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寻找非主流天堂

　　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已经71岁了，露出笑容时，却每每像个羞涩的大男孩。 　　重要场合，他爱穿黑衬衫――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时髦和正式，但鞋子不一定。8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主题演讲“都市中的作家”时，他从坐在首排的记者眼前踱步上台，脚趿老旧的中式皮凉拖。炎炎夏日，里头却还夹了双蓝色尼龙袜――据说，2008年1月，他穿着凉拖到北京领奖，受寒感冒过。
　　也就在那年10月，他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这是一位追求重新启程、诗意冒险与感官迷醉的作家，致力于探索主流文明之外和隐匿其下的人性。”法国总统萨科齐致辞：“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孩子、尼斯的少年、美洲和非洲沙漠的流浪者，勒克莱齐奥是世界公民、各大洲和文化的儿子。”当年总统急不可耐发来的贺电，勒克莱齐奥本人却记不清了。他没手机，消息发到夫人热米娅的手机上，而接起电话前，相同号码已拨了5遍，当时她扫了一眼手机，告诉他：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这位来华次数最多的诺奖作家与中国结缘甚早。1967年他27岁，到香港旅行，获特许进入广州，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很乡村化，火车上都是农民”。他申请加入法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未获批准。1993年前后他第二次访华，去了上海和南京，彼时其成名作《诉讼笔录》中译本刚出版。2008年、2009年两次简短的北京之行，除了业内的小范围交流，他的“世界情怀”和“超现实”尚未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广泛认同。这已是他第5次来华，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上海书展期间，慕诺奖之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他受到最热烈的围观，17日中午，一口气签售了1200本书。
　　“作家，是一个有机会、有幸――往往也是绝望地――将人们无用的举动和思想记录下来，并且使这些举动和思想成为某种站得住脚的东西的人。”这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华师大演讲结束后，有人提问：“前不久挪威发生悲剧，欧洲的极右势力令人深思，您看到新闻时，是否觉得有责任推广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使人类生活更和谐？”勒克莱齐奥缓缓作答：“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欧洲现在确实产生了民粹主义的倾向，这和1930年代的情形相似，常表现为种族歧视。作家不是英雄，你知道，有些作家甚至会参与这些活动。至于多元文化，其实我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我父母都来自毛里求斯，那儿因为历史原因也是多元文化的地域，在这种意义上我也是个移民，因此我和其他作家建立了一个很小的‘跨文化与和平基金会’，我们能做的事很少，比如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各种语言和民族的书籍，邀请作家到毛里求斯去看一看。”
　　此次来沪，夫人热米娅随行左右。这位来自撒哈拉的女子，白衣黑裤，金耳环，玳瑁框架眼镜，神似中年杜拉斯。丈夫演讲时她一直坐在首排角落，静静聆听。演讲结束，校方邀请作家夫妇共享午宴。与勒克莱齐奥的寡言相比，热米娅开朗许多。席间上来一道历史悠久的“烧豆腐”，她立即打趣：“瞧！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两千多年前的豆腐！”谈笑间，东道主聊到上海好男人“四项原则”：不抽烟不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勒克莱齐奥腼腆地笑笑：“我也快了！只剩第四条有待努力。”热米娅哈哈大笑：“看来我不是好女人，第一条就做不到，我得抽烟！不过，我坚决跟党走！”
　　餐桌上的勒克莱齐奥，安安静静，彬彬有礼，偶有机会便轻声发问，“印度的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为什么不叫指北针？”当东道主介绍中国画的留白时他说：“其实中国的古诗也有留白，杜甫作品就有很深的哲学味。”他提及上次在京遇见范曾，座中有人指出其画作有流水线之嫌，他反应极快：“和毕加索一样！”他想了想，孩子气地笑了起来：“范曾画的人物鼻子很大，像萨科齐！”
　　服务生端上餐盘――橙汁、酸奶、红酒、绿茶……“我就喝这个吧？”勒克莱齐奥指了指桌上的纯净水。热米娅点了酸奶他又犹豫了：“是甜的？好吧，我也尝尝。”餐毕，众人举起盛满红酒的高脚杯，他满不在乎地举起刚点的那半杯乳白色液体――“干杯！”
　　筵席结束，看到门外站着几位大厨，他恭敬地走过去，一一握手致谢。
　　下午3点半，勒克莱齐奥换上浅色衬衫、运动鞋，出现在上海博物馆门口。烈日下他戴了副墨镜，加上1米9的身量，酷似好莱坞明星。站定，扬起手，他和热米娅排着队，规规矩矩接受安检。从青铜器馆到书法展区，夫妇俩的认真劲甚于国人。刚踏入青铜器馆，他就和记者交流，“二战期间，日本人从中国拿走很多这样的文物。”
　　对象形文字和书法，他情有独钟。从甲骨文橱窗边走过，他问起中国数字与笔画，并告诉记者：“我认识‘十’，就是十字架。”在清朝王澍《篆书汉尚方镜铭轴》前，他指着篆体的“子”字，好似发现了新大陆――“Duex Enfants！”（瞧！两个孩子！）
　　傍晚时分，夫妇俩决定到外滩走走，顺道去曾经下榻的和平饭店喝杯茶。二十多年前，勒克莱齐奥来过上海，念念不忘的是，“那时菜市场里还能买到刺猬”。走进早已面目全非的和平饭店，面对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服务生，他多少有些感慨，但他接着表示：不应该总沉浸在怀旧情绪中。面对城中的摩天大楼他也小声咕哝：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那个下午，他品着茉莉花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世上没有什么原始的人
　　
　　“地球圆圆的，很小很小。人们拿它到处做交易。”（《诉讼笔录》）
　　《诉讼》、《战争》、《飙车》、《革命》，触目惊心的标题，让人想到反叛的斗士，而眼前分明坐着温柔的绅士。接受出版商赠送的文房四宝时，勒克莱齐奥的答谢简单有力：“笔墨有时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上世纪60年代，二十郎当岁的勒克莱齐奥刚出道，便以先锋小说《诉讼笔录》激烈反抗现代文明，给西方社会敲响“一记警钟”（福柯语）；忆及青年时代，他向记者坦承：“那时是有点挑衅。”写下《战争》和《巨人》时他还不到三十岁，“那是个安静不下来的年龄，很多东西变了，挑起我的某种情绪，也不能说现在我没有挑衅意味，但可能会寻找另一种方式。”
　　对于《巨人》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秦始皇帝”的题词，多名中国记者表示好奇，用勒克莱齐奥的话说这多少是种“挑衅”――你不是焚书坑儒吗？那就把这本书“献”给你。“写这本书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法国知识分子整个也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当时我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和商业化世界很困惑。”
　　1967年申请来华受挫，他转而去了泰国，又因强烈谴责当地雏妓现象“干涉他国内政”，被法国政府召回，派往墨西哥服役。
　　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成为小说《弗里达传》的素材。“这不完全是一部传记，首先是弗里达与里韦拉的爱情故事，此外也是我对当时墨西哥革命的追忆。通过这部小说、这名画家，我希望自己能弄清楚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最感兴趣的是墨西哥城。那个年代，它几乎是拉丁美洲灯塔式的城市，很多人从智利、阿根廷、美国过来，因为那里发生了革命，人们夺取了政权；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艺术，比如墙上的绘画，在这里，文化不只属于小众精英，而且属于大众。未来城市，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文化要有大众的参与。”他参与了当地图书馆的建设，并在墨西哥大学研究玛雅文化与阿兹特克语中的纳瓦特尔方言。为了深入研究，他到尤卡坦半岛生活了一段时间，还翻译了玛雅神话经典《希拉姆•巴拉姆的预言》。1988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专著《墨西哥之梦，或被中断的思想》。
　　8月21日，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书与我们的世界”时，他开场便对玛雅文明致敬：“玛雅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墨西哥。虽然当时处于完全孤立中――气候恶劣，水资源和各种资源稀缺，且处于周边民族（尤其是加勒比海岛民，因他们而有‘食人族’一词）随时的威胁中，但是，灿烂的玛雅文化还是创造了代表人类知识的一切：艺术、科学和哲学。”
　　1970年代初，勒克莱齐奥又去巴拿马探索印第安文明。他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学习土著方言，一住就是4年。“这一经历改变了我的整个生命，改变了我对世界、对艺术的看法，改变了我与他人在一起的方式，改变了我走、吃、爱、睡的方式，甚至深入到我的梦中。”
　　讲座现场，当观众使用“原始”这样的词汇发问时，勒克莱齐奥抗议道：“我特别不喜欢‘原始’这个词，世上没有什么原始的人，应该说大家生活的环境不同。比如你在城市，他在乡村或丛林，但都是有公德和法律的社会。这些游牧民族或部落，尽管生活环境很差，但他们有很好的天性，非常善良好客，而城里人好像已慢慢失去这些品质，出现了某种冷漠……城市化的历史不是很悠久，真正的进程也就一百来年，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的亲人还住在农村……现在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新墨西哥城的一个地方，那里也就三十来万人，从我住的房子往下看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差不多也就是城市里的农村了。”
　　
　　启程，逃遁，回归
　　
　　“雨水沿着铁皮屋顶如溪水般流淌而下，在屋顶上如血溅一般，一股股强有力地往下流，雨水在地上奔流，顺着山丘流向大河。天地间仿佛只有这一幕，雨水落下，雨水奔流。
　　“嘈杂声中透出几声尖叫，使得樊当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孩子们在花园中，在大路上奔跑，他们黑色的身体在电光中闪亮。他们喊叫着雨水的名字：奥祖！奥祖！……”
　　8月17日下午，勒克莱齐奥在其作品朗读暨文学交流会上朗读了小说《奥尼恰》片段；巧合的是，这天清晨上海刚降下一场大雨。“雨洗得树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诗性烂漫，那双迷人的蓝眼睛，让人想起他故乡的美丽海岸。
　　1940年他生于法国尼斯，布列塔尼语里，“勒克莱齐奥”的意思是“围起来的空地”。有如宿命，还是孩子时他便远赴非洲。他的祖父辈都是毛里求斯人，这个原本的法属殖民地岛国1810年被英军征服。二战结束后7岁的他随母亲移居尼日利亚，与在那里任军医的父亲团聚。在船舱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小说《漫长的旅行》。文稿早就遗失了，但他清楚记得:“我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如今，他几乎已走遍世界：法国、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英国、墨西哥、巴拿马、美国、韩国、中国……这些“在别处”的生活，最终化为“直抵内心”的文字：《沙漠》《寻金者》《非洲人》《乌拉尼亚》《看不见的大陆》……他行踪飘忽，希求语言与思维能不受限制。
　　不过，童年时写作也是为了抵抗孤独。“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破房子里，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街区，每天放学后，我都在等小伙伴们找我出去玩，但他们从来没找过我。为了抵抗孤独，我就写一些故事，一方面可以度过这段时光，另一方面我可以把写的故事念给他们听。我不太擅长运动，我个子很高，足球踢得很差，这方面没什么天赋。但是写一个故事，可以使我得到伙伴们的喜欢。”
　　流浪孩子、蓝天、大海、高山……在《金鱼》《燃烧的心》《蒙多的故事》《流浪的星星》等作品中，人们看到孩子们纯真的视角，目光清澈而透明；《奥尼恰》中，勒克莱齐奥又以诗意笔法展读了一座城市的记忆，描述了男孩在奥尼恰城的童年。“只有孩子才懂得完全融入到宇宙之中，只有他们才能教会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所以大人必须变小，小得可以躲在一株草和一朵花的阴影下，才可以生活在阳光下，尘埃中，风中，这样的日子，一天跟一个季节一样漫长。”
　　短篇小说集《飙车》中，勒克莱齐奥描绘了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问题少年：飙车抢劫路人却惨遭车祸的少女；为见到狱中的哥哥去偷钱的小达维；不想回家却遭流氓轮奸的克丽丝蒂娜；对病中的母亲撒谎、天天逃学去海边的阿娜……每个人物都与社会格格不入，城市文明中的野蛮与孤独，使他们渴望逃到另一个世界。“这本书原名《飙车及其他社会新闻》，都是日常生活中读报积累下的素材，社会新闻是我创作的一个来源。”
　　《乌拉尼亚》寄托他的乌托邦理想：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孩子的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们从不学习书本，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人与人的关系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形式，一切都回到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与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
　　近年完成的《看不见的大陆》中他写下这样的句子：“希望有一种新的宗教，在这全新的宗教里，古老的鼓声，教堂里合唱团的颂歌声以及赤脚踩踏在大洋洲所有村庄空地上的声音全都混在一起。”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这是一个寻找天堂的人，虽然天堂并不存在。”勒克莱齐奥洋溢着人性的诗意和温情的文风、他的赤子之心，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但也有反对者讥笑他幼稚。对此，他真诚告白――在这世界上，我宁愿被人说成幼稚，也不愿意卷入世故的争斗。
　　在1969年发表的小说《逃遁之书》中，勒克莱齐奥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逃遁的意义，“我想逃遁到时间与空间之中，逃遁到意识的深处，逃遁到思想之中，逃遁到词语之中。”他曾明确表示：“逃遁，可以说是启程而去，永不回归。有的作家如兰波就达到了此种境界。可当人们留下了一本本书，我常常感觉到心中有着往回走的念头，有着重新回到启程之处或回到家乡的念头。”
　　
　　孩子的视角和女人的力量
　　
　　人物周刊：小说《革命》中，主人公走出法国看世界，把历史上几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衔接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我很想知道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与写作，那年头许多国家都在运动中飘摇。
　　勒克莱齐奥：实际上，当时我不在法国，而在墨西哥。墨西哥也处于学生运动的高潮，1968年军警在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屠杀示威学生，有很多大学生的生命消失了，非常令人震惊。后来我碰到过一些从法国“五月风暴”中走过来的人，现在他们都成了商人和有权力的人，他们的理想似乎早已消失了。
　　人物周刊：我知道差不多同时期，您和戈达尔有过一次关于电影的深入对谈，想听听您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看法。您的小说很有画面感，但好像从未见改编电影问世，为什么？
　　勒克莱齐奥：哦，我们是有过这么一次谈话。我很喜欢戈达尔第一部作品《筋疲力尽》。新浪潮电影已经过时了，那都是我20岁时看的，现在全忘掉了。电影改编作品也不是没有，《蒙多的故事》就被改编过，但不成功，没引起很大反响。
　　人物周刊：我最早读的就是您这部儿童文学作品，非常喜欢它的诗性与童趣。您早年的《诉讼笔录》较注重小说技巧和形式感，但后来的语言风格渐趋明净，且常常从孩子视角来叙事，这和您童年经历有关，还是成年后观察孩子所得？
　　勒克莱齐奥：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战争期间，童年主要跟外祖母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我父亲在非洲，那个年代，大部分男人要么上前线了，要么就成了囚犯，当时每天面对的都是女人。在我看来，孩子是女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很少能见到孩子的身影，孩子和女性一样，处于弱势地位。
　　当然这可能也和我的阅读有关系。例如我喜欢的史蒂文森、狄更斯等常常在作品中描写孩子。这是一种文学传统，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叙述一个时代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我承袭了这种叙事方式。塞林格也是如此，我很喜爱《麦田里的守望者》，它将读者吸进了一个14岁男孩的内心，看见了他所看见的。
　　人物周刊：刚才您也提到了女性，您心中的完美女性是什么样的？
　　勒克莱齐奥：（想了想）南丁格尔。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的战士死亡率很高，她主动申请担任战地护士，表现非常勇敢。当然居里夫人也很了不起。文学方面我很欣赏科莱特（法国女作家），你知道，她最开始是个跳舞的，后来从事写作。不过我最欣赏的女性是我外祖母，她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想象力极其丰富，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给我讲很多故事。
　　人物周刊：这让我想到马尔克斯，他小时候也爱听外祖母讲故事。他认为，男人以狂热鲁莽闯荡世界、推动历史，女人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真正力量，《沙漠》《流浪的星星》等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人公，您怎么看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
　　勒克莱齐奥：我相信，在一个经历巨大困难的国家里，真正的主人是女人。法国文坛就有许多非常具有力量的女性，我可以给你列举3个玛丽。第一个是新生代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她以《母猪女郎》轰动文坛；第二个是“轻骑兵”代表作家罗歇•尼米埃的女儿玛丽•尼米埃，她写过一本《沉默女王》，袒露有关她父亲令人心碎的回忆，曾赢得费米娜与梅第西两大重要文学奖；还有一个玛丽•恩迪亚耶（2009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她是塞内加尔裔作家，就像她代表作的名字，这是《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作品都非常奇特。
　　
　　我从不回头去读自己的作品
　　
　　人物周刊：那天讲座现场，您说“上海清晨的这场雨，使得树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信手拈来的浪漫诗句令在座的人惊叹，想听听您对浪漫的理解。
　　人物周刊：我也觉得那天很奇特。毕飞宇正好讲到一个故事：一场雨过后，他在地上写下他父亲的名字，这个故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好我朗诵的《奥尼恰》的片段也讲到一场雨，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巧合的东西。当然，下雨是非常浪漫的事，我们讲到水时就有浪漫的元素。比如这里的外滩，恋人们来到外滩，就是为了靠近水，确实给人以浪漫感觉。
　　人物周刊：除了这份浪漫情怀，您小说中颇具异域情调的生活、神秘的宗教气氛、渊博的地理知识等，让我想起另一位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不知您对他作何评价。
　　勒克莱齐奥：谢谢你！这对我而言可是极高的褒奖。作为人来说，夏多布里昂的一生不是很光彩，比如支持奴隶制等；但他的作品，文字很有力量，尤其是描写自然，这也是浪漫主义文学所擅长的。
　　人物周刊：《看不见的大陆》中有许多非洲土著词，法语读者阅读起来也是一种挑战，您偏好在小说中植入生僻的词语？
　　勒克莱齐奥：很难说法国读者是否真有耐心读下来，因为不存在一般法国读者，这取决于他是怎样的读者。我认为语言不应当受限，应该不断被创造，所以我会创造一些陌生词；此外，我认为词语总是能触及人的心灵，有一种电影无法创造出来的音乐感和节奏韵律。
　　人物周刊：博尔赫斯说，一首诗最终的命运，还是和读者相遇，您创作时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您对中国读者的期待，是否与对法国读者有所不同？
　　勒克莱齐奥：我写书的时候很少去考虑读者。对我来讲，写作更多是一种组合。我喜欢把各种不同的、不是我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我非常同情译者，因为我自己也做过翻译，很清楚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转译过程中会有损失。昨天我提到我读过杜甫的诗，但我读的是法文，不知中文本身是什么样子，恐怕其中也会有损失的部分。我想补充一点，一旦出版，我从不回头去读自己的作品，因为确实没时间，还有别的书要写，还有很多书要读。
　　（感谢袁筱一女士现场翻译，实习生王杨卡佳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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