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苏苏　从不叫她们是妓女_老挝妓女价格

　　 　　廖苏苏,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导。1997年在海南某镇租房建立“妇女健康活动中心”，开展路边店小姐防艾健康干预，以减少她们怀孕、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机率，是中国“小姐健康干预”的先行者。
　　
　　50岁的廖苏苏说话像打枪，走路像行军，不太看得出年龄。书卷气的清秀脸孔，素面朝天，头发是最简单的男式短发，眼睛很漂亮。廖苏苏的父亲是古典文学专家，受家庭熏陶，廖苏苏自幼爱好文学，但是她的学生时代尽赶上“插队、劳动、闹革命”，连小学都没有像样地念完，初中去挖防空洞，高中念了两年又下乡当起了赤脚医生，就此走上了跟父辈完全不同的路。
　　
　　F镇
　　
　　1980年代末，研究生毕业的廖苏苏怀揣艾芜的《南行记》，登上了去云南的火车。在云南，她参加了瑞丽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者调查。
　　后来，联合国WHO的一位官员找到了她。说从公共卫生观点来看，海南的性产业发达，是性传播疾病的高危地，但还没有人去做现场调查。问廖苏苏是否愿意去。
　　当时国内性工作者的健康干预领域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廖苏苏思忖再三，答应了。“我觉得很难。”
　　她选择了海南省一个叫F镇的地方开展调查。F镇是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离海口不远，一条公路穿镇而过，公路两边开着数十家“饭店”。三三两两地看到年轻姑娘，穿着吊带裙，坐在桃红色的塑料靠椅上，聊天或者搓麻将，等待着即将上门的生意。在海岛扑面而来的热风里，传达着欲望，当地人管这种饭店叫“路边店”，它们在经营饭菜的同时提供性服务，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女孩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其中部分是少数民族的姑娘。未婚的居多，有的甚至是处女来靠‘开红’挣一笔嫁妆钱的。我是个个人道德观念很传统的人，但我决不会因为我的保守，而认为别人不可以有她的生活方式。”
　　廖苏苏在当地卫生系统挑选了几位工作人员作为助手，并在路边店最集中的公路上租了一间民房，“协和医科大学妇女健康活动中心”就此成立。不少路边店的老板娘和小姐们老是问她们“你们到底做什么生意呀？”
　　
　　碰壁
　　
　　伫立在路边店中的“妇女健康活动中心”，处境一直是微妙而尴尬的，压力几乎无处不在。当地的官员虽然对“中心”开了绿灯，但是总担心消息传扬出去破坏当地的形象。廖苏苏许诺，不在任何场合透露F镇的真实名称，不在调查报告中提供任何线索。她恪守这一承诺。她更是保护那些性工作者们的隐私与尊严，她从来不记录她们的真实姓名，不给她们拍摄正面照片，也不带记者到当地去采访。凤凰卫视曾经找到她，想以跟拍的形式记录她的工作，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个镜头跟在我身后走。”
　　路边店的老板娘们更是对廖苏苏怀有戒心，廖通过调查发现，有66%～80%的女孩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会得性病，大多数人甚至不知安全套为何物，这些没有多少社会阅历和生活常识的小姑娘，所有性知识的来源就是有经验的伙伴或者老板娘，对自己缺乏起码的保护能力，甚至得了宫外孕都懵懂无知。老板娘怕姑娘们知道得太多以后不肯接客，宁可让她们永远保持无知的状态，“我就是不让她们懂，让她们闭着眼睛做。”不少老板娘极力阻挠中心工作人员接近“小姐”，不让她们上门，甚至当面撕毁她们发放的调查问卷。
　　女孩子们对廖苏苏的“中心”也是半信半疑，“还有这样的好事，免费给我们上课？老板娘说你们现在讲得好听，不要钱，以后就要跟我们收钱的。要不，你们就是记者，拿我们的故事去写文章！”工作人员跟她们讲无防护的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她们根本不爱听。“那个病是外国人的事，跟我们有啥关系？”曾经有位“小姐”经常去中心跟工作人员咨询和聊天，后来却不肯再去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老去你们那里，别人都怀疑我：难道你得病了吗？”
　　
　　健美操
　　
　　有个“小姐”给廖苏苏出主意，“你们这里生意不好，干脆改教健美操好了，我们整天坐着，都发胖了。”廖苏苏灵机一动。
　　F镇没有人会跳健美操，她四处打听，得知县城有一位小学老师有此专长，就专门聘请来免费教“小姐”们跳操。老板娘们以为“中心”改弦更张了，都很高兴，健美操活动室开放的那天，不少老板娘还带着小姐上门道贺、捧场，恭祝开张之喜。
　　
　　廖苏苏发现，大多数“小姐”有着“从良”的设想，她们中很多人打算等赚够了钱，就回老家结婚、生孩子。她试探着问她们，“如果对方发现你不是处女，怎么办？”
　　小姐们倒是大都懂得应对，“就说我在地里劳动时不小心弄伤的。”
　　廖苏苏又问，“那如果你不能生孩子呢？”
　　“那肯定结不了婚，结了婚也长不了。”
　　从此，中心的工作人员宣传知识的时候再也不把吓人的“艾滋”挂在嘴边了，她们告诉这些女孩子，性传播疾病不及时防治，往往会导致绝育，一下子就引起了姑娘们的关心。
　　健美操的灵感推而广之，中心工作人员开始运用各种各样新鲜有趣的形式传播知识，有奖竞猜、知识测验、歌唱比赛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受到了小姐们的欢迎，“这几家店的姑娘一个队，那几家店的姑娘分成另一队，彼此竞赛，直到我离开那里，活动还在继续搞。”
　　廖苏苏还专门为女孩子们订做发放过一种“生殖系统围裙”。就把各个器官的位置印在围裙上，围裙往姑娘们身上一套，哪儿对着哪儿，看图说话，直观明了。
　　妇女健康中心里定期播放录像，举行讲座，发放宣传小册子和安全套，并设专人答复咨询，妇女健康中心逐渐取得了女孩子们的信任，不少小姐跟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她们管廖苏苏叫“大姐”，除了身体上的不适，心灵的、情感的困惑，也乐于跟“大姐”们交流。
　　 “她们是跟你我一样的人，所有女孩子的梦想与情感，她们都不缺少。”廖说，“她们也向往白马王子，在荒凉和孤独的环境中渴望有个情感的寄托，她们甚至比普通人更钟情、更害羞。”
　　
　　心灵的重担
　　
　　小姐们上午要睡觉，傍晚以后要上班，只有最热的中午和下午，可以接受工作人员的出访。写工作日记、出访记录，甚至洗衣、买菜、做饭，都是工作人员自己解决，她们吃住在中心，长期不能跟家人团聚。
　　廖苏苏兼做中心的领导、财会、秘书、翻译、项目报告员、打字员。海南气候潮湿，喷墨打印机放不住，每次坐飞机，廖苏苏扛一台手提电脑，一台打印机，还要拿自己的一个衣物箱子。
　　她最大的负担，来自心灵的道德拷问。
　　她接触过的许多“小姐”，都是被老板或老板娘从家乡以打工为名骗出来强迫卖淫的。廖苏苏有的时候甚至要跟老板娘合作，取得老板娘的信任，才能顺利地开展她的健康干预。她常问自己，“你怎么跟坏人合作起来了？”廖苏苏更担忧的是，长期与社会阴暗面接触，会对她手下的工作人员，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时固定在中心工作的，有四位女性，两个已婚的中年人，两个未婚的青年人。这两个中年人的丈夫都是当地的机关干部，而光临‘路边店’的，有较大一部分就是机关里的官员，她们出访路边店的时候，一不留神竟会碰到熟人。而那两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青年人，她们在工作中看到的几乎所有男性都是嫖客，这会不会给她们的一生笼罩上心理阴影？”
　　一位中年的工作人员，出访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廖苏苏说，谁也不要去劝，哭就让她哭个痛快。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在访谈日记里写出了自己的无助感：“我跟她讲几句卫生知识有什么用，能救她出火坑吗？”
　　廖苏苏跟工作人员定下两条规则：一，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许直接面对嫖客，看见有人上门，就赶快躲起来。二，工作之余不谈工作。廖苏苏自己，除了丈夫，连她父母都不清楚她到底在做什么。回家就是回家，工作闭口不提。
　　她说，“我手下所有工作人员都哭过，惟独我没有，不是不想哭，是我不能哭。”
　　有一个梦廖苏苏至今记忆清晰，梦中，她的头发渐次褪色，片刻间白发苍苍。
　　
　　播种发芽
　　
　　1998年，廖苏苏对性工作者的健康干预范围拓宽到了Y镇，在这里，她看到了性产业的成长速度。取代路边店的是许多的发廊、按摩院。本来还要借着吃饭遮掩一下的性交易，变得更加直接、快捷。
　　针对当地的情况，廖苏苏想到了跟私人诊所合作，“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可能长期住在这儿，所以要借助社区资源。我想，宣传也要从男性入手，而且这个源头更容易控制，因为男性有病是必须要看的，不像女性有病会长期不表现症状。”
　　在Y镇，廖苏苏先后发放了20000本宣传小册子，8000个安全套，为近百人做免费咨询，性安全观念的种子，播了下去。
　　廖苏苏还想尽办法带工作人员去泰国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在她的影响和培训下，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始成长为性健康干预的中坚力量。原先F镇的妇女活动中心，在廖苏苏离开以后，依然正常运作。
　　“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工作人员，她们有不少是从底层出来的，特别懂得如何跟底层的人交流，有很多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说，她们能说出口。她们甚至会去专门学一些黎族的语言，甚至是很脏的话，来跟少数民族的姑娘们说性的事情。”
　　无助感依然存在，公共卫生不是一个迅速见效的领域，一位外国的专家告诉廖苏苏，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tinker（修锅匠、修补）。“我意识到，做公共卫生，尤其需要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心，一点点去修补，你可能不会一下子改变一个很大的事情。”
　　
　　女人廖苏苏
　　
　　为人女，为人师，为人妻，为人母，这个过程中，廖苏苏感激很多人。
　　文化大革命时，廖苏苏一下子就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家里被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
　　在北京郊区插队当赤脚医生时，廖苏苏常给隔壁一个皮铺老太太打针，皮匠死后，老太太一人寡居，无儿无女，尤其疼爱和关照廖苏苏，她看管公社的菜园子，知道廖苏苏嗜食辣椒，不敢到菜园子里摘，就偷偷摇小辣椒树，把落在地上的辣椒捡了给廖苏苏送过来。廖苏苏常听人说，“皮铺老太太原先是窑姐儿”，她一辈子不能生养，就是那时落下了毛病。这个老太太，是廖苏苏一生所遇见的第一位性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多多少少改变了廖苏苏对“好女人”、“坏女人”的固定看法。
　　25岁时恢复高考，按照当年的规定，她的年龄恰好大了一个月，眼瞅着连高考资格也没有，这时，协和医科大学的一位领导说了一句话：人家都努力了这么久了，她想考就让她考吧！“要是医院刁难我一下，我也进不了大学。”
　　廖苏苏的女儿一出生，哭的嗓门特别大，医生护士都笑了，“这嗓子，将来是歌唱家的料儿”。廖苏苏一琢磨，给女儿起了个名，“白歌”。自己常年跑海南，孩子没人管，一次公公做手术，丈夫回去照顾，女儿一个人在家里，小学老师问 她：白歌，你衣服怎么这么脏啊？女儿说，我爸妈都不在，都出差了。老师实在看不下去：快脱下来，让老师给洗洗。
　　女儿上初中，就被送到学校住校，孩子挺懂事，不抱怨，就是常问她，“妈，你怎么老出差呀？”
　　现在女儿要高考了，廖苏苏推掉所有周末的活动，为的是多照顾女儿。
　　廖苏苏在学校是出名的严师，她带的博士，不容易考，也不容易过。“学生都知道我严厉，不过，他们也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容易心软。”
　　“我有很多爱好，爱旅游，也想学学照相，就是没有时间去照。还买过许多小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医院工作拿30来块钱的工资，都在王府井买了小说。我还有很多邮票，都压在箱子里。在国外拍的许多照片也都没整理。还有毛主席像章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攒的……要捡起这些业余爱好，等退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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