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企业家、经济学家与媒体的分工

　　新闻从业者必须追求“说出全部真相”——倾听并挖掘各种声音，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探讨同一事件的含义，尝试最恰当的叙事方式以维护读者独立思考的权利。因此，新闻的价值在于它不服从于任何策略性的动机，健康的市场社会才需要格外宽厚地保护一切媒体的表达自由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素来被我们尊为“保守自由主义大师”，他把资本主义启蒙时代叫做“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师”的时代。今天，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向一切人灌输关于“贪婪有理”和“开明自私”的启蒙知识。所以，伯克的这一称呼依然贴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蔓延和它在非西方世界的野蛮化趋势，当然会激发对它自身的批判。同时，公众舆论当然也可以继续用伯克的语言来批判那些丧失了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

　　经济史家告诉我们，19世纪末叶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走向规范和法治的关键时期。1892年12月，《政治经济杂志》创刊。拉夫林教授，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创立者，这样描述美国社会的道德觉醒：“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种非常特殊的或许可以被称为没有相应的头脑发育的良心发育阶段。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看上去都患了来自真正高尚德性的传染病。每一位具备常识、教养和有智慧的人，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欲望所感动着，要去帮助更低下阶层的人们。这一运动背后的毫无疑问如此细腻与高级的动机，使得任何试图改善这一运动的建议显得即便不是非义的也是不光彩的。”（J. Laurence Laughlin，“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no. 1，pp. 1～19）

　　拉夫林是美国制度主义大师凡伯伦的老师，他指定凡伯伦主编《政治经济杂志》，虽然他本人以坚信“市场自由主义”著称于世。在上引文章里，拉夫林教授首先由衷地赞美了社会良知的觉醒，其次试图改进这一仅仅基于良知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在赞美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论争中，诞生了今天被公认为主流经济学权威刊物的《政治经济杂志》。

　　100年之后，1992年，我和一位政治学朋友在回顾当代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时，注意到大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场合发表的言论，都具有“左”的倾向。对思想史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类比较普遍的现象。理由在于：当资本主义逐渐从弱小状态发展到占据了社会主导位置时，斯密在晚期作品里表示了极大担忧的资本的贪婪性质所产生的弊端，就越来越抵消了资本的积极作用。所以，为了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演化过程好像很了解自己的目的那样，通过竞争机制，把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发到校园里——反正他们的志向和气质都不适合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把那些更适合于通过创立和经营企业以实现个人价值诉求的高校毕业生送到大公司里去。社会的主导部门——也叫做“主流”，也就是给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着“饭碗”的那些社会部门，于是被大公司的经理们控制着。社会的边缘部门——包括大学和研究院，则被那些保持着对社会主流的福柯所谓“永恒的批判姿态”的教授们控制着。

　　从西方的大学研究院里走出来的教授们，如果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活表现出他们的批判精神，可就真有些令人惊讶了。我承认，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的许多朋友都还保持着这种令人惊讶的心态。审时度势，他们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按照它目前的发展趋势肯定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立足未稳，还需要经济学家为之鼓吹。

　　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显然已经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典型如“劳资关系”。更进一步，由于改革在某些领域严重滞后，中国至今无法引进成熟市场社会行之有效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手段。于是，在我们这里，市场运行带来了效率也伴随着社会代价，利润获取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涂上了“原始积累”的阴暗色调。

　　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在试图说服我们的经济学家朋友，提醒他们：由于“发展是硬道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学科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正因如此，他们有义务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也有义务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被经济学话语遮蔽的情况下，注意约束经济学理性的狂妄。

　　改革是极端复杂的社会演化过程。只要这一过程依然在进行，任何一项改革政策的最终合理性就是可以讨论的。当“改革派”早已成为社会主流甚至早已开始分享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时，正确的态度，首先就包括允许和倾听来自一切角度的对改革政策的批评——包括对以往和既定的改革政策的重新评价与修正建议。

　　况且，法治社会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通过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无数斗争与妥协，各市场社会才建构了形态各异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和相应体系基础上的法的治理。如果我们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赞美那些先富起来的“英雄”，只保护那些“既得”的利益，就肯定会断送在中国确立法治的任何希望。因为，法治的前提之一，它的有效性的最重要的保证，早已被通俗地概括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我们就“平等”能够达成何种共识，它不可能被等同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说“平等”是弱势群体所提出的法治社会的最低纲领，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目的”则是康德提出的法治社会的最高纲领。

　　更何况，上一世纪末叶发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那场论战表明：中国社会已经饱受“权力腐败症”的折磨，它似乎宁可牺牲“改革成果”也不愿继续忍受权力的腐败。面对如此危重的权力腐败症，我们看到了两条出路：（1）效仿“廉政公署”和所谓“新加坡模式”，自上而下地清除腐败。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和钱穆先生考证的“贤均从众”中国传统社会模式，可为这一出路的理论依据；
（2）鼓励和保护一切社会成员自由表达和自由对话的权利，让媒体通过竞争，实现人民的知情权。

　　大众媒体——它们被正确地叫做“mass media”，往往因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分化为各种“声音”——弱者的、强者的、清高的、无赖的、小布尔乔亚的、低级趣味的，甚至杂乱无章的，只要能找到读者和创造足够养活它自己的市场，就有存在的理由。所谓“人言可畏”，正国为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大众媒体才可能抗衡和抑制社的各种病症，包括权力腐败症。

　　在阿多诺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大众媒体的纷乱舞蹈中，还有一类，可以称为“新闻从业者”的舞蹈——带着镣铐的舞蹈。新闻，特指那些以“说出全部真相”而不是仅仅容易地以“说出真相”为新闻价值之诉求的新闻从业者的活动——所以被正确地称为“journalism”——按照字源学考证，直译为“记录主义”，更早则意指“每日祈祷”。

　　由于社会分工的限制，多数学者理性地满足于“说出真相”这样一种专业化要求。同样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追求“说出全部真相”——倾听并挖掘各种声音，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探讨同一事件的含义，尝试最恰当的叙事方式以维护读者独立思考的权利。

　　因此，新闻的价值在于它不服从于任何策略性的动机——注意，媒体的任何策略之于新闻价值都如同报纸的评论之于它对事件的客观报道那样，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健康的市场社会才需要格外宽厚地保护一切媒体的表达自由。“逻各斯”（真理），如赫拉克立特在2600年前所论，由大众分享且通过对话揭示它自身。你尽可以看不起“大众”，如赫拉克立特那样，把他们视为“无知的群氓”。但正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发出的无数不同的声音，决定了你所能获得的真理的样式。

　　在上世纪末叶的那场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中，我批评过一位“新左派”朋友的下述断言：“在自由主义（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主义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地方，民主不能生存。”今天，我真诚地劝告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如果我们放弃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对人民的自由表达权利的尊重，那么，不久之后，我那位“新左派”朋友的断言或许要变为真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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