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淌过改革发展的急流险滩

　　10月中国,可谓多事之秋,一桩桩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接踵而至。仅国内公开发行的媒体报道就有：10月6日，3000多名身着蓝灰工厂制服的工人因不满资方用工待遇，集聚深圳市北环彩田立交之间的北环路上，陈情抗议；
18日，重庆市万州区爆发了冲击区政府大楼、纵火焚烧建筑、车辆、毁坏办公设备的严重事件；
24日，陕西省咸阳市陇海铁路上，约5000多人“维权堵铁”；
27日，四川汉源水电工程伤及山民利益引致数万人保地静坐；
……其实，由一件小事引出巨大的社会震荡，几年前就在互联网上露出端倪：成都青白江3岁女孩“小思怡”饿死在家引发数万网民对社会关怀的追问；
沈阳一件普通交通事故引发数万网民声讨酿成“宝马撞人”事件；
前不久香港学者郎咸平对“国资流失”的一声呵斥，引发数万网民应合。老百姓似乎太急躁？太不理智？为什么有时仅仅一点星火，就可能引起社会骚动、高层震动？

　　从后果看，不难发现，问题不在于“星火”本身。由于一些老百姓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随着社会进步、维权意识普及，强化了人们对各种巧取豪夺等侵权行为的不满，久而久之，个人的不满情绪汇集为群体性不满情绪，偶发小事就成为引爆不满情绪的突破点，社会矛盾演变为社会冲突。比如万州“10·18事件”，起因是一名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殴打“棒棒”（搬运工）时谎称自己是“公务员”，与结果完全没有必然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了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 “效益优先”；
走了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简称“两个让”）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非均衡发展之路。事实上，正是这些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也因“效益优先”和非均衡发展而日愈严重，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日愈严重的发展差距演化为日愈严重的社会冲突，在思想上、理论上一直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市场经济取向、质疑“效益优先”的非均衡发展的声音也更加严厉。就连一些曾经为改革发展推波助澜的专家学者都开始反戈一击。改革初期普遍支持改革的社会舆情不再复现。

　　——改革是否错了？我们是否离“拉美陷阱”仅一脚之距？

　　面对已经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可预期难以避免的群体性事件，面对咄咄逼人质疑改革的声音，改革能否沿着既定的部署推进，考验着改革决策者处理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政治智慧和意志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既然是创举，必定充满变数、充满风险。26年的改革发展表明：由于非均衡增长拉开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出人意料；
新制度规范实利群体致富方式如此乏力以及先富群体较为普遍的“为富不仁”行为出人意料；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对后发地区所造成的巨大阻击和伤害出人意料；
发展的很不平衡导致受益的很不平衡出人意料。虽然改革就是制度建设，虽然制度建设、政策平衡从未松懈，总是追不上发展更快、变化更大的社会实践。发展与差距的矛盾相互激荡，把中国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突发性群体事件陡然增多，可以预料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今后还将更多、更激烈，这些已经与质疑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声音形成互为应证的合力，继续推进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绝非空穴来风。我想，所谓重大考验，无非是指改革发展处在闯关的艰难时刻。

　　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发展的差距”表明我国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总体设计的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即已经实现了“两个让”的阶段性目标。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向第二步迈进，尽快转向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个转变没有尽快实现，改革将面临失败的风险。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两个让”的发展路径就是非均衡发展，带有非公平经济增长、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对此，邓小平非常清醒，多次告诫全党，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今，先富起来的已经不是少数，而是群体；
先发展起来的也不止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区域又一个区域。“两个让”的目标已经实现，需要在全局上向第二步目标迈进，从制度重新、政策创新上保证弱势群体、弱势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向第二步迈进的难度不亚于当年放弃计划经济——这就是抑制增长的不良惯势。因为已经形成了强势群体和强势地区，恃强凌弱是自然存在的增长势态。没有政策平衡的“效益优先”客观上存在助长恃强凌弱。这在改革发展初期是必须承受的阶段性代价，但这个阶段不能太长，弱者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

　　在已经存在强势群体、强势地区的情况下，离开政府的庇护和扶持，弱势群体、弱势地区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发展。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与差距的矛盾，主要任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成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向科学的均衡发展转变。由于非均衡发展包含了非公平发展的性质并已成发展大势，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和矛盾，正在改变着改革发展的性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仍在旋风扫落叶般被少数强势群体卷走。改革原本所遵循的“帕雷托改进”（在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的情况下，通过制度重新，使某些人状况变好）遭到破坏，使修复“非帕雷托改进”的补偿难以到位。增长的惯势和各类恃强凌弱现象，给弱者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比如四川汉源“10·27事件”症结在所谓的发展（上马“瀑布沟水电工程”）危及了众多山民的生存。从沈阳“宝马撞人”、万州“10·18”等事件中看到社会的不满情绪（其实就是对改革失望）一触即发，预示着那些日子每况愈下的老百姓对改革发展的期望已经接近破灭的临界点。一个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社会是不可能理智的社会。不理智的社会必然搅乱正常的改革发展部署。所以，正在推进的改革发展实际上是在与社会矛盾或化解或激化比速度，向第二步迈进的时间并不宽余，必须下决心利用新制度、新政策的力量抑制恃强凌弱的发展态势和增强弱势群体、弱势地区的生存力、发展力，要让弱者实实在在享受改革发展的实惠，明明白白看到光明和希望。从眼前做起，从细节做起，把长远目标具体落实在解决弱者的实际困难上。

　　当然，第二步“共同发展”仅仅是在第一步“两个让”所取得的成就上向前拓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切实保护弱者的权利的时候又抑制了增长的势头。对利用发性群体事件破坏改革发展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实际上又造成新的“非帕雷托改进”。强势群体和强势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既要有效地抑制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恃强凌弱的惯性，又要充分发挥主力的积极性。中国的一切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事实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决定》又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在执政能力建设上，都预示着中国改革发展大势在中央决策层上已经进入新阶段，即“第二步”，在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维护增长势头的同时，对困难群众和欠发达地区倾注了特别的关怀。现在需要使这些重大方针、路线尽快具体分解为新制度、新政策，处理好发展与差距的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稳健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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