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政治后面还有生活”

　　“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富裕”，青年时期，雅克•希拉克读到甘地所说的“社会七宗罪”，立即抄下，决心在今后的人生中时刻铭记。“作为我年轻时的偶像，圣雄甘地是对我政治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从国民议会议员，到法国总理、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巴黎市长，再到共和国总统，他大半生纵横捭阖于政坛，一路征程，交织着激进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价值观。“在他身上，当一切似乎结束时，一切在重新开始”，法国传记作家吉埃斯贝尔如许刻画希拉克的人生轨迹，“他会根据客观条件，来进行自我塑造。”
　　三十多岁已是政坛明星的希拉克曾两次参选总统失败，人们以为他无法东山再起时，1995年他却以63岁“高龄”当选总统，2002年又以不可思议的81.5%得票率成功连任。他执政期间，法国人重温了戴高乐时代的扬眉吐气，也重新经历了“五月风暴”式的巴黎骚乱。尽管已卸任总统数年，希拉克的被关注度却丝毫未减，据今年6月IFOP数据调查显示，他在法国的民意支持率仍高达75%。
　　11月中旬，以私人身份访华的希拉克现身上海，出席回忆录第一卷《步步为赢》中文版首发式。现场嘉宾显然是他精选的一个“小圈子”，即便如此，演讲与签售中，这位政坛老将也总是紧闭双唇，诚如人们所言，希拉克从不轻易谈论自己。
　　2009年底，向来行事低调、守口如瓶的希拉克出版首本回忆录，第一次坦陈自己的家族往事、冲动的青春和政治生涯发端，推出后在法国受到公众热捧，长期占据排行榜首位。书中，他甚至勇敢地披露了年少时的“轻狂秘闻”，部分经历连其夫人都表示“不愿看到”。
　　“书中提及我在1995年当选总统前担任过的各种职务，我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各种任职进行了描述。……中国读者将能更好地了解一位法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人生轨迹。”
　　热爱考古、钟情商周青铜器、能脱口而出“李白和杜甫相差11岁”的希拉克在中国早已成为传奇。1978年，任职巴黎市长的希拉克第一次参观西安秦兵马俑，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历史性赞誉使得兵马俑蜚声海外；1998年，他在爱丽舍宫接见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已故），指着《中国青铜器全集》首页图片就问：“这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爵？”令马老惊愕不已，啧啧赞叹。
　　2000年10月21日，希拉克来到江泽民的家乡扬州，参加了一次小范围的晚宴，席间有人提问：“隋朝有几个皇帝？”中方人员不假思索道：“两个，隋文帝和隋炀帝。”希拉克听后立刻回应：“不对，有3个，还有一位恭帝，在位时间很短，李渊给他当过摄政王。”
　　据希拉克回忆，“双方僵持不下，大约晚上十一点半时我们告别，凌晨两点，江主席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已经睡了――对我说：‘我回去查了下，您是对的。’”希拉克则毫不谦虚，极其自信道：“当然是对的！”
　　40年巅峰政治生涯之后，年近八十的老人依然保持着谜一般的姿态：“我不是一个爱做总结的人，我更倾向于朝前看。因此，这部回忆录并非用作怀旧，它力求传达一个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引领我的关键信息：尊重他者，坚持正义与宽容。”
　　
　　“对我来说，希拉克是过去和刚刚开始的这个世纪里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希拉克的人格是多方面的，他的知识极其渊博，尤其当话题涉及远东、亚洲和中国时。……他的兴趣主要在艺术和他周围的人身上。如果有机会接近他，就可以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法国式的自我表现激情在他那里显得非常自然。”
　　希拉克1932年11月29日出生于巴黎，父亲当时已在银行业担任要职，母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为人积极、顽强，懂得关心别人，极其善良。为了让我像她一样笃信宗教，她尽最大努力让我免受科雷兹先人们反教会主义传统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精神和肉体上给我父亲留下了伤痛，他19岁时被征入伍，曾被炮弹弹片击中胸部受伤被弃战场。或许是为了让我体会他在前线的感受，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阅读罗兰•道杰雷斯的《木十字架》一书，这是最早感动我的文学作品之一。”
　　在希拉克眼中，“父亲有种与生俱来的权威。他自信、挑剔、冷峻且坚定。会打橄榄球，高高的个子让他占尽优势。”父子间有种隐隐的等级关系，好像“儿子生来就得服从父亲”。不过，对于这个独生子，母亲极度呵护。“幼时放学，母亲总会替我准备好棒棒糖并剥去糖纸，不让我费一点力气！”小希拉克曾加入过教堂唱诗班，也在童子军呆过，当时人家就给他一个绰号――“自顾自的野牛”。
　　少年希拉克确实像个野孩子，他“受不了穿鞋”，总爱光着脚丫在山上跑。他和小伙伴打猎、偷铅管，“我们把铅熔化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做成许多打鸟用的小弹丸”，他还特别喜爱吃邻居家“抹了大蒜和滴了一点儿油的烤面包片”。
　　他并不重视学业，去中学上课让他感觉“像穿了小鞋”，因此常常逃学去博物馆，“在吉美博物馆我发现并爱上了亚洲，感受到这些辉煌文明的宏大，与之对比的则是西方对它们的种族偏见或猎奇心态。在高棉寺庙的窗楣和拱门之上，可以欣赏到优雅的天神对阵巨人；菩萨嘴角边神秘的微笑惹人遐想；注视他们祥和的面容，倾听静默中的脱俗启示。与很多游客一样，我常在悉达多王子的觉醒像前沉思，想象着他经由丝绸之路实现的佛教传播之路……当时的我是个孤独的孩子，被最古老的文化所吸引，游离于时代之外，对政治或其他时事无动于衷――吉美博物馆是一座真正的‘思想实验室’，一个关于宗教和世界文明的研究中心”。
　　
　　爱赤脚的希拉克年轻时一心只想周游世界，他在远洋轮船上当过轮机见习生，去阿尔及利亚当过兵，去美国餐馆当过洗碗工。到19岁，他还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男孩儿”。
　　“说出来也许令人吃惊：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一心一意想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很长时间内，我的愿望和梦想并不在此……后来我考上了国立行政学院。毕业时，我希望将来成为民用航空局局长或法兰西银行行长，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
　　在政治上，青年希拉克曾对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发生过兴趣，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号召书上签名，随后被带到了警察局。“我所认可的惟一信念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则。1948年1月31日，我从收音机中听到甘地被刺的消息，深受震动。
　　他一度和法国共产党走得很近，动员大众反对美国的核武器装备，甚至向父亲叫嚣――我宁可和共产党员一起生活，也不愿被一枚美国原子弹摧毁！但是，最后他选择了戴高乐主义，被乔治•蓬皮杜引入政坛后，多次受贵人提携，一路攀上政治权力的顶峰。
　　“我1967年35岁时进入政界完全是一种偶然，也是听命而为。”1962年12月起，希拉克被选派到蓬皮杜办公室工作。1966年的一天，总理召见他说：“希拉克，您得参加巴黎选区的立法选举。这样您可以更好地为我效力。”
　　“惊愕的我回答说这条路可能不适合我……但我服从他的安排，我要求不在巴黎参选，而是去科雷兹省，那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不可能！’蓬皮杜回答说：‘这个省有3个选区……那都是我们在全法国最艰难的选区……你会受尽折磨的：等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已经元气大伤、不堪一用了。’我费了不少气力才说服了他。就这样，尽管我是被动入局，但我很快就满腔激情地去迎接这一新挑战。可以说，我是在地处上科雷兹腹地的千泉高地这块气候寒冷、但民风热忱的土地上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
　　灵活的立场为希拉克带来丰厚的政治回报。在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上，他游离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指导经济之间，总能根据社会气候做出判断，左右逢源。年轻时出任农业、内政部长时，希拉克被蓬皮杜誉为“推土机”，意在没他摆不平的问题。然而，2006年呈星火燎原之势的全国性罢工示威让他喘不过气来。2007年，当意识到选民不再倾心自己时，希拉克急流勇退，画下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40年政坛生涯，有朋友也有敌手，希拉克与蓬皮杜的亲密、与德斯坦的矛盾、与密特朗的共治，以及与政坛左右两派诸将，如克勒松、巴拉迪尔、朱佩等人的恩恩怨怨，一直吸引着媒体和公众的目光。离任当天，希拉克没有表达对萨科齐参选的祝福。萨科齐曾被他一手提拔进入法国政坛，却在1995年总统大选时临阵倒戈，令两人翻脸。
　　此外官司也一直困扰着希拉克，早在2001年丑闻就差点将他拉下台。法官当时要传讯他有关市长任期内大笔个人旅行开销一事，最高法庭的力挺让他在总统任期内躲过起诉。但是，离任后失去总统司法豁免权保护伞，一连串指控纷至沓来。2009年12月，希拉克以保卫共和联盟（RPR）主席的身份受起诉，罪名是1990年10月至1994年11月将巴黎市府7个虚设职务安排给RPR常务委员，为该党“非法谋利”。据今年11月初最新消息，希拉克以“贪污公款”和“背信罪”被移交法庭，此案应于明年3月受审。
　　几经起落，无论外界毁誉变幻，希拉克夫人贝尔纳黛特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两人从巴黎政治学院时开始相恋并迈入婚姻，多年来，即便外界传出希拉克的多起绯闻，她却一直是他不变的“支点”。谈到和希拉克的婚姻，贝尔纳黛特曾表示：“我丈夫总是会回到他的中心来。我一直在警告他，拿破仑离开约瑟芬的时候，他也失去了一切。”
　　（感谢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陈楠先生对此次采访的帮助；实习记者陈竹沁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目：《希拉克回忆录：步步为赢1932-1995》、《希拉克传：爱丽舍宫的陌生人》、《希拉克传1986-2006》、《心声――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访谈录》）
　　
　　
　　
　　对话希拉克
　　
　　人物周刊：介绍一下您离任至今的生活？您如何安排时间和精力？
　　希拉克：当我离开爱丽舍宫时，我告诉大家将以“另一种方式服务”。现在我全身心投入希拉克基金会的工作中。我2008年发起的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件现代的、有活力的工具，延续着我的终生奋斗目标：争取尊重、宽容与和平。为了保障明天更持久的和平，我们努力创造更好的条件：首要任务是帮助贫困地区获取水源和医药保障；反对森林乱伐和沙漠化问题，而保护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化也是一项核心工作。今年，我们在非洲，更确切地说是在科托努，呼吁反对假药。这项呼吁由多位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的支持。此外，基金会还致力于预防争端，并设立了国际“防止冲突奖”。上周在巴黎，该奖授予赫达尔•普拉希米（Lakhdar Brahimi），表彰他在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行动，同时还授予了马里奥•基罗（Mario Giro），表彰他和圣艾智德团体在调停国际冲突数次谈判进程中所作的贡献。
　　此外，我还在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中占据席位，对于这项任务，我也是尽心竭力。我还与国外一些协会、非政府组织、机构、机关保持紧密联系。上周，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我非常愉快并荣幸地会见了胡锦涛主席。
　　人物周刊：作为戴高乐的嫡传领导人，请谈谈您个人对戴高乐主义的认识。
　　希拉克：我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戴高乐将军的继承人，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一直以来，我始终延续着这种带有明显法国特色的政治路线，即戴高乐主义路线。戴高乐主义不是一种教条，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拥有或绝对失去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要理解努力、一致、团结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拒绝灰心丧气、因循守旧和逆来顺受；要争取开辟新途径。超越分歧、超越政党。但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法国需要向世界传达一种独特的声音，这表现为尊重权利、崇尚人道主义、奉行多边主义。这些原则塑造了戴高乐主义所有的现代性特质。国际社会对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充满了期待。若干年前，在就伊拉克问题表明法国的立场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谈谈您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交往及您个人对他的评价？
　　希拉克：弗朗索瓦•密特朗始终是一位政治对手，我曾和他斗争过。然而，我一直敬重并欣赏他，我始终对他怀有一种面对自己尊重的对手时产生的敬佩感。1980年我跟密特朗初次见面，双方都显得彬彬有礼，神态放松，但没涉及实质问题，目的只在于相互了解，审视一番，希望能找到共同点。我知道密特朗钟情非洲，但我不知道他也对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感兴趣，在得知我对中国历史着迷时，他一脸惊诧。我们就中国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从交谈中我发觉密特朗比别人说的更机智细腻，比我想象的更博学。
　　人物周刊：2002年初爱丽舍宫新年团拜会上，您和一位中国记者曾有私下交流，您认为在的多极世界中，中国将占据未来世界第一的位置，请说说您的这一判断。
　　希拉克：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其他民族的强势崛起，是今天世界无法回避的主题。这导致美国、欧洲和亚洲之间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我们的世界因此向多极化发展。当然完全没有必要对此感到害怕。这意味着相互适应。我一直认为在世界大家庭中联合新兴力量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从1996年起，我积极推动俄罗斯加入G7最终变成G8。此外，2004年，我邀请中国、巴西和印度到埃维昂（瑞士），现在我们已经成为G20，我为这种变化感到高兴。今天中国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应当与其保持信任、友好的关系。
　　（特别感谢马振骋先生对此文翻译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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