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００１号调解员”

　　 　　在上海每年200多起刑事案件中，有100多起是由民事案件转化的。人民调解通过避免纠纷的激化，而防止这类纠纷演变成自杀､凶杀､重伤刑事案件，如果人民调解工作得力，那么将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大作用。散布在各个社区的人民调解员，构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做人民调解员13年，杨伯寿今年统计了一下，自己经手调解的案子，已经有2549件。在街道做调解，遇到的问题无外乎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细说起来，一地鸡毛，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公用灶间的台子谁多占了5厘米，楼上扔垃圾砸坏了楼下的雨棚，装防盗门霸去了公用部位，儿女不肯赡养老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占据了杨伯寿离休后的全部生活。
　　说是小事，但这些小矛盾､小纠纷､小争执如果不能得到即时的化解，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它们会发展到哪一步。有一些惊天大案，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呢。如果把每起案件按照当事双方两个家庭涉及到6个人来计算，2549起案件，它可能就牵扯到5000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15000多人的喜怒哀乐，具体到在社会上所影响的范围，用数字已经无法估量。
　　调解纠纷，杨伯寿要经常走家串户，他的"通行证"，就是挂在身前的一个胸牌，上书"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这个称号，杨伯寿当之无愧。
　　2007年，上海评选"平安英雄"，杨伯寿是候选人。网上投票，工作室的同事都很踊跃，倒是家里人不肯帮他这个忙。"我做这个工作，夫人有意见，儿女不支持。我们家除了我夫人，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会上网，他们都不肯给我"点"。还说不能给我"点"，评上了我更会没完没了。所以我只得了个"平安英雄"的特别提名奖。"
　　退休的时候，杨伯寿就已患上糖尿病，不过现在，他停止吃药已3年。"得糖尿病不吃药，这在全上海恐怕也是不多的。"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每天要步行3小时，旧公房没电梯，他一把年纪还总是要爬上爬下。渴了就来根本地黄瓜，每天定时吃饭。运动加食疗，竟能替代药物，杨伯寿说，这是他为社区百姓调解纠纷带来的另一个收获。
　　
　　叶落归根
　　
　　1950年，17岁的杨伯寿从上海中华会计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前身)毕业。走出校门，他一心想当兵，想抗美援朝上前线，因为是家中独子，部队不收。他跑到无锡，找到时任无锡市市长的舅舅包厚昌，希望帮忙找份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包厚昌曾任太湖地区游击队司令，后来编入粟裕的部队。
　　包厚昌交给杨伯寿一封信，让他凭此信件到上海找"陈毅军长"。1950年秋，杨伯寿来到上海汉口路93号，当时这里是上海军管会所在地，通过一位姓李的秘书，将舅舅的信件递交给了陈毅。不到半小时，秘书出来说：过去知识分子投奔革命都去延安，现在解放了，东北这个老解放区要搞经济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带上一些同学一起去东北，陈主任可以给你们写封信，让你们到东北去找高主席(高岗)。
　　4天后，李秘书交给杨伯寿一封信，抬头是"东北人民政府高主席启"，落款是"上海市军管会陈"。拿上这封信，带着另外6位男同学，每人揣着军管会发给的30块大洋。杨伯寿他们就此踏上了去东北的路程。
　　在火车上辗转7天，那一年的12月初，他们终于来到沈阳。旅途的疲惫和东北严冬肃杀恶劣的天气，让7个人从下车那一刻起就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4人当场买好火车票返回上海，杨伯寿带着另外两个同学，乘车来到沈阳北陵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见到了人称"高大麻子"的高岗。
　　第二天晚上，高岗请这3个"小南蛮子"吃饭，叮嘱他们这顿饭后，大家就各奔他乡，参加东北的社会主义建设。晚餐他们吃了大米饭，第二天的早晨是小米饭，米粒像鱼籽，一颗颗难以下咽，到了中午，端上来的就是红兮兮的高梁米饭了。可是，既然来了，无论生活条件再艰苦，自己也不能打退堂鼓。两位同伴被分去了黑龙江，杨伯寿留在了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做起了会计。
　　杨伯寿在东北这一呆，就是40多年，其间他曾给王震将军做过经济参谋，还曾担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改为省农垦总局)计委主任､引进外资办主任､规划办主任等职务。1986年，52岁的杨伯寿从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回国，便萌生了离开农垦系统的念头。3月，他随同王震到邓小平的家中，正在看电视的邓小平给他一个建议，让他留在新成立的国家土地总局担任办公厅主任。杨伯寿反复思量，还是觉得留在北京不合适，后经中央批准，杨伯寿调回上海。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找他谈话：上海的发展需要原材料。你在东北工作几十年，有经验，就去做上海驻东北的"经济大使"吧，到东北三省去，搞好关系，筹集资源。刚刚回到上海的杨伯寿，板凳还没坐热，又起身返回了东北。这一次他带着江泽民写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领导的亲笔信走马上任，做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东北三省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党政工作一肩挑起。
　　少小离家老大回。当杨伯寿正式退休回到上海，时间又过去了8年。他以为这一回，自己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又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展开。
　　
　　苦心婆心
　　
　　
　　1994年的一天，杨伯寿因为丢失了身份证，来到杨浦区延吉居委会补开证明。在填写表格时，一旁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看到了他填写的内容，对这位刚刚退下来的"老革命"发生了兴趣。他说，老杨，我们这儿正少个调解主任，我看你干正合适。杨伯寿问，调解主任是干什么的，我可一点不明白。书记说，居委会的工作，是"上管大总统，下管垃圾筒"，调解工作就是处理街道里邻里之间和居民家庭的纠纷，哪里出现矛盾，你帮着处理一下就行。杨伯寿想，自己做经济工作是驾轻就熟，现在要来做调解，心里还真是没有底。书记给他鼓劲说：不难，你做一下就知道了。
　　杨伯寿就此走马上任，这个调解主任一做就是5年。他把每个居民遇到的问题，都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对待，这个常常戴顶鸭舌帽､穿件夹克杉､身形瘦弱的老人，很快就以自己的耐心､善意和智慧，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赖和尊敬。2001年，上海开始实行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杨伯寿成为首批被聘人民调解员，也因为在人民调解这个平凡岗位上所付出的努力，成为了上海市的001号人民调解员。
　　2006年11月的一天，杨伯寿正在工作室接待居民来访，听到门外有人喧闹，就问什么事。同事告诉他，一个老先生因为家庭纠纷已经绝食4天，一定要他出面才肯谈问题。杨伯寿马上中断眼前的谈话，5分钟后就赶到老先生的家。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先生对赶来的杨伯寿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把儿子和孙女的户口马上从自己的户籍上迁出去；二是今后自己要一个人住，房子的产权将来也要归他所有。杨伯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吃饭，不解决，他坚决不吃饭。
　　听完老先生的要求，杨伯寿对他说：户口问题不归我管，它归公安局管，我可以想办法，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你也要答应一个我的要求，就是从今天中午开始先吃饭。一般人4天不吃饭，基本就挺不过去了；要是肯喝水，可以坚持15天；要是窒息，7秒钟就不行了。这些道理，你年龄比我大，比我懂得多。话已至此，老先生60多岁的大儿子，端上了一碗荷包蛋面，杨伯寿看着他一口一口吃完，才匆忙离开。他也带病在身，每天要赶在11点半吃中饭。
　　杨伯寿随后找来老先生的儿子进行协商。这个儿子说，要迁户口可以，现在是市场经济，父亲必须要补偿给他两万块钱。杨伯寿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后跟老先生商谈，现在人命关天，必须马上把儿子的户口先迁出去，于是他自己想办法先垫付了两万块钱，第二天儿子的户口就迁了出去。
　　
　　接着是孙女的户口问题。杨伯寿再到老先生床前，耐心开导：你的孙女是知青子女回沪，户口落你这里，合情､合理､合法。户口你就不要让她迁了，我想办法让她在外面租间房子，不住在你这里，行吗?其实啊，你有两间房，让她住一间，怕啥呢。孙女啊，隔代人啊，看到她你应该高兴得淌眼泪才对，怎么就恨成这副腔调呢?别的问题好商量，孩子的户口就不要让她迁了，我们上海也是有这个政策的。请你老人家网开一面，就算给我老杨一个面子，你看如何?
　　解开了老先生的第二个心结，杨伯寿让孙女跟爷爷签订了一个书面协议：户口继续放在老先生这里，今后这个公房买下来，产权只属于老先生。孙女签字认可，这起纠纷用了15天的时间，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说起这件事，杨伯寿长叹一口气：老先生之所以跟儿孙翻脸，是因为孩子们不孝顺，坑老，吃老。老先生每月900块退休工资，孩子长期住在他这里，自己有工作，却从来不肯交水电煤气费。三个孩子中，女儿说将来不要老先生的房子，从此也就对父亲的情况不闻不问。
　　"老百姓有句话，你可以放弃权利，但不能放弃义务。她要么是法盲，不懂这个道理，要么是懂的，却明知故犯。这样的问题，法院是管不到的。我经常跟老年朋友说，老年人有两项权利，坚决不能放弃，一个是住房权不能放；还有一个是钱权不能放。"杨伯寿还在社区举行座谈会，把这个经验向老年人广泛宣讲。一次有位中年妇女气急败坏跑到工作室，指着杨伯寿破口大骂，她费尽心机好容易说动母亲同意，要把房子的产权过到她的名下，听过杨伯寿一场座谈会，母亲回家就改了口，再不肯去办产权过户。杨伯寿的话，给这位母亲提了醒，也真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设身处地
　　
　　杨伯寿迄今还记得刘云耕同志到家里登门慰问时，告诉他的一个事实：在上海每年200多起刑事案件中，有100多起是由民事案件转化的。人民调解通过避免纠纷的激化，而防止这类纠纷演变成自杀､凶杀､重伤刑事案件，也防止从个案演变成群访､集访､集团性诉讼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人民调解工作得力，那么将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大作用。而调解员就是散布在各个社区中的"稳定剂"。他们构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过去调解委员会工作的范畴，主要集中在一些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2002年年初，杨浦区司法局以延吉和定海两个街道为试点，开始推行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创设出一种警民联调，即公安机关委托人民调解的工作模式。过去一些必走司法程序的轻伤害案件，现在只要当事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就可以移交到街道或镇上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如果双方经过调解达成协议并正常履行，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同时，这份协议还具有法律效力，一方反悔，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试行一段时间后成效显著，2005年杨浦区将这一工作模式覆盖到了公､检､法的全部环节。
　　2005年9月，一桩发生在两个在校学生之间的轻伤害案，由杨浦区司法局移交到杨伯寿的手中。当事双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加害人小顾听说隔壁班有人要打本班的同学，就跑到学校食堂责问那个班的班长小赵是否确有此事。两人一言不合动起手来。结果把小赵的鼻梁骨打折，还出现了明显的移位。小顾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区公安分局取保候审。
　　案件移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查科(以下简称未检科)后，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小顾是未成年人，还是在校学生，学校反映他平时一直表现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突出。未检科还给小顾做了心理测试，发现他平时有一定的自控能力，偶尔会有些冲动，而且现在已有了悔过心理。承办检察官认为，这个孩子属于初犯，悔过的态度也很诚恳，与一般的故意伤害案有明显区别。这种情况下，采用委托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许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杨伯寿所在的延吉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了人民调解庭，分别找两位当事人谈话，了解了事实，并做了笔录。12月16日就要开庭了，小赵的母亲流露出了不满。她说，事情已经过去3个月，为什么不让她跟小顾见一面，调委会是否对小顾有所偏袒?
　　杨伯寿连忙跟她解释，不让你看，只是怕见面后你们情绪控制不住，又发生了别的伤害，这是从形式上对小顾的一种保护，也是希望案子能顺利得到解决。对杨伯寿的这番解释，小赵的母亲一句也没听进去，在正式调解前她一定要见一见伤害她儿子的小顾。
　　杨伯寿只好再去做小顾的工作。他对小顾说，你年龄很小，前途很大，做了错事是因为事出偶然。现在小赵的母亲要见你，见面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都要有个好态度，第一，你要诚心诚意地向她认错；第二，你要告诉她，你不是故意的；第三，表表决心，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杨伯寿的话，这孩子听了进去。他在杨伯寿的办公室，跟小赵母亲见了面。小顾将杨伯寿叮嘱的话，一一说给了小赵母亲听。说到后来，小顾泪水盈眶，小赵母亲也泪流不已。
　　事情的结局，是小顾一次性给予小赵3万元钱的补偿，小赵也自愿放弃追究小顾的刑事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这样，一起可能会判加害人半年到一年徒刑的刑事案件，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了彻底解决。杨浦区检察院也根据有关规定，对小顾免予起诉，公安机关也做出了销案处理。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并没有与法律精神相违背，可是如果案子走入常规司法程序，小顾很有可能被判刑，这不仅对小顾的家庭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给社会增加了一个对立面。"杨伯寿说，现在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处显而易见。小顾受到刑事处罚，今后读书､就业､出国都会受到一连串的影响。现在他可以继续读书，前途也会受到干扰，跟小赵的关系，也不会结下太深的恩怨。说不定将来，两人还能交个朋友呢。"
　　杨伯寿今年75岁，如果身体允许，他想干到80岁。"退休前的43年，我是为国家服务；退休后这十多年，我是在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剩下5年里，争取再做500个案子，到80岁彻底退下来，那时候经手的案子差不多要有3000件。"杨伯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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