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心坎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和翦伯赞的交往（节选）

　　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是必须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令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⑼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说：“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记得中学毕业的我决定报考大学文科的时候，父亲还说：“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
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⑽。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1962 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⒂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 “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 “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 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⒃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撇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酸心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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