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三类批发部”已经“批出”去些什么？

　　看了题目，或曰：如今市场兴旺发达，各式各样的“批发部”城乡鳞次栉比，比比皆是，何止“三类” ？至于已经“批出”去些什么，除了商品，难道还能有其他什么的吗？！问的也是。倘若删去问句中的“难道”，“所问”即“所答”，勿须在下再在这里绕舌。而在下在这个题目中想说些什么，只有阅者看完以下文字，或许对其以为然表示赞同；
或许对其不以为然持有另议，那就在阅者自己了。好了！言归正题。那么，究竟有哪“三类批发部”已经“批出”去些什么呢？

　　其一曰“官帽批发部”

　　在下曾在拙文《谁正在“报销”中国？》中写道：“一些地方官帽‘黑市’交易十分猖獗，形成了庞大的‘买官卖官群’。烂掉班子，坏了摊子自不待言。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卖官，1995年底将要调离响水时，一天上午仅用2个小时就‘批发’ 102顶‘乌纱帽’”。其实，“李氏官帽批发部”只是小巫见大巫，还算不上 “佼佼者”。一则标题为《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的报道说，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正厅级）所经营的市委大院的“官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局各部委的一二把手，每个官位都有其“价码”，当然价码由马大老板掌握，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交易双方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在马德担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和市委书记的6年间，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50%以上的处级官员，即600多人加入到了买官、卖官的行列！居然创造了买官、卖官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出类拔萃”。当然，马大掌柜收获颇丰，6年间获“纯利”500多万元，外加美金2.5万。而马德在担任市委书记前曾有过一次仕途挫折，但很快官复原职，且一路高升。人们当然会想到那是马德通过买官成就了他的升迁，也从而知道了官场上的“潜规则”，为后来的卖官探熟了路径。

　　“官帽批发部” 的生意如此兴旺发达，表面看起来“批出”去的似乎只是一顶顶“官帽”。岂不知，那“批出”去的一顶顶“官帽”正是中国党政官员的奸佞谄媚和贪污腐败的滋生地。贪官为了更多地贪，便上行下效，买官者也开起了“官帽批发部”，干起了卖官的行当。这样，一爿一爿的“官帽批发部”便应运而生；
一批一批的乌纱帽便批了出去；
一批一批贪官便像韭菜似的割了一茬，下一茬还在继续“茁壮成长”。而与之相伴的奸佞谄媚也就“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当下中国种种不尽人意的世象，哪一种能与“官帽批发部”脱了干系？

　　其二曰“文凭批发部”

　　其实，这“文凭批发部”与“官帽批发部”相比也毫不逊色，其生意也颇为红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提拔官员时除去考虑“革命化”、“年经化”外，又外加“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开始重视起官员的学历、文凭来了，即升官晋级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有的地方甚至还规定了对应的标准：学士──科级；
硕士──处级；
博士──局级。于是文凭行情一时看好，空前上涨。于是，那些没有正规大学文凭者，只好去地摊购买假文凭，因而，制造假文凭的贩子满天飞。一个地方核查的结果，官员的文凭竟有20%多都是假的。

　　然而，这样买来的假文凭毕竟使购买者心里不太踏实，于是便衍生出官府与大学联手干起了文凭批发的勾当。官员需要文凭以图升迁，学校需要官员支持以解决经费困难，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于是，这“文凭批发部”也就左一家右一家地“开业”了。虽然有许多官员也许根本没到学校上过课，考过试，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但他们却都拿到了盖有正规大学印章的学位证书。不但一般正规大学如此，就是连培养党性圣地的党校也是如此。就拿海南省委党校来说，为了多收到一些学费，所办的本科学历班还大量招收插班生。在一些教学点，其插班生的人数甚至还多出了正规生。由于插班生学习时间短，教学质量自然得不到保证。学员的平均到课率很低，常常不到50%。有的班20多个人，但上课的也就七八个人。更有甚者，连一天课也没上，却照样能够毕业——其条件就是多交1万元。考试更是公开作弊。考试的门槛虽然很低，但仍不能保证人人通过。于是便出台补救办法，要么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要么在成绩单上记分时高抬贵手。总之要确保人人合格，个个过关。如此这般，你说海南省委党校的本科学历教育班能不越办越火吗？根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3年，这所党校的成人教育部共招收了6000多名学生，发出文凭数千张，行踪遍及海南全省。其实，海南党委党校办的“文凭批发部”只是社会上存在的“文凭批发部”的冰山一角。中国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党校教育系统在内，每年往外“批发”的假文凭，如若认真统计，恐怕也是一个世界“吉尼”。

　　仔细想想，“文凭批发部”已经“批出”去的只是假文凭吗？否！在笔者看来，“批出”去的不仅是“灵魂工程师”的“灵魂”的“铜臭味”的对国人心灵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污染”，更是在中华民族未来光辉前程生机上所播种下的“阿芙蓉”。

　　其三曰“穷奢批发部”

　　该“批发部”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往外“批发”官场所需要的 “乘坚策肥”、“周游列国”、“纸醉金迷”、“花天酒地”、“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等等的“极欲品”，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捷足先登”，火隆起来。其历史见证人便是流行于当时的民谚：“一盒香烟五斤油，一桌酒席一头牛，一宿房费一头猪，一次检查一车豆，一趟出国六车棉，一辆小车一幢楼。”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冶金企业联谊会，一次吃喝玩拿就挥霍公款十七万，被群众讥讽为“吃喝玩拿会”（详情见198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官话常说要“与时俱进”，而“穷奢批发部”的“生意”确实“与时俱进”，做得相当不二五眼了。如，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主题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只开了3天，花费就达 304万元，其中食宿费用91万元，接待费82万元 ，礼品费用99万元以及做假账发生的费用32万元。这次会议开成了名副其实的食宿标准高、接待规格高和礼品档次高的“三高”会议。而令人吃惊的是陆丰的“人民公仆”，竟然在“人民大厦”吃“人民”，一桌饭菜15万元，是一个农民十多年甚至毕生的血汗，是两个以上穷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是人均GDP不到4000元的陆丰市37名市民一年的收入。更有甚者，如万源市今年8月7日举办的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请来歌星宋祖英、费翔等人上台演出。其中，仅宋祖英一人独唱4首歌的税前报酬就达42万元，相当于当地农民平均年收入(2002年)的210倍。历史的经验不止一次地昭示世人，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数，如果官员穷奢极欲，那多数民众肯定要“穷困潦倒”。

　　“三类批出部”已“批出”去的“东东”已经说了不老少。那么这些已经“批出”去的“东东”，“反销”给社会的又是什么呢？以笔者看，大概是官员的腐化、公信的火化、社会的分化（千万富翁24万人，掌握财富近一万亿美元）、治安的恶化、人情的淡化……从这个层面来看，“三类批发部”已经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民众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人们的心坎上，已经“批发”出去相当多了。因此，笔者渴望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治国者是不是也议一议，如何让它们关门大吉的问题。

　　2004年9月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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