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对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性的新思考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危险的重大忧患。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然而为什么现在可以说更重要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个忧患。对此，应当有所着急：不是为日本人，而是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障碍是历史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说，要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一个是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我们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须集中应对巨大、复杂甚至往往艰难的美国问题，当然并不指要与美国在总体上对抗或冲突，也不是说仅仅或主要为了对付美国而争取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要集中应对棘手的台湾问题。此外，朝鲜半岛问题（当前首先是朝鲜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将分散相当大一部分精力。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尚未较好解决，以后很可能还会由此出事，但是从最重要的目标出发，我们要坚韧地执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对日政策，奉行战略集中原则，更好地实施我国的大战略。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宿怨？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暂时殊难突破"瓶颈"而现实的战略问题急需正视和讨论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真正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世界上不少事情的解决需要大历史条件，它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创造、促进和积累。等到中国将来真正强大了，在国际上既有威望又有办法，并且在日本公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甚或很好的解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中苏（俄）关系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从沙皇，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国间的宿怨很多很多，如果沉溺于历史宿怨，就可以天天吵架骂对方。但是从邓小平以来，通过两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俄关系现在发展良好。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能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对于往昔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在中国的重大外交成就当中，有不少首先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不忘记过去受侵略受侮辱的历史，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自己。不能说过去的敌人一定就是现在的敌人，或者一定就是将来的敌人。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坚持"以史为鉴"的同时，不能让对过去的全部记忆代替对现今的观察和对未来的构想，不能让它们遮盖或者混淆当前的战略目的和方向。除了中国的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逐渐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外，有多少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大致搁置的？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八年抗战结束，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要振兴，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强国，以便除了其他基本目的外，使中国在世界和东亚任何可能的未来变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而且留给我们尽可能有利地应对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除了大力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在刚才讲的双重变化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
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稳定化和可控化，同时争取减小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我们应该有讲求实际的外交和战略，而且对任何国家都应该讲求实际。外交和战略一般不可能追求完美，有时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增长及其使命的扩展问题上，乃至在对日关系的大多数敏感问题上，我们该说的话必须说，但同时要注意分寸，该做的事必须做，但同时要讲求实效。一般而言，现实和负责任的治国方略有一条常理性的准则，那就是被较长时间实践证明无效的事情坚决不再去做，经过同样方式证明无效的方针坚决予以调整。对日本的国内政治右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和日本在其中军事作用的增长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同时持有足够的战略警觉，将立足点放在加速建设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战略性应对上。

　　现在看起来比较难办的事情主要是历史问题与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的政府、研究界和对公众的思想舆论有影响的人们，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要善于理解、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近年来的对外事务公众舆论史反复证明，公众也在学习，也会改变一部分不正确的想法，在政府有决心采取正确的政策、并且敢于和善于引导舆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要带领公众向前看--从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出发向前看，这是对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未来负责。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要以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我战略警戒和台湾问题为战略中心，只争朝夕地加速我国军队的全面的现代化建设。

　　胡锦涛主席关于"放眼长远，筹谋大局"的主张非常正确，在中日关系的方向构建上具有根本意义。他说，中日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肩负重要的责任，两国领导人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处理中日关系，这就是筹谋大局。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放眼长远，筹谋大局？首先应该有以战略关系为框架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带有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论这思维是旧还是新。要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体系以"友好"为本的情感式外交框架，重新思考以坚持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能够令中国满意的全面和深刻反省作为建设中日政治关系之根本前提的设想，改而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现在不少日本人强调中国威胁论，害怕我们的国防现代化；
我们许多人也担心他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复活，还有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和导弹防御系统等等问题。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和应对，同现在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极难实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更紧迫、更重要。应当以中日战略关系为中心，通过战略对话、战略协商甚至某些战略性协作，争取双方向着和平与共同富强的目标前进，而且享有各自适当的国际地位。

　　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不是无条件的。有一条必须作为保留，那就是除非日本政府从它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严重地大倒退。如果发生这种大倒退，那么一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考虑，尽管现在这种可能性还不大。这应当是我们的一条"底线"：既是现在对待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底线，也是对待整个中日关系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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