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我的任务是走快半步_陈可辛

　　陈可辛对于华语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导演，更在于他是一个全产业链的思索者和行动者。这个勤奋的小个子除了自己执导，还频繁出任监制和制片、参与产业未来布局，他的努力，为中国电影产业制度的透明和健康提供了范本，这使得他在华语影坛的位置显得尤为独特和难以取代
　　
　　如果不是此生还未过半，年龄不达标，陈可辛完全有资格获得华语电影的终身成就奖。不算新片《武侠》，截止到《十月围城》，“陈可辛制造”的电影已经在各种电影奖项中获得231次提名，更不可思议地拿到146座奖杯。多少香港电影人视捧回一座“金像奖杯”为终生荣耀，但记在陈可辛名下的“金像奖”竟然多达几十座！
　　这个49岁的中年电影人从记事起就在父亲陈铜民执导的片场看热闹，11岁时在电影里客串，如此算来，从业已近四十年。
　　他的电影人生是一场高密度的旅程。在美国读完电影课程后，回香港正式入行的第一部戏是为吴宇森的《英雄无泪》当监制，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是大牌云集的《双城故事》，曾志伟、梁朝伟、谭咏麟、张学友等都来捧场，连跟陈可辛并不熟悉的张曼玉也来了。这部戏让曾志伟成了当年的金像影帝，并被香港导演协会评为最佳故事。那一年，陈可辛才27岁――他似乎生来就是导演，即使在他的早期电影里，也很难看出习作气息，他一出手就展现出成熟影人的素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想清楚了自己是怎样的人。”
　　
　　两极分化的《武侠》
　　
　　今年的《武侠》大概让陈可辛颇感意外。这个擅长讲故事以及擅长分析商业逻辑的导演一向相信，一个故事有一千种讲法，总有一种讲法是大家都能接受和理解的。作为导演，最悲催的事情，莫过于观众指责电影不好看，导演板着脸跳出来鄙夷观众没看懂。反观陈可辛过往的作品，无论惊悚、爱情，还是社会、同性恋题材，都能让大家普遍叫好，惟有《武侠》两极分化、莫衷一是，喜欢的人高度评价，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
　　可能是《武侠》这个标题起坏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关于武侠片早有一个固定标本，而陈可辛的武侠，显然不是“标配”：从头到尾，只有3场打戏，其余大量情节，都安排在呈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即使是这3场打戏，也没有飞来飞去的炫技式打斗和快意恩仇的江湖情怀，几乎每场戏都是不想打、不愿打而不得不打，打得犹犹豫豫，难下痛手。并不擅长武术场面的陈可辛更多地采用了CSI式的科学派镜头，钻进人的体内，用医学、物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告诉你，这一拳打断了哪根血管，或震动了哪条神经，他试图用“一部讲道理的武侠片”的另类方式，来向以往所有那些主流武侠经典致敬，也许是走快了半步，当然会有人不买账。
　　虽然许多人以为，模仿是最高的致敬，但有时候，反叛也是最高的致敬。陈可辛的童年时代，正是香港电影功夫片的黄金时代，张彻的《独臂刀》一直是陈心目中的经典。在一张难得一见的老照片上，十岁左右的陈可辛和甄子丹正手舞木刀模仿王羽“独臂大侠”的身手，这成了《武侠》最初的情感记忆。
　　“我爸生在一个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导演不拍武打戏就不要拍戏了，那时候李小龙正火……我幸运一点，觉得还不需要拍武打片，所以一直没拍。”即使陈可辛广受好评的《投名状》，还有人说不是动作片，而是战争片。
　　
　　票房及格线
　　
　　早在90年代初期，陈可辛已经缔造了一系列票房奇迹。2005年，预见到中国内地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和急速扩大的观众群，陈可辛携歌舞大片《如果爱》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用“歌舞”这个超越政治和社会文化隔阂的类型片打出一张试探性的牌。《如果爱》全部于内地取景，共获得29个奖项。之后，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和监制的《门徒》都成票房翘楚。其中《投名状》在中国本土就创造了2.2亿人民币票房，亚洲累计票房达4000万美元，并赢得8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和3项台湾金马奖。
　　2009年，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仅在中国内地即取得3亿票房，亚洲票房累计达5000万美元，又将8座金像奖收入囊中，在中国导演的“票房亿元俱乐部”中，陈可辛可算是“最有价值的电影人”。
　　 《武侠》的成绩单也许会让他微微失望。据说这部投资1.2亿的电影在内地的票房是1.5亿，刚过及格线，更让他失望的也许是电影甫一上演，就出现了“错票门”和盗版。
　　“我做过《十月围城》，心里很明白怎样去赢得更多的票房，但我觉得导演拍电影不应该只为票房停留，这样电影就不会进步了。不管观众怎么看，媒体怎么看，影评人怎么看，我觉得自己在导演的层面上是有进步的。《武侠》这部电影对我有一个意义，这六七年来在大陆合拍、合资，终于找到两样东西：第一，我有了一部很有市场价值的戏，这个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第二，我终于找到一个对别人不一定是最公平，但对我最有利的融资模式。”
　　
　　导演之外
　　
　　他的野心当然不止于此，因为他早已定位了自己的身份，不仅仅是导演，还是制片人、监制，换言之，他是电影生意人。在2009年他的电影工作室正式移师内地的时候，他脑中已经有了未来若干年发展华语电影产业的战略蓝图，并列出了一个极度密集的拍片计划：未来3至5年内，投资拍摄15部电影，“其中大概有4部投资1亿以上的大片，四五部3000万到5000万的中片，然后再做一些小成本的电影。”他的时间表是用4到5年时间完整产业结构，扶持培育新导演，“你不培育新导演，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大导演，根本做不下去。这几年中国电影在海外销售并不乐观，外输片种单一，只有魔幻古装大片。我不想让国际电影社会认为中国电影发展至今，仍然只有一个片种而已。”
　　他是来大陆拍戏最彻底的香港导演，他的团队、工作室、投资伙伴全都本土化了，这种谨慎的前瞻，来自于在好莱坞电影产业中的浸淫和观察。1998年，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导自己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情书》时，陈可辛已经意识到，跨国界、跨文化资源共享的产业联盟是未来之路。两年后，他成立Applause Pictures，致力于推动高品质的泛亚洲合拍片，旗下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见鬼》、《三更》、《金鸡》、《春田花花同学会》，由他创立的泛亚洲合拍片模式，被誉为亚洲电影商业典范。
　　陈可辛对于华语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导演，还在于他是一个全产业链的思索者和行动者，“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透明了，电影的控制权渐渐从导演手中剥离，电影变成工业控制。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化非常快，是香港从未有过的快，全世界都少见。商业性是香港人血液里的东西，但内地电影人没有这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后天习得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搞创作的不仅要迎合观众，更重要的是要比观众走得稍微提前半步。”
　　这是一个自嘲“口水多过茶”的导演，因为话痨，他是最受记者欢迎的采访对象，什么样的题目丢给他，总有话说，而且，他永远不会对着记者说磕磕巴巴的粤港普通话，如果要给香港导演们开设国语补习班，陈可辛有资格去当教员。
　　“我尽量讲好普通话，就是希望北京人不要当我是外人，那样我才能懂得你们的人文。也许我一辈子也拍不出冯小刚那样京味的电影，但起码我要能懂。”导演只有首先在语言文化上没有隔膜，才能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痛点在那里，他这种坦率而滔滔不绝的风格让他在内地影业圈子里交朋友、找投资都充满了便利。“很多香港人来北京还是要先找茶餐厅、吃叉烧饭，但我不需要。我从小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从来不怕冒险，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时很自然。所以我不明白那些说要回来拍戏、却还坐在香港等项目的导演是怎么想的，你把内地当塞外，怎么可能跟观众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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