。不断地提起历史问题，能够起到复仇的作用？能够让日本从此衰落下去？控怕都做不到。中国应该学会权衡。

　　发表不服气的言论，叫嚷仇恨的口号，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不是哑巴就能够做到。问题是，如果日本真有军国主义复活的苗头，几句口号就能够灭了吗？！即使日本某个首相也到卢沟桥下跪，那又怎样？能让死者复活，能让日本就只有一种认罪之音？能够下清理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1972年中国政府关于“永远放弃赔款”的承诺又该置于何地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问题是个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可能存在于过去，而只能是未来。中国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只往后看。况且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而未来怎么写却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应该保持接触。关起门来生气骂娘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会加深误解和丧失沟通的机会。

　　话再说回来，中国作为战胜国，为什么许多问题二十年前不提，三十年前不提，四十年前不提，五十年前不提，事过境迁，才有慰安妇等问题的出现？作为战胜国，为什么毒气弹的问题就战争结束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有交接清楚呢？……当我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几近60年后，还在为重庆轰炸等进行诉讼，我一方面感到向往正义的力量，同时我也感到可悲：为什么1949年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却这样的问题要到60年后起诉？仅仅是日本死不认错的蛮横？

　　把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归结到日本的头上并不难，毕竟是日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掳，可是，有些问题拖到战后几十年才提，责任不能得到及时的追究，是不是中国自身也有原因呢？如果有的话，这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政治是非常现实的，有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是否正义，而是在于是否抓住了时机。如果我们不能自我反思，那么，在其他国家看来，我们就是一个老是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而别人永远错误的形象。

　　况且即使是杀人放火在刑事责任追究上也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难道国家间的怨恨想什么时候提起就什么时候提起，而无须考虑对象国国民的感受？历史旧帐想什么时候翻就什么时候翻，这种善变的风格和做法不仅难以得到日本的理解和尊重，也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对历史稍微有点监视的人也不会忘记，一边倒的时候苏联什么都好，一旦翻脸就什么都不好了。这非常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培育了一种狭隘的国民精神。

　　我们应该勇于反思中国几十年来由于自身原因，使得国家和民族利益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和有力维护的责任。比如，当中国把自己的一些抗日英雄当战犯关押的同时，放弃对日本索赔、提前释放拘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善待日本在中国大陆的遗孤，等等，这是以德报怨，还是缺乏维护国家利益的意愿和能力，甚至是愚蠢呢？当时为什么要放弃赔款呢？是日本强迫吗？如果是外交的需要，为什么中国到了需要这样做的地步呢？

　　中国需要调整自己

　　日本从经济大国转化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中国无论未来崛起到什么程度，都面临着与日本如何相处的挑战。即使我们的内心是多么不希望日本的正常化，但是我们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力量。中日之间的竞争是必然的，即使是中国积极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并不意味着两国间就不再存在猜忌和摩擦。

　　未来的中日关系如何，不仅取决于日本，也取决于中国将会演变成什么样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中国要想改善中日关系，必须正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的安全忧虑，而中国这个问题上向来留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反省不足，反驳有余。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的GDP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总和。作为经济上来说已经崛起，但它不是政治和军事大国，但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增长，从而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速度和时间问题，因此，未来的中国如何与实现了正常化的日本共处，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因为中国没有能力使用武力或者其他方式压制日本的正常化，如果没有正常的心态，就会导致严重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关键是如何保持日本在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不能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全的力量。也就是说，保持日本的正常化过程是一个和平的正常化。在和平对话中一起承担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责任。

　　我们以冷静的眼光观察日本，不必认为它一定会重新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无疑，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中存在想复活军国主义的家伙。在亿万日本人中，有这样的人并不奇怪，就像一句俗话说的那样，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在包括中日历史问题在内的事情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出现我们听起来刺耳或者反感的言行并不奇怪。质问或者不明白为什么日本在某些问题上不回到我们所认为的“正确认识”上来，实际上是一个不习惯言论自由的国家才会产生的疑问。要知道，无论是日本首相、日本国会还是日本法院，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使全体日本国民或者政治家都就中日关系的某个问题完全统一到跟中国认为正确的思想上来，当然，就是它们想这样做，它们也没有能力和权利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奢望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意愿思考和行动，只要没有向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方向恶性发展就可以了。我们只能在不同观点的纷争中观察日本的走向，保持警惕但不敌对，不要动辄就搬出日本威胁论来。

　　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哪怕是经济长期停滞，它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此中国即使能够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实现和平崛起，也决不是一国独大的局面，而是必须与日本等国分享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和责任。因此，中国必须学会与日益正常化的日本和平共处。

　　在面对日本迈向正常化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越来越少那些大嗓门却收效甚微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多具有战略眼光的言行。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让日本人民因为二战的罪孽而长期笼罩在原罪的阴影之下。日本通过修宪实现正常化，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以中国现在的心态和思路是难以适应这一变化的。中国不可能阻止得了日本的正常化，那么最需要的关注的是它的力量是如何转化。由于没有上帝安排日本如何永远理性地使用它的力量，因此对日本力量的转化保持适当的警惕是必要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弓箭大刀的时代了。只要我们没有准备不惜开战，那么就不能不求同存异，哪怕是我们感到非常不愉快的“异”。当然，两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必定也会产生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和纠纷，但是应该把竞争和摩擦控制在和平的范畴里。尽管日本现在不是政治大国，但从亚太地区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调整自己，酝酿如何在符合中国和平崛起这一目标的前提下跟日本建立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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