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学启蒙老师|启蒙老师是什么意思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教授是我走上史学道路的启蒙老师。 　　杨宽,1914年生，上海青浦人。1919年秋入读家乡的鹤溪小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鹤溪小学这样的新式小学堂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常识、音乐、图画、体操，到高级小学加设英文课程。初级小学国文课是白话文，高级小学的国文课改读文言文。杨宽从小重视文言文写作，根底扎实，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都用文言文写成。这在他们一代受新式教育的学者中并不多见。1938年初,杨宽大学毕业不久就在《古史辨》上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长达340页，用文言文写成。当时多数学术论文已用白话文写作，以至许多人以为是位老先生所作，没想到作者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时名动史坛，被顾颉刚认作古史辨学派的后起之秀。
　　杨宽教授一生从事古史和神话研究，对先秦史、神话学史、文物考古及中国古代科技史尤有研究，可谓著作等身。这得益于他早年在苏州中学所受的教育。苏州中学前身是清代紫阳书院，书院传统常会延揽著名学者讲学。杨宽就读苏州中学时，校长是留美学生、做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汪懋祖；老师有国学大师钱穆、语言学家吕淑湘和历史学家杨人?。章太炎、胡适、顾颉刚、张其昀、欧阳予倩等一代名师都曾来作学术演讲。这在今天不要说中学，连名牌大学都是难以企望的。
　　杨宽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他在吕思勉指导下从事战国史研究。一部《战国史》被公认为此领域的扛鼎之作，迄今无出其右者。杨宽治史最大的特点是打通文史哲，由博返约,兼及中西, 阅读范围之广，学术规模之宽阔，让人折服。这对我后来的治学风格影响甚巨。
　　杨宽在解放前后都长期担任过上海博物馆馆长，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以及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国作出贡献。1953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一度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世纪70年代中叶，我从苏北农村回城，进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师资培训班。原先培训对象是高中生，因我所在的农场高中生人数不足，我这个未上完初中的知青也被选上。班上的同学都是原上海重点高中的学生。看到他们侃侃而谈各种学问，我自愧不如，于是就如饥似渴地读书。那时读书涉猎极广，但主要兴趣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毕业后去一所中学教书，教了两年语文，因为没人教历史课，我就自告奋勇转了行，兴趣也就转到了中国古代史领域。先是在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史”，书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编撰方法却是现代教科书的体裁。我想，钻研此书既学了历史，又可以提升自己文言文的程度。所谓钻研，就不再是一般地阅读，而是从头到尾抄一遍。此时，听说杨宽教授在复旦大学讲授战国史。我托友人搞到一张旁听证。整整两年，每星期去旁听两个半天的课，从教书的中学来回骑3个小时的自行车。后来在那里还旁听了徐连达的隋唐史和樊树志的明史。正式听课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的，对专业并无兴趣。反而是我这个旁听生经常缠住杨先生请教各种问题，后来又开始通信请益，就此成为他的及门弟子。
　　杨先生劝我不必花死功夫去抄写，还说研究先秦史必须有点考古学基础。先生自己十分重视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他的著作《西周史》引用的考古资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一批西汉竹简，杨先生在1979年对《战国史》作了第一次重大修订，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许多重要结论。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杨宽教授研究发现了帛书中《战国纵横家书》的重大史料价值。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但历史短暂，遗留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杨先生高度重视这批考古资料,撰写《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为秦代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以往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泾渭分明，杨宽教授可说是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先行者。遵照杨先生的指导，我就放弃了抄书，开始通读《资治通鉴》，并拜在上海博物馆一位孙老先生的门下学考古和文物鉴定。后来我运用敦煌和吐鲁蕃文书籍账等考古资料研究唐代家族制度也是受到杨先生的影响。
　　1984年，杨宽教授因遭家变，被迫赴美国定居。这反而使他有了一个宁静的环境潜心学问，连续出版了许多著作，并留下一部呕心沥血写成的自传。杨先生出国后,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后来自己也云游四海，保存下来的那一沓杨先生的珍贵书信也遗失了，颇为可惜。
　　2005年9月1日，杨宽教授以92岁高龄在美国迈阿密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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