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为什么会有农民工？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达而文明的国家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自然蕴涵任何一个合法性政府都要有一系列确保公民自由追求幸福权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对公民自由追求幸福权利的粗暴剥夺和人为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这种人为造成的极富中国特色的不伦不类的尴尬词汇，是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人为扭曲的一系列僵化不变的制度安排的畸形产物。所谓农民工，就是拥有农民身份的工人。所谓农民身份，就是农民一出生就被二元户籍制度终身界定的农民户口。农民工汇聚的民工潮，是中国大陆农民对改革开放前高度凝固化的人为歧视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英勇反叛和抗争，是对画地为牢的静态的濒临死亡边缘的贫困生活方式的彻底否定和批判，是对与生俱有的真诚向往美好生活的内在渴求的核能式释放。但令人关注的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至今未能跳出二元社会结构这只如来佛手掌的农民工，日夜忍受旧制度锁链的沉重、无奈和伤痛所构成的现代化奇景，能否唤醒国人的人文关怀和对制度变革的诉求？

　　农民工是新时代的弄潮儿，却是旧制度的遗腹子。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城乡隔离之墙的裂缝。向往自由、追求幸福新生活的亿万农民如潮水般地冲出“关押”他们多年的农村，奔向城市这片自由广阔的天空，含辛茹苦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就开始在神州大地上翻滚涌起，进入90年代，民工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各大中小城镇打工谋生。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大海中真正的弄潮儿，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默默地流血流汗，为中国大陆GDP的持续增长铺就了坚实的阶梯，树立了无言的丰碑。但是，这些数以亿计的中国大陆农民工，每个人身上都被人为地系上一条旧制度的锁链，它清晰地烙印着作为旧制度遗腹子的鲜明标记。纵观古今中外，在一个制度健全、社会健康的正常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有农民工这样人为的制度怪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必然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的城市产业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和市民的主要来源。按理说，当农民实现职业和身份的自然转换后，就不再是农民，也不再有什么农民工这样的身份“骑墙派”。英国工业革命时，由农民为主力组成的产业工人不叫农民工；
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由农民为主力组成的产业工人也不叫农民工。但在当今中国大陆就不行，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正常流动，由农民组成的产业工人不叫工人，却叫农民工。其实农民工就是工人，他们与城镇国有企业的工人一样，都是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应该完全享受作为工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是，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为制造了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农民虽然在新的形势下实现了职业和身份的转换，但僵化的旧制度没有相应地改变，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依旧是农民，他们的名称就是由打工仔、打工妹组成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凸现了旧制度的违宪性和不道德性。宪法是人们共同反对专制主义的产物，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实行宪政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政治文明成果。在中国大陆，虽然也依照国际惯例颁布了宪法，但始终难以行宪政。1954年《宪法》就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可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却通过明显违宪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剥夺了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从此，中国大陆的农民就被人为地系上了户籍的锁链艰难地徘徊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二元户籍制度相适应，一系列违背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纷纷出笼，农民的宪法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宪法是公民的庇护神，没有宪法有效庇护的公民，必然惨遭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万般蹂躏。时至今日，计划经济被抛弃了，市场经济发展了，执政党也公开宣称实行法治，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系列违宪的旧制度却没有彻底废除，相反，一些剥夺农民宪法权利的旧制度仍在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农民工之所以成为毫无法律保障的农民工的制度根源。现行的二元性制度安排，既是严重违宪的，也是极不道德的。它使家庭观念极强的中国农民，经受着父母分离、夫妻分离、母子分离的痛苦煎熬，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社会道德问题。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二元社会结构中被消解得荡然无存。

　　中国大陆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农民进城打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有利于缩小庞大的农民阶层，壮大社会中间阶层，完全符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总趋势。但旧制度却人为地对社会各阶层的边界进行封锁，致使各社会阶层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合理地流动，尤其是农民阶层因为人为的制度性篱笆的障碍，不能顺利地通过制度化的管道实现正常的流动和身份转换，这就使得本来已经是工人阶层的农民工，却被僵化不变的旧制度无情地阻挡在大中城市、工人阶层和现代文明之外。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敏锐地看出了国人的硬伤：“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着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15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这种教条思想和僵化习性似乎仍然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21世纪的今天，要使农民工只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历史概念而不再是一个现时代的概念，那么，废除阻碍发展的旧制度就不可避免。

　　2003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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