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受争议的发言人

　　 　　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最独特的一个，每次公开表态，均引发公众关注。任职5年来，王旭明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对批评声，王旭明几乎都公开回应，雄辩滔滔。
　　2008年2月20日，北京依然寒冷的天气，在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的国家教育部，王旭明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3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旭明办公室的电话始终响个不停，这并不影响他有耐心地回答每个提问，不管挑不挑刺，始终彬彬有礼。
　　王旭明形容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北京人，当过7年多的语文老师；做了7年记者，直至总编室主任；1998年，他进入教育部担任了5年的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他始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光看外表，他是注重仪表、方方正正的大男人，一身玄色中山装，发型一丝不苟，谈话时附加了丰富的手势与强烈的感染力，十足京派官员。
　　但似乎有一些求变的细节潜伏在他的身上，刺破他看似传统的外壳，比如，用周杰伦的《菊花台》作手机铃声；还有，接朋友电话时，他高兴地蹦出一句费翔的《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声音洪亮，唱腔不错，热情洋溢。
　　王旭明的办公室内，各种书报杂乱堆积，堂皇地占据了本不宽敞的空间；书柜上几只大小不同的旅行箱包肩负着主人远近出行的使命；地板上的那张“助学政策我成才”宣传板，红、黄、黑三色，很跳，“是啊，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时，我就把它扛在肩上，多醒目！”高个子的王旭明神采飞扬。
　　
　　发言人不应是传声筒
　　
　　记者：你如何看待公众对你的关注？
　　王旭明：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个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开始渴望接受良好教育。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教育的不满也完全可以理解。说穿了，与其说是对我的关注，更多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关注。每每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很崇高，也很欣慰。
　　记者：也有人说你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锅”。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就是所供职部门的代言人，不存在背“黑锅”、“红锅”。
　　记者：2003年你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时，感受怎样？
　　王旭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课堂，发布台就是讲台……心里紧张，完全用曾有过的老师经历来取代没有过的新闻发言人经历，就这么下来了，替代效果挺好。（笑）
　　记者：对一些谩骂或非议，你内心感受如何？
　　王旭明：我心态很好。从我第一次正式发言，到现在5年，我对网友或听众的反馈非常在意。刚开始心态不很平和，到现在不管怎样的议论，我完全以平和心态接受。赞美的，我高兴；对各种负面、否定的东西，我现在已习惯接受并分析。
　　我们国家网上筛选制度很严，但我就奇怪，怎么一些低级、下流、谩骂、污辱性的语言能长期在网络存在？对我个人造成伤害倒没什么，但对公众影响恶劣，我盼望我们网络语言更文明。反对不怕，但不能谩骂；否定不怕，但要文明。
　　记者：你提出“教育买衣论”后，有人说你是“权贵代言人”。你是否认为当初表态过于武断？
　　王旭明：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抛开其失真的一面不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看过有文章说，“王旭明有越位之嫌”，这位论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就是传达政府政策。如果从“传声筒”意义上说，我是越位了；但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我从做新闻发言人的第一天开始，就用16字作为自己的追求，我认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传达政策，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从传达政策层面讲，我觉得我这5年来没有传达错。传达政策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基本工作，但停留在这个层面远不够。如果照本宣科式，找播音员来多好，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念，又清脆、又悦耳，何必设新闻发言人？我的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没有一场是照本宣科式的。我力图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传达政策，这是我追求的。
　　第二个层面是提升理念，最多的分歧在于此。比方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评论报纸，引发许多争议。我曾动摇过：我这样越位吗？后来我专门拜访过资深传播学者，参加国外培训班时，我也向诸如联合国秘书长前发言人及布莱尔发言人等咨询过，他们的观点集中就是：新闻发言人有转变公众理念，并且由转变的这些理念指导他们新的行为的职责。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做法。在新闻发布会上或接受记者采访、撰写文章时，我力图用我的感受、理解阐释对某件事的观点，力图达到提升大众理念的作用。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文化传播者，有责任把一种先进理念及时、有效、全面、深刻地表达给公众，引发大众的观念转变。
　　新闻发言人的手段和办法绝不仅是新闻发布会，现在新闻发布会只占我工作的30％左右，更大量的工作在撰写文章、接受采访、组织活动、直接做节目、接受我俩这样面对面的采访……这些活动远比新闻发布会繁杂和丰富得多。比方我一年要接受几十位记者采访，如果算上电话咨询，一年得几百位；5年来我大概组织了近百个记者采访团到全国各地，基本上周六、周日我没休息过。
　　我这样做和新闻发布关系太密切了！我只有下去了，和老师、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官员接触，我才能切实感受到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大量鲜活、生动的事例引发我更深层思考，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能适时信手拈来。如果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的新闻发布会更多地不是停留在传达政策层面，更多地是用事例、数字、不同的人物，使每场新闻发布会尽可能立体化。
　　比如我对上海的感受是通过不断深入采访得到的，原来我认为上海就是钱多好办事，我们2007年去上海采访，原上海教委沈晓明主任谈到上海把大学生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谈到精细的制度设计资助困难学生政策等等，我颇受启发。我觉得上海人不仅有钱，还求细求实，能把事办好。
　　除新闻发布会之外，每年我们还有十几场记者见面会，把不同的采访对象请到教育部来，和记者面对面。做这项工作很累，但对提高新闻发布的质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比方说丰富情感，新闻发布会上或和记者见面会上，我有时热泪盈眶，不是我在表演，确实是某种情感打动了我，而我的情感可能又打动受众。这个互动中，情感得到升华。
　　发布会可以开得没有任何非议，但我不愿这样
　　记者：譬如网上有人说你是“清醒的冷漠”、“自我膨胀”……对类似负面评价你如何看？
　　王旭明：这样的评价我都看过，还有更火辣的，比方说“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脸皮这么厚的”，点名道姓。《南方周末》采访我时，我说我做的是新闻发布、推进政务公开的工作，做这个工作的人现在不多，中国还需要成千上万个做这项工作的人。标题是“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中国所有政府官员都应该成为政务公开的工作者，那照样就是王旭明这样的工作者，我觉得这没什么错，但有评论说“还成千上万王旭明？有一个我们就够了”。
　　如果狂妄点说，世界上任何大师，在他们工作阶段，甚至在他们生前，都遭到非议。我当然不能跟这些大师媲美，我做的是很微小的工作，但我深深感到我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和我所追求的这16字对我人生价值的体现。你可以不这么开新闻发布会，比方你可以简单说，“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请来了张三、李四、王五，请张三、李四、王五说，大家有问题吗？好，今天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
　　这样做很保险，没有任何非议，我不是不会。但这样做我不愿意，这16字目标是我内心的追求，没有什么力量比自己内心追求更强大的。自己内心有种信念，认定了要这样做，什么也阻挡不了。
　　职业人和自我总有区别，现在（我的）区别不太大。我最大的痛苦是照本宣科。
　　记者：要你“下课”的声音有很多次，你有压力吗？
　　王旭明：也有。比如某本著名杂志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当新闻发言人，我们要追究的不是王旭明的责任，是要追究王旭明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责任”。这说得很恐怖了！
　　这样的压力是有形的，有很多压力是无形的。还不包括这个工作本身的压力，比方，说什么都行、怎么说也行，但你不能说错。但人不是机器，尤其我这样的说法。我说新闻发布工作如果不照本宣科、是自己解读式的，就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记者：有没有几乎想放弃之时？
　　王旭明：有。倒不是放弃这份工作，是放弃人生。
　　我总想人生是不断升华的过程。我毕竟生活在物欲化社会，许多个人的东西强烈涌动着，当高尚的东西出现时，两者产生激烈碰撞，最后我可能倾向高尚的东西，可能就特别谴责自己曾有的卑微。这有时是种不可解的结。我认为干什么工作，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手段，如果不为谋生，我什么工作都不干，就愿在家里天天听贝多芬、莫扎特，天天看书。
　　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
　　记者：对一些批评，你并非一味沉默，而是主动还击，原因何在？
　　王旭明：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媒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体不一样，我们国家所有媒体都是国有媒体，国有媒体和私有媒体最大区别是：国有媒体应该为国说话，国家政策应成为国有媒体宣传的主流。我认为现在远不够，比方某些强势媒体拿半小时讲一个民间企业赞助困难大学生上学的故事，也不肯拿5分钟讲大学生在国家政策资助下成长的故事。
　　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国家的媒体都是国有媒体，必须以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我不希望若干时间后，我们媒体又出现，某学生自杀、因家穷上不起大学……这种极端例子有，但不代表主流，主流是国家这几年来，花了这么大力气、拿出这么多钱让大学生上学。对国家这项大政策不宣传，说浅了是冷漠；说深了是无知。
　　网上和各种媒体雨点般地对我抨击，“王旭明到处散布‘媒体无知论’”……各种谩骂都来了。针对这个，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们不能断我的一个章，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有人说我“教训媒体”，我不是教训（媒体），我认为新闻发布会是我的一个台子，我当然要利用这个台子宣传我的主张。
　　记者：你认为我们的媒体应该是“应声筒”吗？
　　王旭明：不是。我在很多场合下说过，我希望媒体批评，比如我最大的遗憾是对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在贯彻、执行中不好的地方，监督、批评得不够。我允许表扬，也允许批评，我不允许冷漠。现在恰恰媒体对这项大的政策就表现冷漠。
　　记者：你特别反对贫困大学生拿捐助者的钱？
　　王旭明：我们一方面在很多时候缺少同情，在某些方面又泛滥着廉价同情。困难大学生不等于一般弱势群体，和残疾人、和自然灾害中需救助的人不一样。我认为对困难学生捐助不应是慈善事业，而现在在某些方面成了慈善事业。
　　我认为，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核心是国家助学贷款。在发达国家，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已是惯例。我个人认为：今后应该第一，不分贫富，凡上大学的学生都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第二，凡是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学生，我们延长他的还款年限，现在是6年，我认为应延长到10年；第三，现在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是国家、学生各贴一半息，我认为将来学生10年后只还本、不还息，息全部由国家付。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不是国家福利政策，它不仅给钱，同时让学生的精神品质成长。
　　记者：但这些贫困大学生不可能干等着教育部政策下达到地方。
　　王旭明：健全国家资助困难学生体系，现在我们贫困大学生上学有四“靠”：第一，靠国家政策；第二，靠大学生自立、自强精神；第三，靠各部门全力配合，贯彻、落实好；第四，还要靠民间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资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说这四“靠”，当前情况下缺一不可；我从来没否定第四，救急嘛，比方学生从家到大学这段的路费、伙食费谁拿？很多民间企业解决了，挺好。
　　我没有受到过部里的“严厉批评”
　　记者：教育部内部对你的做法有争议吗？
　　王旭明：我的领导、同行、同事都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
　　第一，领导继续让你干这个工作，5年了，在非议中，我仍在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一种支持。
　　第二，对新闻发布工作有许多有形和无形支持，我们教育部党组10位部领导率先做节目、接受采访、撰写文章等，都是无形支持。我老说我的后台就是教育部司局长，同行给我最大支持就是政策咨询支持，我有时跟他们一谈几个小时。教育部这么大的部门、若干项政策，我需要经常学习。
　　也不排除有不理解，比方有好心人劝慰……我觉得新闻发布制度在中国只能算刚起步，远未成熟，要求大家统一思想很不现实。我应该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要想当较早吃螃蟹的人，你要承担风险。
　　记者：据说教育部部长周济每次都要将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实录过一遍。
　　王旭明：是的，周济部长对新闻发布会工作很重视，从头看到尾，甚至不断提醒我：这个地方该怎么说、那个地方转折时该注意……指导很细。批评也有，比方他说，这个地方下次要注意点。我主持了100场新闻发布会，我没有传达错政策，底线是不能把政策传达错，因此所谓（对我的）“严厉批评”还没有。
　　记者：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常请一些教育部司局级官员做客，他们是否适应面对记者？
　　王旭明：有个过程。在我们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教育部司局长们现在基本都能适应新闻发布制度的基本要求。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已连续3年对教育部司局长进行专门培训，每年培训一批司局长、每期培训一周，主讲新闻发布理论与技巧。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3年培训了百余名司局长，正司局长全部培训完。教育部司局长们从工作实践中也感到新闻发布制度对推进工作的重要性。部长们没有（培训过），但我们部长现在越来越愿意面对记者。
　　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两种工作状态，一种是你自己主持、发布；还有一种是你搭台、请别人唱戏，这100场新闻发布会里我更多的是搭台。大家看到我表面的风光，但背后是大量沟通、组织、策划、协调的繁杂工作，比方某位司局长不愿出来，我就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所有智慧和手段请他来讲，我也承认，即使想方设法，有成功的；还有大量的仍不愿讲，“钉子户”也有。
　　我感到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好政策，但还有相当多的好政策没有或有待通过媒体给老百姓说足、说透、说好。这方面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我期盼今年5月1日我国《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我也期盼我国能早日出台《信息公开法》。作为部门官员，必须把你应公开的全部公开，不公开是你的失职，今后是违法。现在信息不对称仍是主要问题。
　　记者：但很多官员习惯于“只做不说”。
　　王旭明：在中国，少说多做、不说只做，有传统。在行政上，说好了，提拔；不说，也提拔；唯独说不好，要遭殃。说，可能带来风险。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的行政方式主要是开会、传达、内部运转，一层管一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要政务公开，有个过程，是有阻力。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成熟，但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由起步一定能走向成熟。这个过程中，我愿做铺路石、做探索者，甚至做献身者。
　　记者：教育部做新闻发布工作的人手够吗？
　　王旭明：不够。但在现行体制下，我不好再有什么要求。我们现在新闻办正式工作人员4位、借调4位，就8位，再加上我。据说美国一个州长就有新闻发言人和副新闻发言人，一个州的教育部门也专门有十几个人服务新闻发言人，我们当然不好比。
　　
　　“无可奉告”是非职业化的表现
　　记者：有人评价新闻发言人可能被异化为逃避公众监督的工具，你如何看？
　　王旭明：这涉及新闻发言人的业务问题。新闻发言人应该走职业化道路。现在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式，不是职业化。说“无可奉告”或逃避都是非职业化表现。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不应成为逃避公众监督的盾牌。
　　记者：你本人是否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王旭明：目前我还没说过，但我随时做好准备，“无可奉告”是最后一道防线。新闻发言人一定要代表所供职部门的利益。
　　记者：如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如何应对？
　　王旭明：有两类：一种是我确实不知道，我会很坦率地说，“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了解，但我会及时了解，把有关情况转告你”；另一种是我知道，确实不能说，我有底线的，比方某项政策研究没成熟、或只限于内部运转、或时机不成熟等，我会非常委婉地说，“这项工作正在研究中，一旦有研究成果我会及时向你报告”，这就很宽泛了。
　　记者：你喜欢怎样的记者？
　　王旭明：我特别喜欢尖锐的记者。可能和人的性格有关，我喜欢挑战、刺激、新颖，尖锐问题就符合这几个。比较起来，国外记者更单刀直入；国内记者喜欢把问题裹杂在陈述中。我最怕的是这样的，“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记者：记者向你询问负面新闻，你如何看？
　　王旭明：职业化新闻发言人有答问技巧，当然不是有问必答、实话实说，哪些实话可以实说、哪些可以虚说、哪些可以不说，首先要有底；怎么实说、虚说、不说，又有大学问……所以新闻发言人需要培训。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应放在35岁甚至40岁后，我不赞同新闻学院又加个新闻发言人专业，新闻发言人更要有人生历练。
　　记者：你如何跟记者打交道？
　　王旭明：有很多媒体朋友不打不成交。比方“上学买衣论”是我在底下和记者谈的，意思也非网上所传，不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概括了，这就不合适；发表时说是我答人大代表质询，根本不是。但这样一个对我有所伤害的记者，后来我看了他一篇报道说，安徽有4个学生涉嫌杀人案、被冤枉入狱，关了40多天后放出来，都受到巨大打击……他说，我们对涉及孩子的事应慎重。我很感动，主动给他打电话。我们不计前嫌，重新成为朋友。另一个报纸的记者和我有很多分歧，后来这个女记者离开这家报社时专门给我送了鲜花告别。
　　这样的事很多，最后都是我和他们成了朋友。我的一个理念是和人做工作时要和人交朋友；我现在主要做媒体工作，就是要与记者交朋友。
　　希望中国新闻发言人“职业化”
　　记者：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来，你最深感触是什么？
　　王旭明：我非常感谢我曾经的经历。我真是感觉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太好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打造服务型政府，起着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作用。
　　记者：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你必须承担哪些重要职责？
　　王旭明：最重要的是了解、熟悉、研究政策，及这段时间媒体、公众的关注点。我现在最主要的渠道是读报，你看我这都是报纸。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打开网络，几大网站我都要看看；另外是看电视新闻。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种官吗？
　　王旭明：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是种特殊的官。我国习惯把行政级别套用在很多部门，这有我国的特殊背景。所谓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给新闻发言人提供制度保证，包括其职责、地位、条件保障等。最简单地说，新闻发言人可能得多几套服装。
　　现在我享受这间办公室，不是因为我是新闻发言人，是因为我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我国新闻发言人享受的是他同级别的待遇，而不是由于他是新闻发言人。我觉得将来要有所改进，新闻发言人有他独特的工作需要，不能仅靠行政级别圈定。我希望我国的新闻发言人：第一，走职业化道路，将来能有一大批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活跃在中国社会；第二，我希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制度化保证方面更健全。
　　记者：你认为中外的新闻发言人区别何在？
　　王旭明：我到过十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老把我称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我、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武和平都是他们组织的第一期培训班学员。他们三次组团出国培训，我都参加了，比如组织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学习10天，其余5天参观联合国大厦、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座谈，我觉得很有收获。
　　从这些国家较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历程看，两大特点：一是这些国家的新闻发言人绝大部分有媒体经验；另外，国外新闻发言人更职业化，他们说，美国最高级的会议有4人可以参加，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在最重要的会议上一言不发，但最重要的会议上不能没有他。我们更多的是行政级别，这个新闻发言人到了这个级别才能参加某些会、享受某些待遇等。
　　我有时也“脆弱”
　　记者：你平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王旭明：我的主业是学习政策、了解媒体，这在我的生活中是主要部分；各报的教育报道，我必看；思辨性及知识性强的文章是我的首选，比方我注意到《新京报》有个专门为去世的普通人开的专栏“逝者”，每次我都从头看到尾，感叹人生之短暂、命运之多变。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应有培养自己情趣的手段。我喜欢话剧，前几天刚看了《寇流兰大将军》，林兆华导演的，非常好；昨天你给我电话时，我正在看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各种音乐表演、交响乐会，我也非常着迷。如果问我最烦的事是什么？饭局。
　　做新闻发言人，体力要有一定支撑。我在单位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而且基本无周末；100场新闻发布会我基本都是站着，一站就两小时……这可能得益于我每周至少游一两次泳，还打乒乓球、羽毛球。我不打网球，太奢侈。有条件的话，还能跳个普通交谊舞。
　　我也特别喜欢去卡拉ＯＫ，是种放松。周杰伦唱了《菊花台》后，我就喜欢这首歌。我喜欢的歌是伤感、抒情的，比方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男人。有时我跟人去唱，特别烦时、压力特别大时，我自己一个人到ＯＫ厅唱两钟头，去嚎，嚎到动情处，有时自己也又哭又乐的，减压法。我这还不伤别人耳朵。这些对做好新闻发言人都是补充。（大笑）
　　记者：你最喜欢自己哪个角色？
　　王旭明：老师，我的梦想是做个好老师。
　　记者：你自认有何突出特质？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是架桥人，是架起政府和公众之间桥梁的人。作为架桥人，你要了解政府、媒体。我有过做记者、政府官员的经历，这种经历很难得，对一个新闻发言人太重要了。
　　我觉得我还有一定亲和力，我愿意跟所有人打交道，我喜欢所有人；我感觉很多人都愿跟我打交道。
　　记者：你自认性格中有何缺憾之处？
　　王旭明：脆弱，尤其是心灵的脆弱，外表看不出来。我是学中文的，喜欢舞文弄墨，我酷爱写诗，可能更感性，“感时花溅泪”。外在和内在很不一样，可能是个弱点。我在努力克服。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情绪性，接触我的人也感觉到了。这不好，是不成熟的表现，也应该克服。成熟是种完美，人追求成熟是个漫长过程，人生最后的完美也是壮别人生的时刻。
　　记者：你崇拜哪些人？
　　王旭明：从音乐讲，我崇拜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每当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我眼泪都能下来。文学家里我特喜欢巴金，他的“讲真话”是接近生命尾声的呼唤，足以让很多人思考一生；我特喜欢屠格涅夫，这是我的精神支柱，他的《罗亭》我上学时看的，现在搁在办公桌旁，我回头看一眼：行了，有点力量了！
　　记者：退休后你想做什么？
　　王旭明：这个问题问得早了些，但是肯定要充分享受人生。我向吴仪学习，她在国际商会上说“希望你们忘记我”。我觉得这是人生至高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
　　记者：目前你最珍惜什么？
　　王旭明：友情。
　　记者：对幸福生活，你如何定义？
　　王旭明：内心有追求并且为之执著地努力着。现在是这样。
　　记者：自己何时感觉最放松？
　　王旭明：一个人在任何地方呆着。我喜欢独处。
　　记者：目前你最想做什么？
　　王旭明：5年新闻发布工作，我确实有很多感受，就是没时间研究。我们把每年教育部新闻发布会都做了实录、出版，已连续4年。我希望把这100场新闻发布会作为100个实证，能推进中国新闻发布研究。
　　记者：对未来你如何规划？
　　王旭明：我的工作只能服从组织安排，我做新闻发言人，组织决定；我不做新闻发言人或做别的工作，都由组织决定。一切由组织安排――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很难主宰自己。
　　但我觉得无论做不做新闻发言人，我希望也坚信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越走越好，一大批成熟的新闻发言人会在日后出现，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我所期待的只是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人们当说起新闻发布制度时，能谈起曾有一位发言人王旭明，做了一些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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