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我永远是一个业余导演

　　“阅读障碍患者”的改编方式 　　 　　人物周刊:这次演张牧之是不是特别过瘾? 恕我直言,作为演员,好些年你没演过什么精彩的角色了。 　　姜文:你说得对,特别对!但是这怎么办呢?我看我怎么说啊?我得跟葛老(葛优)学一下,别伤到别人:第一不能伤到其他导演,第二不能伤到记者,第三不能伤到自己。
　　人物周刊:第四,你也不能违背了你的本意,你也不要跟我说假话。
　　姜文:这是张牧之向汤师爷学习。我刚开始学,学得不像。(笑)我得说,有一种演员必须得有分量重的角色给他,他的齿轮才能带动得上。换句话说,有种演员的能量,如果超过了角色的能量,演得就没意思了。张牧之是可以让我调动起来的角色。你看白兰度吧,也演过很烂的戏,但《教父》他演得好,教父是能让他发动起来,够一定的重量。像这样的演员,就该演主角吧,演重中之重的戏。(大笑)这逼得我又吹牛了。
　　人物周刊:张牧之这个角色你是怎么琢磨的?
　　姜文:我确实占了一很大便宜。我是最早剧本的写作者,也是坚持从头写到尾的一个编剧,所以我用了更长时间来不断接近这个角色。另外就是我作为又编又导又演的身份,我是要负责和担当的,这负责和担当本身就为我演张牧之,做了一个最难得的生活体验。就像德尼罗演出租司机开半年车,演拳击手就学半年拳。
　　人物周刊:这个角色的展现方式有点像剥洋葱,他的身份、经历,包括在政治上民主、公平的理念,一层层剥到最后。摸索剧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人物不会这么丰满吧?
　　姜文:当然。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是原小说里有根据的,但他的身世、他的细腻,是编剧们长期打磨的结果。
　　人物周刊:我觉得你的改编,基本上都是原小说给你个由头,给你一个场景,一个时代、氛围,一个气味。你改编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东西,《阳光灿烂》跟《动物凶猛》那么接近,但也不是同一个东西。
　　姜文:因为我有一个……他们说是一种疾病吧,阅读错乱。也是阅读障碍,比如说人家明明写着“如花似玉”,我能读成“似玉如花”。一边读一边脑子里就……
　　人物周刊:重组。
　　姜文:对!其实我当时读着《动物凶猛》的时候,我读出来就是《阳光灿烂》这么一电影,我没改,(笑)我觉得我从精神上最忠实原著了。我就读一遍,放那儿了,然后我开始写剧本。把我读这个小说的印象,和我对拍电影的愿望很自然写成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有点不一样,但确实给读成这样了。
　　我们有个文学编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的片子全是改自小说,但很多人没看过原小说,别说马识途的这个,就算最早改编王朔的,尤凤伟的,叶弥的,好多人也没看过,等他们把原小说看了,发现完全不一样!说我是“丧心病狂的改编”。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改得面目全非,只是你想把它翻译成一个电影,是视听的东西,那所谓忠实原作就非常值得怀疑,人家不是为电影写的,它在文字上是好东西,但你没法把它变成影像。最早我改《阳光灿烂》,王朔有段描写特好,男孩进了米兰家,感受到米兰的照片和模样充满了整个世界,这你没法儿表现啊!我就设计了个望远镜,望远镜一拉,米兰充满视野。怎么把思维变成行为,是从小说改编成剧本的重要环节。电影说到底是行动。
　　人物周刊:这次电影台词节奏特别快,全是短句,听说很多是拍片现场的即兴发挥,估计上映之后就会成为流传的口头语。
　　姜文:我拍的片子都有这特点,台词有意思,会被传来传去。但你说“即兴”这事不太准确,这样的台词即兴不了,这样的台词其实是处心积虑的。(笑)一年多时间改剧本,前后6个编剧,就是为了让看上去或者听上去舒服一些。节奏感强也是我固有的特点,我受不了慢的东西。
　　人物周刊:这个剧本是什么打动了你?
　　姜文:其实不存在大家想象的、大量的剧本送过来。可能美国有,人家吸引了那么多全球人才,哈利•波特家庭妇女都能写,美国每年有几万个剧本产生,咱们这儿没那么多剧本,更没有那么多的好剧本,反正我没碰上过,拿来就能拍的剧本,没有!
　　人物周刊:听说两年里你们的剧本改过五十多稿。
　　姜文:从决定改编这个小说,我每天都在写剧本,复杂漫长的时间……我不愿用痛苦来形容创作,因为那有点撒娇,这快乐大于痛苦,要不然你就不干了。我记得的都是快乐。我只做一件事,把不对的拿掉,把不想要的拿掉,留下的那就是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当时改完特别快乐?
　　姜文:无数次。小说我只看了一遍,小说前面写的特逗,乱七八糟的人都蹦出来,去买官当县长,有点像《鬼子来了》开头,“麻袋”进来了,怎么办呢?咱怎么把这开头弄得又简洁又有意思?这开头特别吸引我,我就欲罢不能。
　　
　　电影就是请客吃饭
　　
　　人物周刊:我们是从《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发现冯小刚是个好演员的。
　　姜文:(笑)直接说谢谢我不就完了嘛!冯小刚是个非常好的演员,人家牙不整齐?把牙弄整齐很容易的一件事儿,烤瓷嘛。那天他给我配音,他说你真会把人忽悠起这么高的热情。我说因为你确实是个好演员,将来观众会说你演得好。那将来多演点儿?我说行啊,将来弄一戏你来主演,咱俩说定了。我甚至觉得他的片子近几年能够得逞,很多方面是因为他是个好演员,他的台词、他掌握的节奏是在点儿上的。
　　他在《阳光灿烂》里演的胡老师特别好。多少年了,我们还学他从厕所出去的那句台词,“这是谁干的!”(笑)他演戏很认真,也享受。拍《北京人在纽约》那会儿我就发现他是能演戏的人,比他做导演可能还要出色。他现在是误入歧途了,他是看到票房了,以为他就干导演了。他要做了好演员,恐怕演员队伍就要重新排序。他得干回来,赶紧悬崖勒马,做个好演员还来得及。
　　人物周刊:三大影帝的群戏,要考虑平衡三个主角之间的戏份吗?
　　姜文:不考虑!这不是正经人应该想的事儿。(笑)我当然愿意用好演员,赶巧这几个好演员也是名演员。但名演员不一定是好演员,很多有名的是烂演员。好演员是不会争戏份的,这儿不该有我,大哥你千万别让我坐这儿。那会让人耻笑!得让大家看一个完美的故事,里头有姜文有葛优有周润发有廖凡……他们一起组合了一个乐队,该谁吹谁吹,该谁唱谁唱。你不能说我多唱两口,那算您独唱音乐会,不带这么聊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中间你最难以控制的环节是什么?
　　姜文:没有。都能控制。这不是费劲的事儿,只不过搭功夫就是了。你要想偷懒,就找个借口说难以控制。搭功夫就会让很多人跑了。我每次干活,开始5个人跟着,干着干着,哎走了两个,成仨了。
　　人物周刊:这状态跟张牧之很像啊,到最后兄弟都走了。
　　姜文:跟着我,好玩,但不轻松!对我来说,就是所谓意志的胜利,拍电影嘛,能有多大事儿?再长两年也就结束了。我这次非常感动,以葛优为首、以廖凡为辅的一批人居然一直呆在组里,有戏也在,没戏也在。这让我想起当年在戏剧学院,我排完了看人家怎么排,包括我最早拍电影时那个状态。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演员们)变成了没事儿就查档期,拍一半了说我现在得走,嗖飞走了,嗖飞回了,这太庸俗了!我拍电影跟请次客似的,这饭、菜一道道上,他妈的这里吃一口那里吃一口,这饭还怎么吃啊?不讲究!
　　这次我拍了4个半月,葛优开拍前就来了,呆足起码5个月,老婆也带去了朋友也带去了,搅他的事也带去了,健身房也带去了,状态特好。他们知道老姜要拍一个讲究的东西,不是一个可以拿各种借口来让他短平快的人。
　　人物周刊:发哥呢?
　　姜文:发哥也是出奇的在那儿,还带着老婆,还吃着火锅(剧中台词)。我想说的就是,我一直坚信观众。我不愿意说的是,我和观众累着呢!我也是观众,我就是想看一高级东西,电影属于吃喝玩乐里的“乐”。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就求一个质量。不能说那么破一电影,你也让我看,我可以不看吧。社会在这方面有强烈要求,正好也合我的心愿,我愿意给他们弄一高级片子来看,高级片子要照顾眼睛,台词没废话,服装挺讲究,摄影挺讲究,剧本挺讲究,演员也挺讲究,同样价钱,我干嘛不拍一讲究点儿的呀?
　　人物周刊: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普遍看不到什么太讲究的东西。
　　姜文:糙的东西多,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楼都着火了,人都烧死了,多他妈糙啊!糙成这样是不能允许的了。我觉得啊无论什么时代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抵制糙的东西。打着任何旗号都不可以劣质,那么多老人他妈的被烧死,我看着非常愤怒!那就是质量问题!
　　
　　你拼着命拍,他们就拼着命看
　　
　　人物周刊:电影完成到现在这个程度,除了技术上没完成的部分,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姜文: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都说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但对我来说不遗憾。在中国,可能我为某一部电影搭的时间是最多的。两年多的改编,一年多的拍摄,这么长时间的后期。他们说老姜你干嘛呢?你干嘛追求那么完美,我说我没追求完美,对我来说7成而已。有这样的7成吗?其实就是尽量消灭遗憾,我不打算留下本来可以消灭的遗憾。
　　人物周刊:如果满分是10分,你给《子弹》打几分?
　　姜文:9成9,总得留点余地。
　　人物周刊:看过《太阳》再看《子弹》,会觉得你在回归传统叙事,是刻意为之?
　　姜文:入乡随俗嘛。拍的是电影的事儿,随电影的俗嘛。
　　人物周刊:但是你上次就没肯随俗。
　　姜文:电影你不能拍成一样啊,一样就没意思了。《太阳》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自豪,在它最不应该产生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电影。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姜文:中国在那个时代,拜金主义,追求票房,没人在电影里追求艺术性。我想过50年、100年,人们会想,这电影是在那个时代拍的?就像《小城之春》,完全不像一个1948年拍的片子。“那时居然有人花这么多钱拍一个《太阳》,了不起!”将来一定有人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以后会高产一点吗?
　　姜文:可以啊!(笑)如果你愿意,我就这么做!
　　人物周刊:你总说自己是业余导演,可这两年你开始密集拍戏了,还会说自己业余吗?
　　姜文:导演都应该是业余的,我希望导演都是业余的,就像作家一样。除了演员、摄影那些技术活必须是专业的。法国人有段时间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导演必须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强烈的冲动,你要把它变一个手艺活,一个工种,对观众来说很可悲。他拿0.2%的精力把这事给你办了,然后他在旁边吃喝玩乐当大款,你在这傻B似的看着,我觉得不公平。你说卡梅隆专业吗?花12年只拍一电影,公司指望他就死了。谁知道《阿凡达》能卖钱?不知道啊!这投资是很大的风险。
　　人物周刊:但这在制度上没办法推广,卡梅隆可以这么干,换成别的导演就饿死了。
　　姜文:对。
　　人物周刊:你姜文可以这样干吗?
　　姜文:那人家卡梅隆第一有才华,第二他敢赌。他确实拿出身上不止0.2%给你耍,起码他拿出80%跟你在耍,除了正常生活起居,人家全身心在跟你耍。所以观众去追捧,你拼着命来拍,我们也拼着命看。可你说你把这当生意做,然后大概齐,凉拌一下,来吧,你这就没意思了。观众头几年可能糊涂一下,嘻嘻哈哈就过去了,过两年,我操大哥您这里边有什么啊?您这里边没什么啊!我凭什么来看你啊?!是不是?我坚信观众是很聪明的,观众是要求高质量的,你不能糊弄我啊!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我们观望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导演,总觉得他们中不少陷入了创造力的衰竭,你有吗?
　　姜文:没有。太没有了!电影的门槛比较低,你很多东西还装不进去,稍微装多了点就成《太阳》了。(笑)你必须尊重电影门槛低这么一个现实,跟小说、戏剧、诗歌完全不一样。不是说电影有高低之分,而是说它必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所以很多东西往里装就有点困难。我准备将来老了,混混饭,写写书,作作曲,这些电影里没地儿放啊。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创造力了,那您就歇着,我们缺您也不少。对广大观众来说,我们就要看好东西,至于是谁的东西,不重要!万一您拍了几个好片儿,我们可以怀念您,但您没必要非得在这儿一直晃悠。这种悲剧是导演本人的悲剧,大伙儿大不了哄着您就完了呗。但是我觉得,从世界电影史来看,我们是想看到一个一个的好电影,并不是说非得看黑泽明同志到了500岁在拍片,没必要。
　　人物周刊:所以你如果将来真有这一天,你就收手不干了?
　　姜文:我可不愿在那儿老黄瓜刷绿漆。(笑)我他妈犯不着,没必要。我写写字儿去,我写写书去,我能写不错的小说。
　　
　　无中生有是导演的胜利
　　
　　人物周刊:年龄给你的作品带来什么改变?
　　姜文:肯定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像每个人一样,一点儿不特殊。
　　人物周刊:《太阳》和《子弹》里都有很多死亡,但对死亡的态度截然变了,《太阳》里死亡是很轻松、偶然、随意的事情,《子弹》里的死亡却惨烈、绝对,刀刀见血。是你的死亡观改变了吗?
　　姜文:你说得对,非常对,这两个是不同的片子,但同时都是姜文拍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死亡更尊重生活的本质,《让子弹飞》里的死亡更尊重电影的本质。
　　人物周刊:你拍了4部电影,讲了4个不同的时代,是刻意为之?
　　姜文:其实大同小异,时代跟时代之间,没那么大区别……你看那些字帖,卖几亿,唐代聊的那些事儿也平常,说“我有点儿笋,我靠!好吃!异常的好吃!得空过来尝尝。”这帖基本就是个便条、短信,这几位大哥的短信留下了,是吧,怀素也好,张旭的也好,苏东坡王羲之同志这一封封的短信,你一看有什么本质区别啊,一样!
　　人物周刊:问题是今天的短信留不下来,短信太多了,已经爆炸了!
　　姜文:也不一定,没准有个什么样的办法就留下了。我的意思是,它可以刷成唐代色儿、刷成宋代色儿、刷民国色儿,但我不觉得人有什么本质变化,不然古诗就读不懂了,对不对?
　　人物周刊:人性是一以贯之的。
　　姜文:强调不同当然是年轻人的特权,“我们这一代不同了”,但你会迅速发现,没什么不同!(笑)你可以作为个体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但是如果你仗着我是某一代人,我就妄言我不同了,很可悲,迅速个人的优势就不在了。多少年来我在一个集体里都是最小的,我4岁上小学,17岁上中戏,突然一天,你发现,哎,我身边这帮孩子才多大啊?比我小20岁!这他妈怎么回事儿啊?迅速就变老了?我现在找比我大的,人家干不动活儿了,问他怕苦怕累吗,他说“不怕苦不怕累,可我五十多了,你不能还让我当副导演。”想想也是。
　　人物周刊:张牧之回头一看,后面没兄弟了。
　　姜文:(笑)找点儿新兄弟呗!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找到了红卫兵嘛,新兄弟就来了嘛。这是我对文革的理解啊。(笑)很简单,老哥们都太累了。
　　人物周刊:没革命激情了?
　　姜文:也不能说没激情,人家拖家带口,孙子都有了,腿脚不利索了。
　　人物周刊:电影里面最后英雄赢了的落寞,是这种心态写照吗?
　　姜文:一个能干的男人,在赢的那一瞬间,往往会有失落。尤其是最爱的女人,回头找找:嘿,怎么走了?……张牧之忙忙叨叨忘了另一件事,兄弟们下手了。(笑)往往是这样。大哥太忙,小弟把事办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里老有火车和枪,很阳刚,好像有雄性崇拜的意味。如果弗洛伊德来了,肯定能对这个影象的频繁出现做出一连串解读。
　　姜文:我每个电影里都有火车,除了《鬼子来了》是没法儿有,我就弄了个军舰在那儿。我特喜欢一个特别大的、钢铁锻造的东西在那儿呼呼乱走。小时候我父亲老不跟我在一块,部队一年回来一次,去送他、接他,有很深的印象:(坦克或者火车)特别重的一东西,过的时候别的声音都听不见,地板站台上乱抖,哗,倒腾,过了,又走了。它是特别自在的东西……
　　人物周刊:上部戏《太阳》的结尾就是火车嘛,直接就开到这部戏里来了。
　　姜文:应该把它剪一块儿。老火车好看!现在的火车没动静了。我确实是想创造一个样子,不一定是一个过去的真实状态,但一定不是眼前的、没有经过修理的真实。这也是人为什么要创作、要导电影,很重要就是无中生有,凭空创造一个世界,这就是导演的胜利。
　　人物周刊:张默那场剖腹戏太狠了,太暴力了,这恐怕是你的电影里流血最多的一部。
　　姜文:不是暴力,那叫强烈。(笑)不出血他也强烈,《阳光》没怎么出血,《鬼子来了》只开了3枪,一样强烈。我是学戏剧的,剧本的底子、戏剧的构成,对我来说是拿手的,也是我迷恋的东西。我不是学摄影的,不是学录音的,我是学戏剧的,戏剧是电影本体里最大的一块,其他都可以叫技术。从技术方面改行当导演的,在最结实的地方最容易出问题――外装修不错,但里头容易着火。
　　 (实习记者陈竹沁、沙春利、张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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