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从背后袭来的问题

　　歌德纪念莎士比亚的演说词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说不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陀氏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在一个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之上，何怀宏先生的新著《道德、上帝与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它提供了哪些富有意义的视角，值得我们一道来深思？

　　在很大程度上，陀斯妥也夫斯基所处的十九世纪俄国社会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被称之为“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到了一定的阶段，更深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出自不同学派的形形色色的改良方案被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巴赫金曾有力地指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的对话性质。更具体地说，构成陀斯妥也夫斯基对话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持不同的改良或革命的学说的人们。

　　他不仅对已经流行开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浅薄“幸福论”展开了批判，而且对正在上升为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激进话语也提出了深刻质疑。后来证明这些质疑是天般的预见。这使得陀斯妥也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十分锋利尖锐。

　　何怀宏这本书的特色在于，由于作者深深的问题意识，当他从陀斯妥也夫斯基本身扑朔迷离的众多作品和浩如烟海的有关资料中，集中提取了那些最具有挑战性的、纯粹是思想性的问题时，最终给出的却是有关中国当下复杂语境的一个清晰轮廓；
在他指出的所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难题背后，潜伏着中国思想界过去没有解决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危机；
当他耐心地输理陀斯妥也夫斯基从深渊中冲出的巨大叫喊时，是站在远离当前那些热烈喧哗的中心方案的边缘，发出一种微弱的然而又是清晰的“别样的声音”。与陀斯妥也夫斯基提出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陀氏的语调是激烈的、尖锐喊叫般的，何怀宏的语调是节制和小心翼翼的。他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某些思想者一样，深知自身所应遵循的界限，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时，伴随“一种莫名其妙的怕，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怕，一种甚至对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真心实意的怕，一种感觉到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在崩溃的怕。”因此，与其说何怀宏在清理这些问题和给出它们的答案，毋宁说他是通过承担起全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问题，把这些艰难复杂的思考变为自己的思考，而承担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困惑和发出一种邀请：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思考中来。

　　这些问题包括：

　　——什么是思想者？以“合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机会主义“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是不是能称之为”思想“？抑或”不计较利害、不考虑得失“，”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思想者“？这里所包含的一个语境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活动被降低成了为生存而辩护的行为，任何为个人生存的事情在思想上都变得可以理解，一个人思想的水平等同于他个人利益的水平，那么没有比这对思想是更野蛮的和更具威胁性的。事实上我们正面临这种野蛮的威胁。

　　——极少数掌握了“最近才开始被谈论的新的真理”的人们，是否有权利逾越一般人所遵循的界限，做某些通常道德上被禁止的事情？譬如在一种美妙动听的借口下杀人？他们可以成为规则的例外吗？如果真的如他们所期待的获得了成功，这些人随后所做的成千上百件好事能否能将最初这桩罪行清清抹去？即使是人群中的“优秀者”是不是仍然应当有所顾忌？内心中有所害怕和畏惧？

　　——是否可以为社会理想和共同的事业而采取任何手段？甚至可以流他人的血？

　　尤其是流无辜者的鲜血？有谁能证明流他人的血总有必要？那个今后的尚未到来的正义，是否只能通过眼下去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而得到？什么叫做日后证明是“值得的”？对所谓“成功”当作如何解释呢？它是否仅仅涉及夺取并保持并非属于大多数人政权？而且，就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可以在为实现社会变革而走到一起的人们当中，靠什么力量将彼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靠制造内部的恐怖？靠内部的人共同的犯罪把他们拴在一起？

　　——爱是否成为可能？是否能够实现？尤其是你发现自己所爱所奉献的对象是卑鄙和下贱的，乃至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卑贱，你还会爱吗？某种超越自我、超越自爱的爱真的能成为人的天性吗？你实际上爱的是抽象的人类，还是爱具体的个别的人？显然后者更难，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它几乎是个奇迹，但如果说过去没有这种爱，就能够断定未来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爱的理想呢？另外，建立在近代自我、物欲、利益和权力之上的“博爱”是否是真正的爱？福利的“爱”是不是“爱”？

　　它是不是对于“爱”的本意的粗暴阉割和剥夺？

　　——上帝的存在与否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上帝和人们身处其中的满目疮痍的世界有什么关联？如何接受这样一个充满痛苦和悲惨的世界？如果上帝死了，世界将会怎样？人将会怎样？是否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道德将如何成为可能？仅仅有社会和法律的制裁行不行？一切的存在之上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吗？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吗？

　　——（针对那些企图将自己的救世方案推广于整个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凭什么知道人不但能够，而且必须这样改造呢？难道是人们仅仅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做坏事的吗？如果给他以恰当的教导、让他懂得了自己真正的利益，他就会停止干坏事，并成为善良和高尚的人吗？在所有这几千年内，到底哪个时候曾经有过人们只凭本身的利益而行动的？除了愚蠢，人不还是非常忘恩负义的吗？非常喜欢那破坏和混乱吗？难道他不是会将自己的随心所欲、乃至野蛮和把发狂状态下的的幻想也看做自己的最大利益吗？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向往这种东西的能力？理性对他有多大的制约呢？理性能知道什么呢？也许他可能像追求幸福一样同等程度地爱那苦难呢？苦难对于他同样地必不可少呢？“俄罗斯的灵魂是黑咕隆咚的”，其民族的灵魂又好到那里去了呢？

　　如果说，上述这些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其他的“少数人”（真正的思想者本身也是少数），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则是和大多数人有关，被认为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临终一问。阿辽沙和伊凡在隔绝多时后又互相吸引。伊凡讲述了发生在十六世纪的一件“宗教大法官传奇”。上帝在某个时刻又来到人间显示神迹，大法官带着卫队抓住了这人投入监狱，并在深夜独自一人访问了他。谈话的内容涉及自由和人性，但以往人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忽视了人与人实际存在的差别。大法官此番向上帝本人发出一连串的疑问甚至是质问。人们当中是不是可以分为多数人和少数两种人？

　　多数人总是更趋向于物欲和物质生活，对少数人视之为生命（“饿着肚子也要思考问题”）的自由高扬的精神及精神生活从来没有真正的兴趣？大多数软弱无力的人们在“尘世的面包”的诱惑下，需要魔鬼更甚于需要上帝，需要权威更甚于需要自由，乃至事实上惟有听从可怕的魔鬼的劝告，才能勉强给这些动不动就要造反的人、“为了开开玩笑而创造出来的不成熟的实验品”建立起一种奴隶般的生活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即便有一个另外的世界，也决不是为这样的人们准备的。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他们本性如此并且不可更改，那不也是被你造出的么？软弱的、不能承受强者所承受的东西的人，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我们这些人不是也要站到他们的立场为他们想一想么？但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精神追求仅仅在少数人那里达到一种普遍性，那么它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少数人代表人类去追求呢？这少数人能代表人类吗？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又如何安排呢？由少数人来代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呢？是否有人假借“天上的面包”名义而给他们“地上的面包”？或以“地上的面包”的名义永久地剥夺了他们“天上的面包”？对于人类来说，“天上的面包”和“地上的面包”永远不可同时兼得么？所有这些大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是那么无望么？上帝啊，这难道就是你所创造的世界的神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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