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写作是意外收获 海岩作品

　　“酒店管理和写作，这种角色转换会不会困难?” 　　“上午吃西餐，下午吃中餐，你会觉得为难吗?” 　　1998年，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我们是大公司，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训练了好久，都想有好表现，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
　　1980年代，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海岩已经当了处长，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
　　
　　“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
　　
　　“我是百工里面的匠才。”海岩说，“写小说也好，做警察也好，打篮球也好，游泳，装修，干一行爱一行。过去我们是海军航空兵，我是地勤，修理电机，复员回来还做过汽车修理工。”
　　“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15年。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
　　“当时不光财务，我还管人事、销售和客房、餐厅，还有综合服务、市场部……总经理是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美国人走了，上海锦江来管，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冲突，天天像吵架一样。”
　　“比方说，一个客房里面，卫生间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关上，还是半开?有的人说，肯定要关上，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也有人说，厕所是要通风的，关住了会有异味。还有人说应该是虚掩着的。这就能吵个半天。”
　　“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床位，是餐室。后来呢，出售的是服务。现在更流行的，酒店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
　　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旅游管理，他对记者侃侃而谈：“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能成为国家的窗口，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
　　“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不是有钱就可以进上流社会。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就是一帮统治阶级、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其实不是这样的!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喝茶有喝茶的规范，抽烟有抽烟的规范。递张名片，握个手，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如果当众擤鼻涕，或者说抠鼻孔，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对不对?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我在昆仑饭店一直是一把手，从一家店做到现在30家店，从1000人做到1万人，最早跟着我的人，慢慢都从连长当了团长，从团长当了师长，从师长当了兵团司令。你要知道，国企是很复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能在一个岗位上干20多年，并且把我所有的部下，所有跟着我做的人带起来，不容易。”
　　
　　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
　　
　　他对琼瑶、金庸都不以为意，因为自己就是通俗小说的大作家。
　　他笃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比如纯粹的，没有交易关系的爱情。“我主要是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
　　“一个人可能很奸诈，很狡猾，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一个人整天吊儿郎当，在外面找情人，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不可能的――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东西。”
　　“现在文学界，流行写丑的。写边缘，写极端，以暴露，以批判为己任，或者写虚无。文学不完全是揭露，它让你认识生活，也让你认识善良，认识美，抚慰你的心灵。”
　　“其实写美是很难的，因为美容易让人家觉得矫情，让人抗拒。我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抗拒了，他能够看进去，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觉得讲故事的小说没劲，层次比较低。可是，你把中国的作家挑出来，有几个会讲故事的?我们的电影、电视剧，瓶颈就是故事，对吧?你像前几年几部大片，张艺谋的、陈凯歌的、冯小刚的，技术上完全上了世界商业电影的台阶了，被诟病的就是故事啊!”
　　但是讲故事的才能从哪里来呢?
　　“要把一个故事讲好，逻辑思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千头万绪的东西，理得很清楚，抽丝剥茧，一层一层铺展开来，还要收得住。可能我这些年从事行政组织工作，对理性思维有帮助。”
　　写作是海岩的意外收获。“他们老以为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说我都是想好了，外界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完全没有。老百姓希望大团圆，我从来都是写悲剧的；老百姓需要情节性很强的，我的节奏很慢。”
　　
　　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
　　
　　人物周刊：你经历过很多事情，最后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是怎么变成一个对于美怀有信念的作家的呢?海岩：做一个善良的人，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会吃亏。我就吃了很多的亏啊。你有两种出路：一种你要改变自己，你也要以恶对恶；还有一种，你可能认了。
　　当你把善作为一个人生准则，当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要改变它很难的。我觉得好人应该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当你做坏事的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你即使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做了坏事，你的内心也会有一种压迫，终有一天，你受不了这个重压，要去补偿。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金钱?
　　海岩：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你看所有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企业管理
　　人物周刊：你和出版商、投资人、娱乐圈打交道。看起来游刃有余。
　　海岩：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比如我在政府机关，在警察系统，在企业，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是生存的需要。那个时候没什么选择，我想选择一个独立的工作，不现实。不像现在，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我想当个画家，我画就行了，我想当个作家，我写就行了。
　　人物周刊：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
　　海岩：其实遏制很多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可能成就会大些吧。我大量的精力，最美好、最旺盛的时候，都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企业管理啊，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占去了你90％的精力。
　　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
　　他是自信的，只有在照相的时候，露出了微微的紧张。
　　有时他也是孤独的。
　　“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你可以用刀割它，削它，砍它，劈它，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高声喊：‘我杀瓜，我杀瓜，我杀瓜啊!’”
　　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音讯全无。他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还没拆开。
　　他请编辑打开来，“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
　　海岩的好运就这么打开了。《便衣警察》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以极快的速度走红。到长篇小说《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
　　“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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