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想叩门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还是收了回来。 　　这是1979年初，站在马寅初门口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58届毕业生黄安栋，他在毕业前被打成“右派”，发配至北大荒劳动3年。
　　“我当时就是想对老校长说，您的一名右派学生终于被历史宣判无罪了！我去了两次，最终都没有敲门，因为马寅初先生当时还没有彻底平反，我不忍去扰乱他老人家的平静。”
　　东总布胡同32号院里，下肢已经瘫痪的马寅初不曾知晓一个学生在门外的踯躅。
　　1961年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回到这个小院时，79岁的他还很健朗。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我平时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他们在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那个年代读到老校长的雄文，精神上的震动极大，”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黄安栋持续向北大党委申诉，“我一再申明我是被错划为右派的，‘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学校党委给我复信说，右派是不能平反的。后来甚至威胁我，再申诉，就要将信转到我所在的地方党委，以‘右倾翻案罪’论处，但我一直谨遵老校长的教诲，没有随便低头。”
　　万马齐喑的高压年代里，大量知识分子以政治话语取代学术话语，深刻反思、满心忏悔，痛失个人尊严和学术底线。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提到：“我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马寅初敢怒敢言敢坚守的知识分子气节使得他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季羡林曾说，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
　　马思泽从1953年出生起，就同祖父马寅初一起住，1961年马先生辞职归家时，他只有8岁。“爷爷每天非常平静地写作、锻炼，我们当小孩子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惟一遗憾的是当时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联欢。“往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领导人。但1958年晚会那天，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们，祖父在家里跟我们谈论过人口问题吗？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仔细回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30年间，他也许同我们的父辈谈论过，但的确从未跟我们这些第3代谈起。当年他的人口理论被批判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随后的十几年，人口问题成了禁区，再后来，等我们真正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爷爷已经年迈，无法与我们清晰地讨论问题了。”
　　年幼的他曾经从祖父书房翻出一本批判《新人口论》的油印册子，“云里雾里地看完，却百思不得其解”。无法将册子中批判的这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阳光、慈爱，为孙子们剿灭蚂蚁而恼怒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马思泽笑着为本刊记者介绍他的堂弟马大成，“他现在杭州马寅初纪念馆工作，是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当年我爷爷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起因之一就是建国后他历年回浙江嵊州老家考察，每次大成的父母都会抱着一个新出生不久的孩子出来欢迎他，着实让他吓了一大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皋埠村，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正应了老话说的“五马齐全”！
　　马寅初幼时举家迁居嵊县浦口镇，他的父亲马棣生有一手酿酒的好手艺，母亲王氏贤惠精干，家里开的“马树记”酒家生意甚是兴隆。马棣生最初想培养马寅初做账房先生，但马寅初执意要念书。在义父张江声的资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他获得官费派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资格，并和其他留学生得到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
　　马大成听族里的老人讲，马寅初要留学西洋的消息曾令举族欢欣，马家人办了几天酒，唱了几天戏，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按照老辈的说法，清末北洋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旧时的‘赐进士’，一人中举，全家风光，就连村里人也跟着横起来。光绪年间，距离我们浦口5里路的塘头溪村有个读书人中举，他们村的人到我们浦口买东西不付钱，浦口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小爷爷留洋等于给浦口人出了气。”
　　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
　　“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作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
　　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其后数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党外盟友，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开启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中国为什么穷》、《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我们应该怪什么》等演讲。
　　1946年，上海18个经济学术团体为马寅初64岁寿辰庆生，打出一面“马首是瞻”的锦旗。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爷爷的这句话传播很广，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马思泽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
　　他笑着说，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范围持续的口诛笔伐、‘右派’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他居然还会公开撰文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可见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和幽默。”
　　“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爷爷非常敬重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但在如何对待人口问题的观点上，他谢绝了周总理的劝导，选择了拒绝认错。”
　　
　　不听周恩来劝阻
　　马寅初从来就不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解放初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一边参与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一边努力学习俄文，学习马列主义。
　　1951年6月，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就职演讲中，他说：“同学们或许要听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要使诸位同学大失所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的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贯彻为任务！”
　　他号召教职员工学习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了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向前进”。
　　他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当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此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这是建国后知识分子失掉独立性的开始。当年的《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检讨》、李宝震的《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文章。
　　为了让北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过关，马寅初专门到周教授家中给他做工作。马寅初在一个台阶上跳上又跃下，对周说：“只要下决心改造，就如同这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讲政治”的表现还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不少人提出党委撤出高校的建议，马寅初在会上大声反对：“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
　　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与新政权的紧密结合，曾使得有人在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痛遭挞伐时，偷笑他“拍共产党的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热忱发自内心，那些“讲政治”的话语和行动，恰如《圣经》所说的“我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润”、“思泽”、“思东”……几乎每个孙辈的名字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景仰。
　　但他无论是治学还是参政，始终以调查和实证为凭据，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号和惟意志论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
　　“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们走得很近，为什么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马思泽坦言，“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爱说真话的个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却不迷恋高位，所以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把握。”
　　自1953年起，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访、调研，有赞有弹，从未停止过逆耳忠言的进谏。他的《新人口论》中关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的核心构想也是经过3年的实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
　　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作了发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动把发言稿收回”。
　　等待观点公开的日子里，他曾对《文汇报》驻京记者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在准备攻击毛主席的炮弹”
　　1961年初，已经“下台”的他上书中央，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惟意志论等问题坦率陈词，“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
　　1962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身份到老家嵊县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指示当地县委、县人大：“马寅初此次出京视察，是为了搜集情况，准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炮弹的，你们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发炮弹也不能让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统战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马寅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记录（作记录时不能让马老看见），于每晚11时用电话向省里汇报。”
　　余国柱时任嵊县副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商量来商量去，由我和统战部工作人员蒋文儒同志负责全程陪同，我顿时感到担子沉重。”
　　马寅初到浙江后，时任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奉命”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县，“当晚，为马老接风，我们几位副县长都作陪。席间，马老闷声不响，埋头吃饭。不知是因为长途奔波累了，还是因为马老感觉到我们心中有鬼，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马寅初休息后，余国柱等人赶紧与丁友灿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布置防范工作。
　　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约见嵊县城东科技站的技术员杨木水，这位桑蚕养殖辅导员1961年给毛泽东和马寅初分别投书，提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反对办食堂，反对大锅饭”。
　　接待组事先精心组织了人选，准备了一场以“大讲农村生产自救大好形势，批臭‘包产到户’反动理论”的座谈会，通知杨木水参加，但不给他机会发言，并且要让马寅初在座谈会上“受到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
　　没料到马寅初把杨木水单独叫到宾馆，“砰”地一声把接待组关在了门外。
　　“我和丁厅长、尹秘书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们叫来一名县医院年轻护士，命她以照顾马寅初身体为由敲门进去，不料刚进去几分钟，小护士就被打发出来。
　　余国柱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去敲门，赔笑说：“马先生，是这样，您的指示很重要，县委怕有所遗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记秘书来听候您的调遣。”
　　马寅初面露愠色，再次拒绝了接待组变相旁听的要求。他同杨木水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10天后，马寅初因病提前结束调研，余国柱等人带着忐忑的心情送他离开，经集体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个猪头、两斤板油。
　　尽管马寅初后来并没有拿出什么“攻击毛主席的炮弹”，但余国柱等人仍然遭到“阶级立场不坚定、汇报材料观点不鲜明”的批评，杨木水其后被监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狱。
　　
　　“文革”中总理指示保护马寅初
　　时年80的马寅初因风寒匆匆离开嵊县，先到杭州省立浙江医院就医，被确诊已由重感冒转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疗一个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进协和医院。这场大病使他元气大伤，愈后双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瘫痪，艰于行走，90岁时另一条腿也瘫痪了。
　　“‘文革’开始时，我12岁，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爷爷腿脚不便，我们孙辈就承担起收集信息的任务。”马思泽和姐姐马思润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报墙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
　　大字报从北大传到社会，贴到长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马寅初曾不顾腿疾，自己出门看大字报，马思泽和不到10岁的弟弟一边一个，保护着爷爷不被自行车碰到。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城里的动静变得更大了，红卫兵四处抄家，马寅初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该胡同1号的著名实业家李烛尘，建国后官居轻工业部部长，虽然本人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家里仍然遭到彻底查抄。
　　“与其等红卫兵来查抄损毁，不如自己动手处理。一天，我父亲马本初下班后，轻轻对爷爷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
　　大人收拾好了需要处理掉的书籍、信件，甚至包括马寅初先生已经写完、尚未付梓的近百万字《农书》书稿。马思泽负责把它们搬到院内的小锅炉去烧掉。“炉膛的火烧了好久，都烧完了，我摸了下暖气片，是热的。”
　　有两件物品在进炉膛之前被马思泽捞了出来：一是1941年重庆大学师生为被囚禁在贵州的马寅初庆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件是新华社当年祝寿时送的一副红绸对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爷爷从北大辞职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静。上了年纪的人，不像我们年轻人容易七情上面。烧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躺在竹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我们整理，偶尔有拿不准是否需要处理的书会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话。”多年之后，马思泽每忆往事，心里都会隐隐作痛，“爷爷当时在想什么，我无法想象。”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
　　“可能是因为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
　　马思泽至今记得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总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那是一个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后，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什么话也没说，报纸轻轻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坚决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经很少出门，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压箱子底儿了，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帮他找出来，一层一层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简直是‘塞’进轮椅里的。”
　　马思泽推着祖父在总理遗体前默哀，“他使劲儿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三下。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他坚持要走两圈。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沉默有时，发声有时
　　“文革”期间，马寅初每天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与变化。他极少发表评论，但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态度。
　　“四届人大选举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新闻公布后，爷爷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了贺信，并在当晚用挂号信寄出。”
　　“四人帮”被打倒后，95岁的马寅初高兴地在孩子们的陪护下加入了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他乘坐小车夹在滚滚的人流中缓缓前行，放下四面的车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摇动，与大家一起分享着喜悦的心情。周围游行的群众都好奇地探头往里看，并对这位不认识的老头报以会心的一笑。
　　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十分欣喜，让儿子为他代笔，向党中央写信道贺，“我高兴邓副主席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1978年底，他在报纸上看到陈云恢复工作的消息，又特嘱家人代笔写去贺信。
　　1979年夏，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启动。
　　当年7月25日，时任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登门拜访98岁的马寅初。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当年的新闻稿里这样记录：
　　会见在马老的卧室进行。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
　　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正在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中旬，北京大学邀请马寅初担任名誉校长。
　　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儿子马本初代致答辞：“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11月，《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纸风行，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加印至23万册。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从此，长达30年的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为电影技术高级工程师的马思泽如今只要看到与人口学有关的书籍都会买下来，“因为爷爷的关系，对我国的人口学状况和人口政策的变化有种天然的关注和了解的热情。”
　　“如果当初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建议，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马思泽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起他的祖父，作类似的假设。“历史不能假设。但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进程验证，才能判断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决策者要允许争鸣，不要轻易地说谁对谁错，封杀不同意见。”
　　
　　（参考资料：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彭华《马寅初全传》、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黄安栋《母校之魂----追忆马寅初校长》、余国柱口述、韩兴昌整理《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马思泽《焚书的年代》、马大成《我的小爷爷马寅初》、《谈谈马寅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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