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娅：农村现代组织缔造与农村复兴

　　内容提要：本文对目前农村存在强调自治组织的民主形式而组织功能萎缩，强调家庭承包而组织化程度偏低，强调自主而组织资源贫乏等问题，通过古今中外对比，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分析，现代组织与农民观念转变等探讨，提出农村复兴亟需组织建设而不仅是组织形式，依靠组织而不仅是个体，建构业缘组织而不是其它组织，民主协商管理而不是个人专断或精英决策，认为农村复兴取决于现代组织的缔造。

　　关键词：农村组织 农村复兴 组织形态 组织形式

　　农村由传统社会的兴盛，到进入近代后的落伍，再到今天企盼复兴的努力，经历了人们对现代化发展的重新认识。然而，农村复兴能否迅速实现并不停留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农村组织的数量、规模、形态、效率和现代化，取决于对农村组织的认识。因为对于现代农村而言，组织的科学乃是科学之母，其它一切的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托克维尔，1998)

　　一、农村复兴亟需“组织形式”还是“组织”

　　实行村民自治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凭借自治的民主形式可以当然地实现农村复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自上而下地专注于村民自治的民主形式而忽视农村组织建设，以致农村组织发展滞后于农村需要的矛盾。这一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村民自治组织功能萎缩。在自治制度设计之初，决策者规定自治组织必须从事经营活动的“双层经营”模式，然而村民自治实行至今，大多数自治组织除了配合乡镇政府完成税收和计划生育等行政任务之外，未能有效地发挥作为基层组织所具有的功能，实现率领农民面向市场开展各类经济活动的初衷，而致其凝聚农民发展生产的组织功能处于萎缩状态。

　　二是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现行农村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试行企业式经营之外，绝大部分农村仍然处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营状态。而分散经营带来的问题是土地分割零碎和小农经营式投入产出，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势单力薄的个体农户无力应对市场风险；
而家庭经营又使得农民忙于自家作业，对政治参与和民主自治缺乏热情；
更为严重的是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营，导致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

　　三是农村组织资源贫乏。农村除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党组织之外，缺乏其它实体性组织，不仅缺乏率领农民发展生产、麾兵市场、建设家乡的经济组织、行业组织和互助组织，而且缺乏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组织和社会组织。

　　农村组织发展滞后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8亿多农民“散沙似的”各自在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奔波于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对4万多个乡镇基层政府；
另一方面，导致农民脱贫困难，民主政治发展迟缓，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农村公共领域发育艰难。

　　然而更重要的是，精简乡镇政府缺乏农村基础。有学者提出借鉴传统经验，撤销乡镇将政府设至县级的精简政府的主张。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设想，中国如能将4万多个乡镇政府撤销，将促成行政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重构。然而问题是，化小政府的同时如不能解决政府之所以小的社会基础——将农民组织起来，那幺2千多个县级政府（含县级市）为保持8亿多“散沙般”农民的农村稳定，将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传统农村政府设在县级，但县以下的农村并不是“散沙”一盘，而是由民间组织编织起来：社会层面有宗族组织及其精英进行治理，连结政府有乡里组织制度， 此外，更有政治儒学和科举制度以“无形组织”在发挥凝聚、动员和汲取等作用。正是巧妙地利用了民间组织及其功能，传统社会才得以在县政以下实现有序治理而绵绵延长。

　　农村组织发展滞后的状况还可以与人民公社和城市组织比较中显现。众所周知公社解体是由于缺乏从权利和利益方面对农民自主性和积极性的调动，以漠视农民财产所有权，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强制命令式进行管理，导致广大农民失去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是超大型的组织规模与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导致组织规模和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对组织功能和作用的背离与制约；
然而公社在农民普遍缺乏积极性的局面下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在于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全面的社会保障。公社建立了“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废等社员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的“五保户”制度，使劳力缺乏、经济困难的农户得以生活和安居；
其次对社员看病就医实行“大队有卫生所、公社有卫生院、县级有人民医院”（辛逸，2001）和赤脚医生看病送药到田边和农家的四级医疗卫生管理体系。这对经济困难和缺医少药的农户起了强有力的保护和屏障作用，并使公社在缺乏自主空间的环境下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相对稳定。然而，人们在剔除公社弊端的同时将“组织起来”这一社会整合的内核也一同抛弃了。

　　此外，城市发展之所以远远快于农村，现代化程度远远高于农村，也是由于城市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组织的星罗棋布使居民工作生活于各类组织提供的极其便利的服务之中。就以日常生活中每天遇到的“出行”和“吃饭”来说，就有不同的经济组织可以选择。如出行，居民可以选择由市政公司提供的街道步行，可以乘坐由公交公司提供的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还可以选择乘坐由不同出租车公司提供的随招随停的出租车服务；
吃饭，可以选择由果蔬公司提供各式新鲜时菜在家自己烹饪，可以选择外出品尝各类饮食店提供的地方小吃，还可以挑选不同档次的酒家享受美味佳肴，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组织，离不开组织提供的服务。离开了各类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城市便没有便利、发达和现代化。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正是组织所提供的一切构成了人们所称道的城市公共领域，以及人们所追求的政府与家庭之外的自主活动空间。

　　由此可见，组织的建设与组织形式的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组织形式属于管理手段和方式的范畴，虽然需要关注，但只有在组织形成之后才会发生。而组织的自身建设比组织形式建设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惟有建立农村组织，才有组织形式和形式是否民主的需要，缺乏组织不仅使组织形式失去母体而且使农村复兴难以实现。

　　二、农村复兴依靠“个体”还是“组织”

　　与忽视农村组织的认识不同，一些基层干部看到了农村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却反对将农民组织起来，他们担心农民组织起来容易聚集闹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管理。

　　固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缺乏稳定必然影响全局。然而，倘若农民不组织起来，由他们散沙般地各行其是，同样无助于农村进步，并且还会造成不仅制约农村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制约政府体制改革和城市现代化事业、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更为严重的制约。

　　农民组织起来是既有益于政府又有益于农民的双重积极效应。有益于政府方面，不仅政府的方针政策可以通过农村组织直接贯彻到农民，而且可以将农业改造和调整等工作通过组织落到实处，还可以将目前由政府出面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改造，农民进城务工流动等管理工作交由农村组织推进，以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行业的协会的学会的、营利的半营利的非营利的各种组织进行管理。以农村组织替代政府的部分职能，提供满足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精简和政府层级减少也就有了社会基础。

　　有益于农民方面，不仅组织起来有助于农民依靠组织提供信息、资源和帮助，依靠组织面对生产经营、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动不居的市场，而且有助于农民突破自身的局限和摆脱对宗族的依赖走向现代化。此外，农村组织还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广泛表达意愿的平台，通过组织实现农民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和联系。

　　至于农村组织与政府发生对立，是一种非常态的极其个别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就如城市存在众多组织，却极少出现城市组织与政府对立和冲突的道理是一致的。况且农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同感远远高于市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又远远低于市民。当然，不能绝对地说农民与政府不发生任何矛盾和冲突，从目前农村发生的若干起冲突看，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不当或行权不民主引起的，过错方往往在政府方面。对此应当着重解决政府民主行政的缺失，而不能得出农民不能组织起来的论断。一个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国家，农民组织起来不仅是不可回避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复兴依靠的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互助组织，而不应是其它纯粹的政治组织。维护农民权利可以由农民互助组织进行，也可以是自治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当前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自治组织的机制建设和功能建设，使自治组织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作用。但决不能因为自治组织功能萎缩而另行再设一个政治组织以解决矛盾。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既有矛盾，相反会使可以经济方式、社会方式或其它缓和方式解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农村大力发展经济组织和互助组织可以借鉴国外现代农村的经验。以日本农村为例，其农村组织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管理农村的自治组织，如村议会、村长及其办公机构等（项继权，1995）。日本村自治的议员、议长和村长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1）议会的职责是决定本区域内的重大事项；
制定、修改或撤销条例；
决定预算、承认决算，地方税征收；
缔结合同，检查村务管理和决议执行情况以及调查村务和选举等。村议员有权提出立法议案，法案由简单多数通过即可成为地方法规。议会每年至少召开4次，四分之一以上议员动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2）村长负有自治和行政的双重职责，除了全面负责村内管理事务、执行国家和地方其它公共团体委托事务之外，同时还受地方政府和主管大臣的指挥。村长办公机构由1名副村长、1名会计员和若干助理组成。副村长由村长提名，议会任命，每届任期4年。其职责是辅佐村长规划政务、监督各项事务处理，村长因故临时出缺时代行其职务。（3）村议会与村长之间权力制衡。由于村长拥有向议会提出立法议案，驳回议会超越其权限或违反法令和议会规则而审议的议案及违法选举甚至有权解散议会等权力，因此法律赋予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村长辞职。只要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对村长提出不信任案，除非村长提出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否则必须辞去职务。此外，村长受政府的严厉控制。虽然村是基层自治区域，但日本政府并不因此而放任不管理。相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财政、行政和立法等多层面对村长实行严密控制和监督。如在立法和处理事务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条例，否则其行为一概无效；
除了受村议会钳制，村长还受都道府县知事的监管，如果村长被认为违反法律或法令或工作不力时，各级知事可以书面形式指责并限期改正，甚至有权撤换村长。村长如不服只能向法院申诉，如果不能胜诉或不提出申诉，唯有解除职务。

　　第二类是“农业协同组合”组织（“农协”）。“农协”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组合法》以法律推动农民合作自救，以解决农村贫困化和发展近代工业所需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农协”经整改成为全国性的功能多样的农村组织（章政，1998）。“农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分布于中央、地方（都道府）和基层。在基层组织十分密集，有的几个村设一个农协，有的一个村子内就有数个组织，全国农民几乎都是它的成员。农协在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每年农协根据农民对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需要，制定采购计划，统一向生产厂家定价，防止厂家擅自提价或以伪劣商品坑农；
为农产品寻找市场和销路、代为洽谈价格、甚至代为销售等。农民只需将种子种入地里，其它的农活都可以交由“农协”完成；
（2）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和对农业的调控。农协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介组织，充当政府助手的作用，政府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
（3）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农协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及大米市场长期对国外封锁，其原因是农协在维护农民利益。

　　此外，日本农村还活跃着大量的民间互助团体。据统计，一个仅600多人的村庄，各种社团多达30多个，平均约20人左右就有一个组织。如按照年龄长幼设立的团体就有天神讲（李国庆，1999）、 青年团、壮年团、妇女部、实年会 与老人俱乐部等，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归属的团体。另外，还有办理丧事的丧葬组和负责消防联防的消防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日本农村，如有人去世，死者的家属只须负责接待亲属，其它一切事务都由丧葬组操持。消防团的作用近似中国农村的民兵组织，所不同的是消防团既负责防范犯罪活动，同时又负责防范火灾等公共安全工作。日本通过积极扶持和发展农村组织，迅速实现了战后重建和农村现代化。

　　综观国外现代化农村，无不有经济组织和互助组织在发挥服务农民的重要作用，而农民则在组织中发挥其个体的积极性。借鉴国外农村治理经验，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凝聚到组织中来，依靠农村组织、调动其规模效益，同时辅之以城市的援助，使农村复兴建立在坚实的组织基础之上。

　　三、农村复兴的组织形态：血缘的、地缘的、还是业缘的

　　农村复兴亟需组织，而组织建构须从决定其“基因”的组织形态开始。所谓组织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组织性质和结构的抽象与概括。人类组织从远古演绎至今，其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地缘→业缘→目前萌芽的网络的进化。

　　血缘组织形态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用以维护宗族秩序和宗族成员之间守望相助的组织。其特征是组织成员存在人身依附的血亲关系、辈份关系和宗法伦理关系，以及对外族的封闭与排斥。

　　地缘组织形态以属地为原则，成员之间集中居住形成一定的邻里社会关系。地缘组织将宗族管理转化为对属地人群的管理，不仅具有维护社区秩序和治理社区事务的功能，而且与地域内的其它社团有了交流和沟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局限于居住范围和宗法关系残余的影响，仍存在区域封闭性和排外性。

　　业缘组织形态以从事一定职业为纽带而形成具有专业和多元转化功能的组织，其基本特征是成员之间形成契约关系和利益关系。业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区别在于成员之间利益的实现方式：以人身依附实现其利益的是血缘组织形态，以契约方式实现利益的是业缘组织形态，因此当一些形式上仍以血缘集结而其利益实现却以契约进行的组织，表明该组织性质已经发生了由血缘而业缘的进化。同理，业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区别在于组织是否以契约关系为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果是，即是业缘组织；
如果不是，即是地缘组织；
因此当两类组织形态在同一区域内出现也是可以区分的。

　　与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相比，业缘组织虽然仍存在以“业”为轴心和以契约为生存发展的局限，但是从整体而言，无论在空间或是功能上，业缘组织体现的经济平等、法律约束和治理多元化是前两类组织形态都不具备的。

　　网络组织形态顾名思义是以电子网络为其联结的纽带。网络组织不同于前三类组织形态是以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而成，通过电子网络沟通一定人群的松散的组织形态。网络组织形态的特征一是超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空间局限，在任何有现代电讯的地方都可以实现组织联结；
二是以“事”为宗旨，有事而聚、事了则散；
三是其成员多为自愿参与，没有前三类组织严厉的制约。因而网络组织功能比前三类更强大，不仅拥有前者的组织功能而且还可以满足社会特定需要、提供特殊服务并且具有及时、快捷、专业的特色。但是，网络组织在强大的功能背后同样有其致命的弱点，如组织松散使其缺乏坚固的支撑，以“事”结合必然导致组织生存的短暂（于显阳，2001）， 建立于高新技术上的组织更受专业知识和外在硬件设备的制约，更本质的是从发展趋势看，网络组织难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形态。

　　因此，农村复兴首先应建构的是业缘组织形态，而不是血缘、地缘或其它组织形态，以业缘凝聚农民是符合农村发展需要的现代组织形态。

　　四、农村复兴的组织形式：专断的、精英的，还是民主协商的

　　农村组织建构的第二个层面是组织形式，即农村组织以何种形式和手段进行管理。具体而言，是以个人专断、精英治理、还是多数人参与的民主协商式进行管理。“个人专断”是指个人在组织中独揽大权并独断重要公共事务；
“精英治理”是指少数精英运用手中权力决断公共事务；
“民主协商”是指由多数人参与村庄事务决策。

　　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服务并服从于不同的组织形态：血缘组织在长期发展中，由民主协商向精英治理和个人专断变化；
地缘组织根据需要不同，三种形式都有存在，但主导形式是精英治理；
业缘组织同样也有三种形式，目前主要是首长决策和精英决策；
网络组织由于参与者多为自愿，因此主要是以协商方式进行管理，个人专断或精英决断难以凝聚志同道合者。

　　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组织形态是组织形式的载体，离开了组织形态，组织形式便无从谈起；
同时，组织形式是组织形态的体现和表现方式，任何组织缺乏一定的表现形式，其组织形态便无以体现；
再之，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又相互规制，组织形态落后，必然影响和制约组织形式以及组织效能的发挥；
组织形式不相适应，又将束缚和制约组织形态进步及其形成的新功能；
然而，二者相形之下，组织形态作为组织形式的载体更具“母体”约束性。

　　基于组织形态对组织形式的本质制约，农村组织建构需要关注两个维度：一是组织形态的转化和组织的业缘性，将村民自治组织从地缘组织转换为业缘组织，使其成为既能完成行政任务，又能率领农民发展生产、搏击市场，具有管理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等一专多能型组织；
同时以政府推动将农民组织起来，培育类似日本农村的“农协”组织和其它民间互助社团。二是以科学的民主方式而不是个人专断和少数精英对农村组织进行民主管理。以现代组织形态和科学组织形式两个维度的共同努力推进农村组织化。

　　五、农村复兴取决于现代组织的缔造

　　农村组织的形态、数量、规模和效率不仅是农村复兴的需要，而且也是农村复兴的标志，只有建立起现代业缘组织，以业缘组织的培育和蓬勃发展才能实现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

　　首先，发展业缘组织促进农民观念转变。农民观念的形成和变化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以家庭承包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受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影响，封闭落后的观念不易转变。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必须将经营分散、各自为政的农户动员起来，凝聚到各类业缘组织中去。（1）淡化“清官代理”意识。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形成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和体系化生产，农民在参与产业化生产和市场竞争中逐渐认识自己的价值，形成主动参与经济、参与竞争、参与管理的民主理念；
（2）改变封闭意识。业缘组织的发展促使农户之间、村与村之间结成产业的纽带，在业缘组织纽带下，打破小农经济下自我封闭的格局，使分散经营的农户形成资源上、生产上和利益上的联系和依从；
（3）告别农民意识。在业缘组织中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使农民集体观念增强，分工合作的品质不断积累，同时促使农民观念不断更新和重塑。

　　其次，发展业缘组织培养农村人才。农村长期以来为城市培养人才却没有高层次文化的流入，造成了农村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失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曾有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减缓城市就业压力而不是为改变农村人才和教育的弱势，因此缺乏有效而配套的激励措施，并造成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1999年中央有关部门曾联合发出通知，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安长，1999）。

这一举措是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首次由国家倡导的送人才下乡。然而三年过去不再有续闻。2003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把农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然而却未能涉及长期以来农村教育为城市培养人才问题的解决。可喜的是这一年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为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去，启动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中新网，2003）， 使西部贫困地区人才缺失的状况开始发生改观。然而，这一政策尚有待幅射全国乡村。然而，今年起全国高校扩招的大学毕业生将以比往年多出60-70万的人数涌入就业市场，每年将有200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择业的难关，其中有的甚至面临失业的困境。为此调整大学生就业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业缘组织中去，在推动农村发展的同时实现其人生价值。以教育反哺农村，以掌握先进文化、科学与技术的人才推动农村发展，通过人才反哺促进业缘组织的发展；
同时业缘组织的缔造与发展，有助于培养农村人才。

　　再次，发展业缘组织实现农村复兴的分步进行。通过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村业缘组织，第一步是将传统低效的农业、农村、农民向集约高效的“农业产业化”、“农村（产业）园区化”、“农民工人化推进”。所谓农业产业化是将目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业缘形式组织起来，形成集约化生产的产业群；
农村园区化是指在产业基础上，使农村社区自然形成产品的集中生产区和生产者居住区；
农民工人化是指不仅使农民的观念发生转变，而且使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因之改变。第二步是在业缘组织作用下，将初级阶段的“三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园区化、农民工人化）进一步推向高级阶段的 “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知识化”，最终实现农村复兴的理想。

　　概言之，以业缘组织凝聚农民是农村组织的现代化和村民自治载体的重新构造。惟有以业缘组织推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以业缘组织打造现代乡村公共领域，以业缘组织改造和转化农村宗族组织，使之成为改变农村的组织资源之一，并以组织化将农民凝聚在业缘组织之中，农村复兴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

　　[2] 项继权：《外国农村基层建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章政：《现代日本农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4] 李国庆：《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富士见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7] 安长：《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党建文汇》1999年第9期。

　　[6] 《中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毕业到西部立业》，“中新网”2003年6月11日，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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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托克维尔的原话是：在现代国家里，结社的科学乃是科学之母；
其它一切的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转引自[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页。

　　[②] 乡里制度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齐国，后经秦始皇发展完善，形成“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的社会纵向组织，并与政府机构衔接为中央→郡→县→乡→亭→里→什→伍→户的金字塔体系。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至清末传统社会终结，历经数千年变迁，其管理方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借助民间力量，组织民间组织的形式始终未变。

　　[③] 天神讲是每年元月2日村里为小学生举行的祭天神活动。天神是日本的学问之神，祭天神的用意在于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使天神保佑孩子们学业有成。

　　[④] 实年会是年近56-65岁之间的人群社团，他们不想与70-80岁的老人为伍，于是有了实年会组织。该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受自治区委托商议村内大事以及一些美化和绿化村落的工作。

　　[⑤] 从血缘组织演化为地缘组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原始的组织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血缘自治组织。随着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与自然灾害对农村的破坏，推动农村人口不断地由近而远、由个别而成群的流动，原先单纯的血缘组织渗入了不同程度的地缘成份，杂姓开始进入组织严密的宗族集居之地，血缘组织逐渐向血缘和地缘融合的组织形态演化，尤其那些为躲避战乱而由迁徙形成的移民集聚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地缘观念和地缘组织。尤其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地缘组织的发育改变了宗族排斥外人的陋习，增加了与属地内人群的联系和交往，比血缘组织有了明显的进步。

　　从地缘组织进化为业缘组织，则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业缘是因生产力发展将人类所从事的生产或工作划分为不同产业，又从不同产业划分为不同行业，再从不同行业中进一步以“业”划分，以此结成契约关系、利益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业缘”组织。目前我国城市里各种组织的主导形态主要是业缘组织形态。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成熟促使业缘组织对迅速而有效处理巨量信息数据有了迫切需求，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既满足了组织的需要，同时又推动了网络组织的形成。可以说，网络组织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共同结晶。相信随着信息技术和电讯技术的发展，网络组织形态将进一步发展成熟。

　　[⑥] 于显洋认为在虚拟组织中，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将这些组织成员长久固定在同一个组织之中，个人也没有必要长久地为一个组织效力。组织成员选择机会大大增加，组织数目也将大为增加，组织的结构将变得扁平化。并且在这类组织中，不仅组织本身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而且组织已经起不到将个人社会生活秩序化的作用。

　　[⑦] 然而这一行动本身却是一次全国范围的送知识、送教育、送人才到农村的壮举。

　　[⑧] 1999年中组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计划3年内选拔45000名高校毕业生赴乡镇农村锻炼2-3年，经自愿报名、学校推荐、组织人事部门审核批准，到乡镇政府、农村村委会、乡村中小学、乡村医院及乡镇企业支农、支教、支医、扶贫，毕业生享受当地同类人员工资福利待遇。

　　[⑨] 其中包括服务期间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
计算工龄；
可以专兼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学校及其它服务单位管理职务；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报考研究生、党政机关公务员适当予以加分；
表现特别优秀者推荐参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评选等。该计划设想从2003年开始，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1-2年的教育、卫生、农业技术和扶贫等志愿服务工作。这一计划得到了大学生们积极响应，短短13天时间就有4万3千多名大学毕业生报名，比原计划招募5千至6千人多出了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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